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戴锦华：“大变局”已经到来，下一代人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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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 阿改
按：互联网、大数据、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今天的最新世代不仅是天生的互联网原住民，也将天经地义地成为不久将来“美丽新世界”的公民。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挑战在于，最新一次科技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导致宏观层面上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发生巨变，也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个体的行为：学习、社交、游戏、工作乃至面对死亡——在新的科技革命的语境下，过去的很多模式都主动或被迫发生改变，人如何能在剧烈的变动中保持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这是一个现在就需要思考并准备的问题。
而机遇则在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代人能像今天的新世代一样，如此天然地接近和拥有科技的力量。如果运用得当，他们理应能借此实现人类社会整体和人类个体在物质和精神的进一步飞跃；相反，他们也可能因为科技这一变量的失控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而面临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在某种程度上，思考“下一代人的未来”，不仅是为他们而铺垫的未雨绸缪，也是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迫切之举。
以下是《腾云》杂志对戴锦华教授的访谈：
01
腾云：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下一世代（泛指，而未必特指目前的儿童）更好地面对和迎接未来？当我们讨论如何（比如在教育上）为下一代“准备”更好的未来的时候，您觉得这是一个架空的想象吗？
戴锦华：
这个问题包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知识是有机的、传承有序的，它和世界的关联也是有机的，我们可以通过知识使得下一代与世界彼此关联—我对这个前提比较怀疑。
我们讨论未来，是因为我们希望拥有未来。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未来吗？在我而言，讨论未来，有着不可规避的危机感。
危机的其中一个表现，最直观的就是环境和能源危机，比如全球的极端天气，能源过度开采和可替代能源的缺席，等等，它通常在生态或环保的框架下被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是无解的，因为今天整个世界都在助推这个危机的发展，其背后主导的力量就是资本。而资本在金融、虚拟经济的语境下，已经完全无需人格化的代理人，它因此变成一个不可控力。
另一种危机，则是对上述危机的漠视。我们感知到了，但选择漠视，或搁置。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政治失序——从川普当选到英国脱欧，整个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中的制衡性元素都已失效。这一点，我在美国就感受到了美国知识界那种普遍的悲愤和无力，以及巨大的忧虑和恐惧。
但是，在整个讨论中，有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新技术革命——它不仅加速了前述两个危机的发生，同时也促成了整体社会生态的改变。
一方面，整个世界因此分崩离析了。一部分人得以生活在新生态中，另一部分人则远远地被抛离在这个生态之外——想想非洲奴工的孩子、拉美丛林原住民的孩子，以及中国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的孩子——生活在新生态中的孩子根本无法想象前者们的生活，而这是一个全球的结构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绝境”的出现。“个人主义”固然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个人权利等命题，但同时也包含个人如何组成社会的命题。而今天的新技术革命造成的一个问题是，孩子们的成长已经自外于现实的教育系统，他们通过iPad、Siri进行自主学习，而这部分知识可能完全不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之内。
换而言之，他们进入智能终端所连接的互联网空间，形成独有的游戏、娱乐、社交方式，成为众多“饭圈”中的成员。
我们这些非“数码原住民”，也会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自我，但我们下意识里会分辨哪个是自己的“主人格”，会尝试整合我们的自我。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已经无需这样做，多重阿凡达、多重马甲、多重ID……都无需整合，而且也没有整合的机制和意愿。过去人们会区分什么是现实世界，什么是虚拟空间，但看一看今天的电商、电竞、主播……你会说那些是“虚拟”的吗？
而我所描述的所有这些，其实都在指向我最开始所提及的那个“断裂”——知识的有机性、延续性，已经脆弱或稀薄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以为自己是以血肉之躯生活在这个真实的时空中，以为我们与社会的连接是真实的，这种观念，这种想象，某种程度上已经失效了。
在这个被新技术革命所改变的生态下，看一看宅男宅女，或日本的“御宅族”，“个人主义绝境”的出现，使得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一个困难的命题，而更大的担忧或许还在于，下一世代对“系统”的依赖性变得前所未有之强——既然可以自如地召唤Siri，那他们就可能不再需要通过搜索引擎进行主动检索；而依赖庞大的电商和物流体系，“宅生存”成为一种真实可行的生活。
