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德国 : 一个了解德国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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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二代在德国
来源：新华二代在德国
人们可以通过很多视角去了解一个国家。在过去，有无数文章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德国，阐述德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历史以及德国人的特征。其中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文章。但更多的文章反而增加我们对德国的误解。总的来说，我们对德国的理解依旧是不透彻的。
今天，我想在众多视角中再增加一个: 疫情下的德国。此次疫情起源于中国武汉(不带任何批判性色彩)，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很多人都在称赞中方执行力，“世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同时隔离数千万人“，表示这是中国体制优势的最好证明，是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看到类如“武汉加油“的标语，各国华侨感人的援助行动以及国内同胞的各种物资支援或捐款等。
今天，新型冠状病毒也在德国蔓延。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德国是如应对疫情的？首先，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中德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我想尝试着指出，中德制度差异具体体现在哪里？由于制度、体制或社会结构不同，德国不可能向中国“抄袭作业“。德国体制难道就没有自身优势可言吗？我们逐步来分析下面几个因素。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分16个州。卫生跟教育一样，都属于各个州的管辖范围。德语统称Ländersache。联邦卫生部不能直接插手。换句话说，联邦卫生部的权限是有限的，不能想干啥就能干啥。联邦卫生部的权力被《基本法》套在权力的笼子里。身为联邦卫生部部长的权力范围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教育领域，各个州的教育部长和联邦教育部部长通过协商达成宏观政策，最终由各个州的教育部按照自己的特殊性落实具体教育政策。为什么德国至今都没有统一“高考“(einheitliches Abitur)？因为联邦教育部部长的权限很有限。为什么联邦教育部被禁止资助某所公立大学？因为法律上禁止。
以此类推，卫生领域也大同小异。联邦卫生部根本没有权力对各个州的卫生部发号施令。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案例。近几天，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恩和联邦内政部部长泽霍夫(注: 泽霍夫在1992年到1998年也曾出任过联邦卫生部部长 )召开了联合紧急新闻发布会。其中就包括是否取消在柏林举行的全球最大旅游展(ITB)。两位联邦部长表示，他们只能建议取消，但最终做决定的是柏林市政府，而不是联邦卫生部或内政部。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柏林Wilmersdorf区政府表示，“对于我们而言，没理由取消ITB“。这是为什么？因为ITB的展会地点就在Wilmersdorf。该区是受益者。但是，区政府毕竟是区政府，它做不了主。最终柏林市政府决定，临时取消ITB。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柏林市政府没有下达取消命令，而是大幅度提高对举办方的门槛。举办方不可能做到，只能宣布临时取消。但如果举办方一意孤行，它将承担一切后果。虽然无奈，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取消吧。理论上而言，柏林市政府可以不听从联邦卫生部的建议。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柏林市政府做出了明智的判断。
二
结构差异
延续第一个话题。既然联邦卫生部不能直接干预，各个州的卫生部(Gesundheitsministerium des Landes)承担首要职责和义务，比如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协调工作和事态评估。如果涉及到另外一个州，必须要还要跟它进行跨州协调。按照各个州的人口或面积，每个州的卫生局数量和规模都不一样。人口只有70万的不莱梅怎么可能跟人口超过1700万的北威州相提并论？
北威州由31个县(Kreis)和22个县级别的城市(kreisfreie Stadt)组成。疫情重灾区是北威州的Heinsberg，总人口约26万，总面积约628平方公里(柏林总面积约9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05人(相对比: 武汉的人口密度是5400人，北威州人口密度最高的县级别城市是Herne，每平方公里3041人)。Heinsberg(注: 他是德国最西边的县，距离法国很近)县的重灾区是一个叫Gangelt的小地方，总人口12000人，总面积4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255人。
