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120万美元的哈佛毕业生为什么讨厌自己的工作？
ILLUSTRATION BY TRACY MA
2001年夏末，我作为哈佛商学院学生度过的第一周十分愉快，感觉像是资本主义的一段昔日美好时光。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 Warner)、雅虎(Yahoo)和纳普斯特(Napster)好心地连接着世界。安然(Enron)和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为墨守成规的行业带来了创新。乔治·W·布什总统——他本人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曾承诺要以务实的效率实现进步和繁荣。
接下来的几年将证明，我们（以及华盛顿和大部分美国企业）对经济和世界的真正了解是多么地少。但在当时，对895名正在准备让自己成为商业大亨的一年级新生来说，真正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的好运。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就像是一张中奖的彩票，一条通往改变世界影响力的镀金高速公路，惊人的财富，以及——如果走廊两旁那些自鸣得意的肖像能说明什么的话——一份终身从事的意义深远的工作。
因此，当我去年夏天参加第15次同学会时，我感到有些震惊。因为我发现，以前的同学中有许多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活并没有欣喜若狂——事实上，他们很痛苦。我听说，一位校友曾经营一支大型对冲基金，直到他被投资人起诉（而那些人正好是他的亲戚）。另一个人曾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担任高级职务，后来则被公司政治无情地挤走了。还有一个在产房里得知，她的公司被一个阴险的合伙人偷走了。
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过着相对正常、基本满足的生活。但即使在我那些比较乐观的同学中间，职业上的失望情绪也挥之不去。他们谈论着错失的晋升机会、疏远的孩子以及离婚法庭的可计费时数。他们抱怨工作没有成就感、单调乏味，或者干脆就是糟糕。一位同学描述，他每天必须投资500万美元——这听起来并不可怕，直到他解释说，如果他周一只投了400万，那么他将不得不在周二努力投入600万。而为了谋求下一次晋升机会，他的同事们总是在互相诋毁。那是一项压力巨大的工作，并且要在他不特别喜欢的人中间完成。他一年能挣大约120万美元，他讨厌上班。
“我觉得自己在糟蹋生命，”他告诉我。“我死后，会有人在意我多赚了一个百分点的回报吗？我的工作感觉完全没有意义。”他承认自己的收入和地位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特权，但痛苦似乎也是真实的。“如果你每天12个小时做一份你讨厌的工作，在某个时候，你的工资根本无法安慰到你，”他说。没有什么神奇的薪水能让一份糟糕的工作变好。他曾经收到过一家初创公司的工作邀请，本来很想去，但薪水只有原来的一半，他觉得自己被一种生活方式拴住了，根本无法接受减薪。“当我告诉妻子这件事的时候，她大笑起来，”他说。
在我们重聚之后，我想知道我在哈佛的同班同学——哪怕只是我在班上的朋友——的情况是否属于异常。于是我开始寻找这个国家职业心理的有关数据。结果发现，我同学的不满并非特例；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有比例高得让人吃惊的一部分美国人存在职业痛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61%的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从那以后，这个数字大幅下降，在50%左右徘徊；最低是在2010年，只有43%的员工感到满意，以上数据来自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其余的人则说，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对工作不开心，或者最多也就是不确定。甚至是在赋予崇高自我形象的专业人士当中，比如医学和法律从业者，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注意到了他们身上不满情绪的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我跟同学的对话，以及开始查阅的研究，答案可以归结为难以忍受的工作时数、政治内耗、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加剧、互联网孕育出的“永远在线文化”——但还有这些职场人士也说不清的原因，那是一种隐隐的感觉——他们的工作不值得他们投入那么多辛苦。
这种不满情绪之所以尤其反常，是因为企业现在可以接触到数十年来关于如何改善工作的科学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管理学和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纽约时报》观点文章撰稿人的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表示，“关于人们的需求，我们有大量证据。”当然，基本的财务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工作饭碗的安全感。然而，有趣的是，根据多项研究，一旦你能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额外的工资和福利并不一定会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更重要的事情是，诸如工作是否能提供自主权——能够控制时间的能力，以及根据自己的独特专长行事的权力。人们希望与他们尊重的人一起工作（最好还能一起消磨时间），以及对方似乎也尊重他们。
最后，员工想要感到他们付出的劳动是有意义的。“你不需要是在治愈癌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管理学访问教授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说。我们想要感到我们在让世界变得更好，即便只是像帮购物者在杂货店找到对的产品这样的小事情。“你可以是一名销售，或收费员，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看成是帮人解决问题，那么每天都会有100个机会帮助他人改善生活，而且你的满足感会大幅提升，”施瓦茨说。
表明意义如何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一个更显著的例子，来自200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两名研究人员——耶鲁大学的艾米·沃兹涅夫斯基(Amy Wrzesniewski)和如今为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杰出荣休教授的珍·达顿(Jane Dutton)——想要弄明白为何一家大医院的某些保洁员比其他人更有干劲。于是她们开始进行访谈。她们发现，出于设计和习惯，保洁职工中的一些成员将他们的工作视为不仅是清洁，也是一种治疗的形式。例如，一位女保洁员要拖脑损伤病房的地板，那里很多住院病人都昏迷不醒。这位女性的职责很简单：换便盆、捡垃圾。但有时候她也会主动擦拭墙上的画，因为她相信，昏迷病人环境中一个微妙的刺激改变也可能帮他们加速恢复。她跟其他康复患者聊他们的生活。“我很喜欢让病人开心，”她告诉研究人员。“这其实并不属于我的岗位职责，但我喜欢为他们表演一番。”她会来回舞动，给在床边守夜的家人讲讲笑话，尽量让每个人振作起来，或让他们暂时忘掉平日笼罩在身上的疼痛与不确定感。在两位研究员所领导的一项2003年的研究中，另一名护工谈及把同一房间清洁两次，以便让一位压力过重的父亲能够放松心神。