去美国看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我发现，20世纪前半叶的艺术家，他们的画作中一定会出现劳动者，我原来以为，那是因为有左翼文化的影响，因此即便是艺术家的创作，也符合“向下认同”的社会趋势；后来我强烈认识到，不完全如此，而是因为劳动和生产就在他们身边。
而今天，当你睁开眼睛，你看不到“劳动者”了，劳动隐匿了，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金融贸易体系，全球化的商品物流体系，成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的机器，你的生存就建筑在它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一旦这个链条的某一环节发生错误，那么整个系统就可能崩塌。
所以，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下一代，谈论下一代的教育的时候，恐怕我们得先谈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理论，可能都失效了。我们又该怎样去更新我们的知识，重新设定参数，去认知今天的世界以及被改变的下一代呢？
前不久我受邀去谈教育的话题，我就提出一个观点：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整体地“宣判”一代人，“自恋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相信这些结论为真，那么一定不是某一代人病了，而是这个社会病了。
所以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一方面，前提是知识仍然是有机的，有效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拿什么去教育下一代。
我跟现在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一代，他们的教育起点不知道高了多少，但同时我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在接受了精致的、完备的教育之后，仍然缺少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的好奇心，似乎在整体上被剥夺了。
经常有海外的学者说中国学生不提问——在我的那个时代，外国学者也认为我们不提问，但我们不提问是因为传统文化基因中的矜持和胆怯，我们可能会在教授走了之后进行热烈的讨论，但现在学生的不提问，似乎就是真的不好奇。
这种不好奇，是不是因为现实因素的抑制所导致？是不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富于思考的自我，并不存在于现实的学习空间中，而可能有其他的表达空间—比如他可能是QQ空间的意见领袖。
我想说的只是，对于我来说，他们的世界是新的，是陌生的，而去了解他们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一代需要重新学习的过程。
02
腾云：此前看到一则消息，说在欧洲的某些国家，幼儿园是不教孩子读写的，孩子上幼儿园就是玩，在游戏中培养兴趣和激发创造力。人作为一种智慧生物，当面对新的技术环境时，他能否自我训练出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如果我们对下一代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教，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学得好？
戴锦华：
一旦进入比较教育学这个领域，那就非常专业了，我不敢发言。但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在美国刚好跟一个研究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博士做过邻居，我也通读了他的博士论文，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震惊的体验。
他所了解的美国中小学的现状和问题，跟我们此前对美国教育形成的想象和定势基本上南辕北辙。某种程度上，美国的教育制度比中国的更“残忍”，它要求学生在追求学科的优异成绩的同时，还要训练辩论、组织、实操等能力。
它是对英国工学制度的模仿，是一种高压式的教育，而这几乎是美国教育秘而不宣的秘密。至于北欧各国，到今天为止，都是特例——终身免费教育，但他们的问题是自己教育出来的精英大量外流。
而我相信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教育的观念应该完全改变。
此前，我们的教育以传承知识为目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记诵就变得很重要，孩子们在认字之前就要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回到根子上去说，这件事是违背自然性的——所有的哺乳动物的生存技能都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唯有人类不是，所以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头开始，用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以便于在人类的世界中能生存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的记忆和传承就成为必需。但在今天，知识的记忆和传承已经可以由存储器来完成，也就是说，知识教育的意义被改变了。
因此，今天教育的意义，应该是思维能力的培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一个会提出问题的人，因为只要你提问，就会有回答——在数据库足够完备的情况下，你可以一键调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而怎么去处理和使用它，才是重要的。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危机：倘若停电了呢？因此，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矛盾中——从进步论的角度来看，现有的教育体系应该被变革，但在应对危机的意义上，我们是不是仍然要把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硬件软件环境暂时搁置，去对孩子进行旧式的训练。这是我所不能回答的。
03
