说来非常惭愧，有不少人以为我书读得多、读得好，其实，我虽然读了，但不多也不好；也总有人让我提供书单，建议读哪些书，我总是提不出，也不愿意随意地提供一份书单。这些绝对不是我的谦虚，只是客观地表达我的真诚。读书，不是把自己的头脑当作作者思想的跑马场，而是要把自己带到思想的远方。

我始终认为，阅读要锻造自己的品质和品位，怀一颗敬畏之心，实事求是，像杨绛先生那样，做一滴清水，而不做肥皂泡。

这是一种自我警惕，也是对当下阅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批评，因为我发现一些教师读书比较浮躁，浮躁一定会带来浮华、浮夸，这“三浮”不是阅读应有的品质。阅读是认识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重要的是内心的体悟与充盈，绝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用来装点门面、作秀以至炫耀的。所以，阅读真正的品质是对读书的虔诚，把读书当作对心灵的洗礼。

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以下简称“省教科所”），我特别崇拜两个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少，但我视他们为我的楷模和老师。一位是孙孔懿，我称他是真正的学问家。记得当年他刚调到省教科所工作时，借住在江苏省幼儿师范学校（已被合并）的宿舍里，小小的房间里被一整排大大的书架占满，书架上层层叠叠地布满了一列列、一层层的书。孔懿读书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广泛阅读教育经典，深入思考，在学理上钻深，又与自己的见解结合起来，开辟教育的新视野，形成教育研究新领域。他专心写作，先后写成了《素质教育论》《学校特色论》《教育时间学》《教育失误论》等。二是专注于教育家研究，写成了《论教育家》。最近，他告诉我，这本论著几乎重写了。他又将教育家研究的重点投射在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上，写出了两本煌煌之作：《苏霍姆林斯基评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说》。孔懿研究、写作有一颗安静的心，甘坐冷板凳，如昆曲《班昭》的唱词：“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浮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这是写作的境界，也是阅读的境界，阅读的境界带来写作的境界。

另一位是彭钢，他是哲学家、理论家。他在大学时候学的是中文专业，可非常喜欢哲学。他将阅读与教育科研结合起来，让教育科研广阔起来、深刻起来。前几年他告诉我，他几乎把所有海德格尔的中译本读完了。他非常认真地读了海德格尔给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学生上的哲学课的演讲录，又集中精力啃下了1235页的《尼采》。这本《尼采》至今被称为“尼采的海德格尔阐释”，在学术界极有影响。现在他在读哈佛大学爱德华·威尔逊的著作。威尔逊是生物学家，哈佛大学动物博物馆“蚂蚁馆”的馆长，写成了《蚂蚁的故事》，荣获普利策奖，是普利策奖中唯一的非文学类作品。我问彭钢为什么要读海德格尔的书，他说可以让自己稍微深刻一些；为什么读生物学家的书，他说好玩。“深刻”与“好玩”联结在一起，就是健康的阅读心理和目的，而我缺少。

寻找到身边阅读的榜样，心无旁骛，这本身就是一种阅读。读人比读书更重要，在读书中读人，读书为了做人。从这个角度看，人比书长寿，也比书更伟大，因为有了人才有书，书的伟大实则是人的伟大。

读书该有个读书的地方。其实，处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也就是说处处皆可为读书台。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由此，“三上”便成了读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三个地方，三种时间，可谓清静自如，没人打扰，能自由自在地读书、思考；地方看似不雅，时间也零碎，但若能利用此地、此时，久而久之，总能收获一二。”以上这些文字是叶水涛先生发给我的，因为说得好，我就抄录了。

我以为以下地方是读书的地方，也应是读书必备的物质条件。一是床旁的柜子。我喜欢在柜子上放几本书或杂志，躺在床上，睡前、睡中（半夜醒来，睡不着了）喜欢把所有的报纸翻一遍，看一份往地上扔一份，有重要文章的存放在床上，准备第二天重点看，有的还要剪下来存读。在床上读杂志是十分惬意的，随便翻翻，总觉得在床边的案头正儿八经地读书不合适。