德国最西边的县，Heinsberg
北威州第一位传染病患者就来自这个Gangelt。他们是一对夫妻，曾在2月15号参加Gangelt的狂欢节。据当事人称，他们接触过“很多很多人“。参与那次活动有大约300来号人，其中有几十人被传染。300多号人加上他们的孩子一共约1000多人。这一千多人已经在家进行自我隔离。据北威州卫生部部长Karl-Josef Laumann表示，针对Heinsberg灾区已经成立了一百多人的紧急队伍。第一线的具体工作操作跟联邦卫生部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北威州卫生部的事。
有报道说，北威州这两位初期患者之前跟家人在位于勃兰登堡州的Tropical Island的室内游乐场度过了几天。据媒体报道，当地卫生局已经针对Tropical Island所有员工进行检查。这也跟联邦卫生部部长没有直接关系。
德国和欧盟体制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则，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ätsprinzip“)。由于上下级分工明确，在固定管辖范围内，上级不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但如果事态已经超出下级的能力或资源范围，需要上级援助，上级才可以介入。要不然算上级越线，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辅助性原则是德国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只要是属于下级行事范围内的事，不需要先获得上级批准，而是自己就有主动权。
三
危机意识
延续第二个主题。由于上下级分工明确，实行问责制。因此在这种大环境和体制下很难出现李文亮事件。因为人人都可以是李文亮。在正常情况下，不仅不需要上级要求，反而上级会要求下级积极汇报真实数据。当然，德国也会出现下级向上级隐瞒数据的现象，但很数，不是常态。
斯潘恩在很早之前就提出建议，假如诊所或医院医生发现任何疫状，要立即向当地卫生局(不是联邦卫生部)汇报。斯潘恩只能建议，不能强迫。
很多人都把Christian Drosten看作是德国版的钟南山，因为他敢说实话。其实，德国有很多钟南山。比如汉堡的病毒专家Jonas Schmidt-Chanasit和哈雷市大学病毒学教授Alexander Kekulé等。
Drosten
Jonas Schmidt-Chanasit
Alexander Kekulé
Drosten早在世卫组织是否考虑针对中国提出卫生应急之前就向《南德意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说到，宁可多提一次卫生应急也不能少提一次。德国华人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曾经是首次发现Sars病毒的专家之一，也是此次疫情首次研发出快速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法的德国专家。他在北威州出现被传染者之前就说过，德国医院以及医疗体制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尤其是他所在的柏林Charité医院。然后他又说，疫情的蔓延很有可能不可控制。如果德国被传染者数量短期内暴增，德国医院会很快就会面临各方面的严峻挑战。说到危机意识，他应该比世卫组织更有危机感。
说来很有意思，当某些国外专家建议世卫组针对中国宣布卫生应急时，很多国内网民表示，这是西方势力有意在搞垮中国经济。今天，这位德国版钟南山说到德国医院或许真的还没有做好面对此次疫情爆发后的全方面为准备时，却获得很多德国华人网名的支持。
在他之后，有更多德国病毒专家对媒体发表意见，比如上面所说的Jonas Schmidt-Chanasit和Alexander Kekulé。另外还有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文中简称RKI)主席Lothar H. Wieler和副主席Lars Schaade在北威州疫情爆发之前都表示，疫情没有那么严重。之后又稍微改口，说疫情比流感更危险。副主席Lars Schaade依然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佩戴口罩或消毒液，因为没有科学依据证明它们有效。只要用水和肥皂勤洗手就够了。
Lothar H. Wieler
德国病毒专家在面对疫情问题上的看法比较一致。他们给出的意见也大同小异。比如在现阶段都表示疫情蔓延不可控。最主要的是要尽快切断传染连(Infektionskette)，减低病毒的蔓延速度、要重视，但不能陷入恐慌，因为恐慌更难治。
一位来自北威州诊所医生表示，最佳的遏制办法就是断崖式方案，既封城。但所有其他专家都不支持封城。对此，Kekulé教授说得最详细。他认为，一旦宣布封城就意味着承认为时已晚。Kekulé还说道，隔离是把被传染者跟非传染者隔离，而不是把他们都放在一个空间，到时候健康的人也会被传染。一旦某个德国城市被封，很多健康的人会意图逃出隔离区，因为他们不想跟被传染者关在一起。这只会增加被传染的概率。