对一些人而言，其中的寓意似乎一目了然：如果你将你的工作视为治愈病患，而不仅是清扫杂物，那么任何时候你拿起拖把，都可能会有一种更深的目标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将这一简单经验加以内化的工作场所似乎少之又少。“有太多的工作是那种人们感到他们所做的是相对无意义的，”沃兹涅夫斯基说。“即使是待遇优厚的职位，或者你以为员工会有一种意义感的工作，其实人们感到他们在做的根本不重要。”对于我那些一年挣120万美元却痛苦不堪的同学来说，无疑真是如此。尽管理论上，他每天所做的投资能帮助筹集养老资金——因而也能帮到退休者的生活——但这种利他性很难从他在曼哈顿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办公室看到。“那对我来说只是屏幕上的数字，“他告诉我说。“我从没见过一位退休者能因我所做的而享受假期。这太理论化了，看上去几乎不是真的。”
如今在报纸上，在硅谷中，在那些有望参选总统的人里，展开了一场关于什么才是一份“好工作”的激烈辩论。我是一名商业调查记者，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有着奇怪的视角。当我和公司雇员交谈时，通常都是因为哪里出了差错。干我这一行，依赖的是那些觉得雇主行为不道德或忽视合理建议的线人。和我交谈的员工愿意讲述他们工作的地方的好与坏，以期我们都能从他们的深刻见解中获益。
而令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些员工通常看起来并非不开心。当他们同意和记者交谈——分享机密文件或帮助读者理解事情如何出了差错——原因并非他们讨厌雇主或极其不满。他们通常似乎是热爱他们的工作，也欣赏他们所效力的公司。事实上，他们欣赏到了足以让他们想要帮其改进的程度。他们参与其中也乐在其中。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是重要的——无论是天天来上班，还是揭发他们所看到的问题。
这些人做的是“好工作”吗？和我那位年薪120万美元却对公司漠不关心的朋友相比，他们是更幸运还是更不幸？谷歌那些每周工作60个小时但相当一部分餐食（或冷冻卵子）的支出由公司承担的员工，会比一个需要自己清扫办公室的德梅因初创公司创始人更满足吗？
随着媒体为2020年大选预热，关于什么是“好工作”，美国人可能会听到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有些人会把亿万富翁当作美国伟大荣光的榜样来赞美，也有人会批评他们是美国经济误入歧途的证据。在所有这一切当中，要记住，“好工作”的概念本质上是复杂的，因为归根结底，这场对话关乎我们最重视什么，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集体角度。即使是对于沃兹涅夫斯基和达顿研究中的护工那样一贫如洗的美国人，工作也往往不仅仅是一种挣钱的手段。它是目的与意义的源泉，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处。
在对“好工作”的理解上，我们有可能完全是错的。和哈佛商学院的同学们交流的时候，一个同学让我想起我同学会里的一些人，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痛苦——让他们自己也有点惊讶的是，他们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份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有回报的工作。我认识一个人，他成为著名的风险投资家；还有一个朋友建立了一个零售帝国，扩张到五个州；还有一个朋友在世界各地销售商品。有些人已经成为管理着自己的基金的投资者。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当初他们往往是班里的失败者，毕业后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他们完全被麦肯锡公司、谷歌、高盛和苹果，还有那些大风投公司和著名的投资公司无视了。这迫使他们努力去找工作，所以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们不得不努力权衡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要。这些大器晚成的人们似乎学到了巴里·施瓦茨等人所宣扬的职场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场所格外能给人带来启发，或者哈佛商学院教会了他们什么特别的东西（对此我有发言权）。相反，他们从挫折当中吸取了教训。最终他们往往会比其他人更富有、更强大、更满足。
这不是在说我希望任何美国工人陷入真正的困境，因为穷人或工人阶级一旦遭遇挫折，很可能会导致破产、饥饿或更糟的事情。但对于那些感觉在工作中很痛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一帆风顺的人生道路有时并不能教会我们，什么才是每天都能带来真正满足感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对风险进行评估和定价。在职业生涯中，我们以高学历作为投保，从而对冲遭遇不幸的风险；我们追求稳定的职业，以此未雨绸缪。然而，到了今天，稳定已经越来越稀缺，风险变得更难衡量。我们的许多保单最终被证明并不比安然公司更值钱。
“我很嫉妒那些有胆量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的人，”我那个年薪120万的朋友告诉我。“上学时，这样的风险对我来说似乎太大了。”但是作为失败者中的一员——我曾经申请过麦肯锡、几家私募公司和一家房地产集团，但都遭到了拒绝——决定进入薪酬最低的新闻领域（以哈佛商学院的标准而言）不需要我付出任何勇气。一些同学觉得我忽视了哈佛商学院为我在高级金融业和硅谷打开的大门，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不知道，那些门其实一直都是关着的——结果，我避免了受到轻松发财致富的诱惑。从那以后，我一直心存感激，感激这样的坏运气让我更轻松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无论是银行家还是清洁工，寻找人生意义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这通常要在生活中去学习，而不是在商学院的课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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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rles Duhigg，系普利策奖获得者，也是《习惯的力量》一书的作者，翻译：李建芳、Yizi、杜然，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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