腾云：有一种可能性是，人类以后可以通过植入到大脑里的芯片，随时调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因此过去长达30年的学习过程可以被省略了，人类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创造。您对这个假设或想象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戴锦华：
在电影《谍影重重》中，失忆后的Jason Bourne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块芯片，他必须划开自己的身体，把芯片扔掉，然后才去寻找自己。
这个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过去，我们需要把芯片扔掉，才能回答“我是谁”；而今天，我们一直在想象如何植入一个芯片——从此“我”就不是封闭的、独立的、肉体的自我，机器成为我们身体的延伸，或者，我们成为机器的延伸，成为Matrix的“电池”。
我不担心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的到来，或者未来出现“人机大战”，比那个现实更早到来或同时到来的，是我们已经与机器结为一体，因此，赛博格（Cyborg的音译，即义体人类、生化电子人，用机械替换人体的一部分、联接大脑与机械的赛博格系统）才可能是一个更需要被迫切讨论的问题。
04
腾云：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他的《未来简史》一书中说，借助科技，最富有的那些人将由智人“进化”到神人，因而跻身不可超越或难以被挑战的阶级。
戴锦华：
是啊，所以人类社会最后的公平——死亡的公平，都将不复存在。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个阶段，那就是人类文明自我抹除的时刻——在自我赛博格化的过程中，人类的意义不存在了，或者说，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意义不存在了，从此贫者恒贫，富者恒富，有权势者成为更优秀的物种，将成为唯物主义现实。
所以，我们究竟拿什么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就像电影《雪国列车》里所描述的，我们是在首车的立场上去教育他们，还是在尾车的意义上去教育他们？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做赛博格，还是让他们接受只有少数人能成为赛博格？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经常无言以对，而我其实很庆幸，自己可能不必经历这个过程，而可以以血肉之躯——到了该滚蛋的时候就滚蛋吧。
与机器对弈，在未来会不会演变成全方位的“人机大战”？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或许我们应该去讨论赛博格化这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05
腾云：回到我的个体经验：小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思想品德，里面会特别强调三个字：真善美，回到字面意思，您觉得这三个字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选项吗？
戴锦华：
我很怀疑。真善美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在中国并没有找到它对应的所指。
当我们回头看过去“中国崛起”的一百年，会清晰看到中国艰难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时，它的未完成，不是因为现代化的程度不够，而是它的自我建构本身未完成。
阶层固化，社群撕裂，自我分裂，即便抛开对极端利己主义、极端功利主义、极端拜金主义、极端成功学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共享的价值。
人的自我建构，应有一个超越性的价值系统，但现在看来，那个有着不变的价值、原则、逻辑的系统未必在。因而人与人之间就很难形成共识。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三观”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些什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每一个构成“三观”的历史性内涵和现实性义旨及其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较这个真，那我们很多讨论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06
腾云：关于真善美，有一种说法是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我们如果以现在的教育模式去教孩子，而不训练或培养孩子们的艺术思维、艺术技能，那么他们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对于“美”或者艺术可能起到的作用，您对此抱有期望吗？
戴锦华：
我大概不会把期望集中放在艺术上，我觉得最广义的人文学，即对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培养和共享，有更大的意义。成功的人文学教育，应该能强化我们的想象力。
几次科技革命改变了很多，但唯一没改变的就是现代主义逻辑，这一逻辑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它所创造的高耗能的文明类型，注定已经不可持续，所以，人文学在教育体系中能否占有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能让整个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共享想象力，那么可能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我每年访问美国都会去见科幻小说作家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她每次见我，都说我太悲观了，说我们还有办法。
关于如何跟麻烦、危机共存，她的解决方案朴素之极——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每周少洗一次澡，每次洗澡的时候，把时间限定在15分钟之内；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动物做朋友，等等。她最激进的一条建议是，我们少生孩子，彼此做亲人。