说到封城，应该由谁去执行？地方警察、联邦警察还是德国防卫军？大家都知道，德国是一个缺少警察的国家(这是导致近几年德国治安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大城市的警务人员原本就不够。2015年出现难民潮后，管控边境的任务由联邦警察承担。德国防卫军(Bundeswehr)几乎不怎么参与境内发生的事(对内安全主要由联邦警察、联邦总检察院、联邦刑事局和联邦宪法保卫局负责)。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黑色秋天“(Schwarzer Herbst)恐怖事件就右联邦刑事局和总检察院负责。2003年发生的易北河洪水也没有出动防卫军。真正意义上调动防卫军发生在1962年的汉堡水灾(导致315人死亡)。时任汉堡市内政部部长是施密特，后来的德国总理。很难想象联邦卫生部部长可以调动防卫军来封城。它涉及到德国体制或治国的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相对原则(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它是指，面对一个问题，只能以相对的措施应对，不能过度。相对原则在司法界很常见。犯什么罪，就要接受相关量刑的惩罚，不能过度。以此推论，德国疫情还没有严重到那种地步，因此措施也不能过度。
四
联邦卫生部部长的"难处"
此次遭到华语媒体批评最多的是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恩。很多人都认为他低估了德国疫情的风险，以轻描淡写的态度对待疫情、批评他过于自信，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竞选基民盟新一轮领导人。
问题是，情况真的这样吗？不一定！现在下这种结论视乎有点言之过早。假如他有失误，这个锅不是那么轻易就被甩的。假如他在现阶段有失误，今后可以弥补。假如他现阶段表现得不错，今后还是有机会把事情搞砸。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雪亮滴。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几个结构性的事实。
在德国出任内阁部长不一定自身具备专业知识。历来如此。顾及到斯潘恩目前间接参与四月份基民盟新党魁之争，此次疫情是对他的一个政治考验。如果搞砸了，会直接影响到他今后的仕途，给人留下一个失败的危机管理者的标签。但如果处理妥当，他的仕途更是前途无量。这绝对是一个机会。一般人还没有。他每走一步都会考量其后果。在很多人看来，他可能给人一种有点犹豫不决，没主见，没有河北省委书记这般雷厉风行的特立独行的作风。对于他本人而言，谨慎行事是最保险，也是当下最妥当的处理方式。
他不像58年前的施密特那样，可以任性地调动军队(更何况没到那个地步)。目前处境也没有当时那般迫在眉睫。他也没权力调动联邦警察。面对当下疫情，卫生部部长很难以一己之力将其克服。他的权利范围很有限。他需要，甚至依赖跟其他内阁部门合作，比如内政部。恰好现任内政部部长曾经也是卫生部部长。
左边: 斯潘恩 右边: 泽霍夫
Kekulé批评卫生部以及德国政府没能拿出一套全国性的统一方案。对于卫生部而言，联邦卫生部原本就有一套现成的国家流行病计划(Nationaler Pandemieplan)以及各州有自己的流行病计划。前不久，斯潘恩已经通知各州卫生部，随时准备启动流行病计划。但是，开启德国流行病计划要符合一个先前条件，世卫组必须事先宣布已经出现流行病。这就意味着，一旦世卫组宣布，德国联邦以及16个州会自动开启流行性计划。德国从2005年首次颁布国家流行病计划，每隔两年更新一次。上一次更新时间是2017年。它的主要内容如下，给大众提供最新信息、实施义务性汇报(哪里出现疑似患者，立即汇报，这一点已经在做了)、关闭公众场所如幼儿园(Gangelt已经在做了，到3月6号)、学校、禁止集会、禁止大规模活动(柏林每年一度的旅游展已经被叫停)、隔离措施、对公众场所的消毒、增加医院病房(推迟常规手术，据最新信息显示，也已经在做了)、设立危机小组(流行病计划里有明确规定，它由联邦卫生部和联邦内政部联合负责，这也已经落实了，仅仅25万人口的Heinsberg县也成立了100多人的危机小组)、对现状的观察和即使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流行病计划(巴登弗尔腾堡州在三天前已经做出调整)、危机小组的专业顾问由RKI、Paul-Ehrlich-Institut和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 (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 Medizinprodukte )担任。
国家流行病计划不是针对此次疫情而准备的。它是现成的，放在抽屉里已经15年了。每个州都有。按照实际情况会做出适当调整。比如，德国此前只有把中国到德国的游客列入风险群体(Risikogruppe)。现在，德国把风险群体扩展到韩国、伊朗和意大利。对于中国，还明确把湖北省，尤其是武汉，浙江省的温州、金华和杭州都列入风险群体。
很多人嘲讽斯潘恩，说他的自信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情况明明已经很严重，居然还这样轻描淡写？是为了维稳吗？众所周知，他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除了德国版钟南山Christian Drosten曾经多次表示以外，Marburger Bund (注: MB是一个德国医生协会，成立于1947年，它代表了德国11,6万名医院医生，总数是16,3万，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医生协会) 也认为，德国医院针对此次疫情蔓延已经做好了准备。据该组织主席Susanne Johna说到，德国医院有明确的结构，一旦发生流行病，大家都知道该做什么。但她又补充道，假如流行病蔓延无法控制，对传染连不知情，将会成为一个大问题。Drosten还说道，德国针对肺炎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
Susanne Johna