二是书桌。我常对自己说，退休前有张办公桌，退休后把办公室“搬”回家，改造成一张书桌。办公桌是临时的，总归要“退休”，而书桌永“不退休”。“不退休”的书桌意味着终身阅读，做个终身学习者。大概当下不少年轻人家里有化妆台，有牌桌，有酒柜，有钢琴，唯独缺一张书桌，挺遗憾。记得一位来自农村的男教师，一次在我组织的沙龙上讲述了家庭晨曲。一天起床后，他看见妻子在梳妆打扮，便说道：“女人应当有张梳妆台，我也应该有张书桌，我俩都要化妆，你是做容颜的美容，我是做精神、思想上的化妆和美容。”全场响起一片笑声，那是赞赏、认同的回响。

三是书橱。家里应当有几个书橱，至少应当有书架。江苏泰州中学前副校长、语文教育家洪宗礼老师在语文教育界作出了很大贡献，形成了“洪氏语文”教学主张与风格。他说：“我要从讲台前站到书架上去。”站到书架上，至少有三层含义：“我每天都要读书；我要著书立说，让自己写的书也出现在书架上；我自己变成一本书。”可以想见，从书架上再回到讲台前，教师就似是换了个人，脉管里的血重新换了一遍。书橱、书架好啊！

四是书房。有条件的家庭一定要安排一间书房。书房是家庭图书馆，书房是研究、写作、做学问的地方，书房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就是书房的主人，是图书馆馆长，是精神家园的缔造者。书房可以很乱，但乱得有秩序、有条理；书房可以有沙发，累了可以平躺；书房可以有零食，随时就着开水吃一两块······总之，书房应当舒适、温馨。“躲进书房成一统”，正是阅读、写作的极好感觉。我只要在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每当早上、中午、晚上夫人喊一声：“成尚荣，吃饭了！”我可以轻轻地应答一声，也可以一声不响，过几分钟，打开书房门走到饭桌，那才是读书人的“谱”，有种说不出的自豪与快乐。

有了床边的案头、书桌、书橱、书房，读书才有了踏实感、充实感，也有了仪式感和归属感。其实，这一切都是在安顿自己的心灵。

阅读，抑或说读书，是个大概念，不只是读一本本的书，还应读报纸、读杂志。所谓学问，就是要海量阅读；所谓思想，大部分来自读书。

在读书方面，最近一两年我有了阅读专题：一读美学。包括朱立元主编的《西方审美教育经典论著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王长俊、王臻中的《美学基础》，周清毅的《美的常识》，席勒、普列汉诺夫的《大师谈美》（李光荣译）等一系列的美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中央发了加强美育工作的文件，我原本就有一个计划，专门研究儿童美学。没有大量的美学著作的阅读，是不可能搞懂儿童美学的。二读实践育人方面的论著。实践育人是新课改的一条原则。要搞清楚何为实践育人，首先要弄懂何为实践。桌上堆了一些书：毛泽东的《实践论》，金岳霖哲学三书《知识论》《逻辑》《论道》，袁贵仁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韦尔纳·耶格尔的《教化：古希腊文化理想》（陈文庆译），赵汀阳的《四种分叉》，刘晓东的《发现伟大儿童——从童年哲学到儿童主义》，乌特·弗雷弗特的《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黄怀庆译），王勉三的《知行合一王阳明》，还有《马克思主义知识辞典》······古今中外都要读一点。三读“苏教名家”（江苏省教育家培养工程）规定读的书目：罗伯特·R.拉斯克和詹姆斯·斯科特兰的《伟大教育家的学说》（朱镜人、单中惠译），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林俊宏译），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几份国际教育发展的报告。以上这些书都比较难啃，难啃也得啃啊！难啃才有滋味、有嚼头啊。