她始终认为我们来得及，我们有办法把地球救下来。每次见到她，我都会觉得特别受鼓舞。她不会讲世界末日，而是讲与麻烦共存。她真的是把女性的生命经验变成一种资源，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
07
腾云：回到《未来简史》，这本书认为，过去人们相信某个观念，实际上是因为相信这个观念背后的故事，比如宗教背后的故事。将来是否存在一种趋势，就是人们创造一个新的故事，以及基于这个故事的信仰，来引导我们的走向？
戴锦华：
我觉得，全球范围内宗教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本身就是知识破产的结果。
曾经，世俗化社会战胜了宗教社会，是因为我们相信理性主义的故事，我们相信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并主宰自己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讲不出自己的故事了，尤其是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故事了。
过去我们相信，只要努力，明天就会更好；即便我们不幸福，我们的孩子以后能幸福，这样一种信念，在全球范围内都破产了。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现代主义逻辑自身实践演进的结果，所以，我们是否能在整体上、批判性地去反思现代主义逻辑，去直面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去关注哪些问题可能在什么点上爆发危机，我们又能如何去延缓和制止危机的发生，如果不能，那人类的大多数能否在危机爆发中幸存。
回到我自身——我愿意这么去做，可能只是为了换得自己心安，等到自己走的时候，我可以安心地面对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我搞了一辈子教育，却不相信教育。我不相信可以通过知识去改造、改变他人。我不相信，也不喜欢这样做。但我相信教育或知识能打开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将会成为种子。
我记得当年看电影《钢的琴》，看到废弃车间里，一棵小树从水泥地里长出来，而且开出一树白花的时候，那个场景我特别印象深刻。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的最后的乐观所在。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有了一点心灵的余裕，去思考这些奢侈的本体论问题。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的确希望“看见”他人——如果你能够“看见”他人，也许你对自己生命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
经常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我走了世界很多地方，不是去寻找熟悉的东西，而是在寻找陌生的东西；不是寻找和自己相同阶层的人，而是寻找那些我从来不熟悉或在我想象力之外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我遇见他们，甚至成为他们中一些人的朋友，这样，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好像落到了地上，他们喜欢我，比我在网上拥有5万粉丝，令我高兴得多。
大概近5年来，只要是时间允许，只要是公共演讲的邀请我基本上都接受。因为我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可能有一天，我们就永远隔着屏幕了。
所以我还是想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用真实的身体面对真实的人群，给他们讲什么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当我们身体的媒介性已经被开始剥夺时，我就想借助身体的媒介性，最后能传递一点什么东西。
08
腾云：以前看《黑客帝国》时有一个感受，就是当一切都无解的时候，爱或者爱情总会成为拯救的力量。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爱还能扮演什么角色？
戴锦华：
今天中文里的“爱”基本上就是英文里的“Love”，而Love在整个英语世界中当然是一个神话，所以《黑客帝国》中当Neo说“我爱你”的时候，Trinity就活过来了——我记得当年看了好失望， 觉得这个梗太老了。
不过我也会想起切·格瓦拉说过的一句话：“还是让我冒着被人嘲笑的风险说出来吧——引导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彼此相伴，像亲人一样相互依存，当灾难到来的时候，至少还有人手牵着手，共同面对死亡。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赋予社会有机性，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东西。
日本在经济衰退期出现的“御宅族”，到了中国也那么普遍，我认为跟独生子女政策下两代人不同的生命状态有关——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亲属关系网络的一代，等到他们的下一代，叔叔、姑姑、伯父，等等，这些概念都开始变得没有意义。
你说社会教育也行，社会修复也好，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尝试一下，去建立彼此像亲人一样的关系，在那个关系里，爱是非功利性的，不是别人告诉你说，我们是平等的，而是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对方跟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又觉得，爱是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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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阿改，艺术媒体编辑；受访者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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