此外，联邦德国地方政府协会常务理事Gerd Landsberg表示，德国不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后才开始做准备的。即便德国目前出现很多被传染者，但没必要恐慌。据德国医院协会表示，德国一共有28000张重症监护病床，大部分都佩戴呼吸技术设备。但最多只能提供10%到15%的病床给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这也相当于3000张重症监护病床。如果说德国医院在面对此次疫情已具备一定能力，是有依据可寻，不是斯潘恩独自瞎编的。
斯潘恩前几天在罗马参加欧盟卫生部部长会议时曾发表过意见，疫情发展在下周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正处于流行病初始阶段。如果仔细听他说得话，他并没有淡化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一再强调，不要恐慌。面对疫情，小心和谨慎跟恐慌不能相提并论。难道非要让他说，"大家尽早逃离德国，都到中国避难"，才能显示问题的严重性吗？
的确，能够随时封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不是所有国家能做得到的。但别忘了，第一，世上压根就没有那么多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欧洲和美国都没有。第二，封城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措施。很多国家压根就不需要走这一步。如果你相信上面所介绍的这位德国专家所说得话，可能你会支持他的观点，封城就意味着承认为时已晚。“为时已晚“在任何情况都不应该成为最佳措施。
德国政治家的执行力或权力没有一人能比得上中国任何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包括德国总理在内。因此，类似于省委书记这种强人在德国就没有，因为体制不允许。这种对比没有太大借鉴意义。如果想借鉴，必须先废除德国《基本法》。这个似乎更不靠谱。
德国卫生部部长的职位或许很弱，权限处处受限制，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当下德国不推崇强人治国，而是以合作型的制度治国为导向。即便由其他人出任卫生部部长，他的措施或许也大同小异，不一定比斯潘恩做得更出色。斯潘恩在表达和描述疫情真实状况以及事态进展和避免引起恐慌之间做平衡。他的用词会很谨慎。他并没有给大家画饼，打出德国必胜之类的空虚口号。实事求是地讲，看完很多他的视频后，他没有给我一种“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感觉。他应该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也知道接下来 -假如事态发生变化时 - 该做什么。
简单地说，联邦卫生系统的结构(联邦、州和地方)和分工很清晰，大家在其位谋其职。这样会缩短应对时间。在抗疫情面前，时间往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被更新六次的国家流行病计划此次必定会派上用场(部分其实已经派上用场了)。在人命关天时刻，真实数据很重要，时间更重要。
德国还有一个联邦民事保护与抗灾组织局(Bundesamt für Bevölkerungsschutz und Katastrophenschutz)，在其官方网站上还能下载一份专业的自救指南。一旦发生灾难，每人需囤积大约10天的粮食，比如20公升饮用水(每人每天两公升)、3,5公斤谷物、面包、面和米、4公斤蔬菜、2,5公斤水果、2,5公升奶制产品以及0,357公升食油。
官网链接：https://www.bbk.bund.de/SharedDocs/Downloads/BBK/DE/Publikationen/Broschueren_Flyer/Buergerinformationen_A4/Checkliste_Ratgeber.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到最后，我还想向大家说三个真实小故事。
1.） 疫情下的诈骗行为
一群来自勃兰登堡州的犯罪团伙想诈骗一位85岁的德国退休老人，说自己是他儿子，现在正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需要22000欧元。于是这位老人通知了当地警局。
2.）疫情下的欺骗行为
一位29岁的男士为了避免杜塞法院的上诉，然后称自己已被隔离。当检察院向当地卫生部门咨询的时候，纸始终包不住火，谎言立马被揭穿了。
3.）疫情下的“隔离天使“
图由于Gangelt小镇有上千人自我隔离。她，一位47岁的女士在脸书上成立了一个名为“Gemeinsam stark gegen den Virus“的群。三天内就有300多人入群。他们主要负责给被隔离群体购买食物，放在他们家门口。
PS:
1、有时候，想了解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看政客都说了什么，而是观察那些普通老百姓是怎么做的。例如，假如Gangelt是德国版武汉，德国人如何看待被隔离的群体？是歧视还是辱骂，或者有其他表现？再例如，据很多网友表示，很多德国商店的消毒液和口罩断货了。同时，周六的德甲还是踢得不亦乐乎，上万人的球场爆满。这可属于大规模的聚众活动啊。为什么没被禁止？德国人真那么傻X吗？
2、德国疫情还会在继续蔓延。希望德国华人保持警惕，多关注新闻报道，不要恐慌。恐慌不能治病。
一个“美漂”湖北人：我在美国被怀疑新冠疑似，但这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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