我有个深切的体会，不仅要读书，还要读刊物。我每年都会订几份刊物。第一份是《新华文摘》。这本文摘犹如百科全书，政治、社会、哲学、经济、历史、教育、社会科学、新华观察、文艺作品、文艺评论、科学技术······选取当前学术研究的精华，大大地打开了我的视野，放大了我的格局，丰盈了我的学养，瞭望了世界和未来。此外，我还订阅了教育科研和课程研究的权威刊物：《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人民教育》。有人曾对《读者》不屑一顾，认为其文章是心灵鸡汤，对这样的批评，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读者》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和表达方式，给人以亲近感、新鲜感，还有特殊的美感，阅读时好像走在春风里，即使是心灵鸡汤又有什么不好呢？读书既要向上飞扬，也要向下沉潜；既要有深刻的哲理，也应该有心灵美的滋养；既要有宏大背景，还应回到人自身来，回到当下的生活来。《读者》往往出现在床旁，可以随时翻看，它更像我家里的一位成员，可以倾听，可以对话。

读报纸是我每日的必修课。近20年了，我订了以下报纸：《光明日报》，这是一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它让我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知识和教育，构建自己的知识图谱，听从知识分子良知的呼唤。《文汇报》充满着开放精神，它扎根中国大地，眺望世界，触摸未来，在多彩的表达中有另一种感受、另一种启发。《报刊文摘》的特点是短小精悍，灵活多样，尤其是第三版，都是极富哲理与穿透力的短文，常让我感叹“小即美”“小即大”的深义。

读整本书，帮助我建构一个体系；读刊物，帮助我在某一主题、某一论点上往深处走；读报纸，帮助我了解时事，把握走势。这是我阅读的图谱，我称之为“大阅读”，但还没有达到海量阅读的标准。

记得改革开放不久，我读了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大作《哥德巴赫猜想》，写的是数学家陈景润。读罢，我心潮逐浪高。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既然哥德巴赫有猜想，陈景润有猜想而且证明了一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猜想呢？读书是读的过程，读也应该是思的过程，边读边思，边读边猜想。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给这样的阅读取了个名字：猜想性阅读。

猜想性阅读基于以下理念：不要让自己的头脑当作别人的跑马场，而应让别人的思想激发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思想激荡起来、飞扬起来。猜想性阅读还有另一个重要使命：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我深以为，培养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应当是时代的主题，是走向未来的通行证。暂不说，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总导演张艺谋的创新设计令世人惊呼，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也暂不说，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顶尖级科学家峰会，所设计的每张桌子上铺着的白色台布，让所有参会讨论的人，随时在白布上写下自己的问题、想法、灵感，也许是一个问号，也许是一个图案，也许是片言只语······那些转瞬即逝的猜想都留在桌布上了。现在，我只想说猜想本身。猜想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的先导，想象是地球上最绚丽的第一朵花。学生的想象力需要教师想象力的呵护与激发，猜想性阅读正可以激发教师的想象力。

前段时间我读了《亲爱的图书馆》这本书，作者是美国最知名的纪实作家之一苏珊·奥尔琳。奥尔琳一度宣布封笔，不再写书，因偶然得知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火灾事件，重拾起她对图书馆的回忆和情感，这些回忆与情感聚焦一个词语上——“亲爱”。在书的扉页上，她引用了另一位作家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里的一句话：“记忆首先是相信，然后才是记住。”我们相信图书，相信图书馆，相信她们是“亲爱”的。由此，我想象到图书馆课程。图书馆应当是课程，图书馆课程应该构建起一个课程体系，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编辑给它加了一个主标题——“图书馆何以亲爱”。同样，我阅读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的著作《教育人类学》，书中提到学生非连续性发展的观点，我联想到教师的连续性发展与非连续性发展，道理是相通的：学生具有可塑性，教师同样具有可塑性。在一番联想、猜想后我写成了《非连续性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的另一论域》。我读过一套儿童哲学绘本《哲学鸟飞罗系列》，丛书的主角菲卢是一个六岁半的男孩，恰好处在开始产生社会性困惑的年龄，总是没完没了地提问题，全家人为答案吵得不可开交。晚上回到房间，他的好朋友——一只名叫飞罗的小鸟就会来到窗台，与他交谈。周国平认为这个飞罗其实就是菲卢，是他的那个理性的自我。我不断地猜想、综合，写成了关于儿童哲学教育的文章——《当教室里飞来哲学鸟的时候》······

呵，猜想性阅读把我带到了思想的远方。当读书建议成为阅读信条的时候，我们离思想的远方就不远了。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师》杂志2022年第4期。

作者系｜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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