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太太的客厅”，创造世界的微小奇迹
想把我看到的写给你看，讲给你听。
▲瓦内莎·贝尔，《自画像（Self Portrait）》，约1915年
瓦内莎到哪里，哪里就是英国文化的新坐标，她的家是名副其实的“太太的客厅”，是布鲁姆斯伯里真正的女王，是才子佳人们的精神纽带，是突破禁忌的女性先锋。
文 | 祝羽捷
搬家意味着要彻头彻尾的换一种生活状态。
1904年，瓦内莎的父亲去世了，她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卖掉跟父母居住的海德公园门22号房子，带着兄弟和妹妹，搬去位于伦敦中北部的戈登广场46号。
早在她16岁时母亲去世，那个时候她已经承担起半个母亲的角色，尽管有七个仆人照应，她帮着父亲打理家中一切，生活还是有点透不过气来。
住到这个中产阶级街区，瓦内莎仿佛打开了新的人生，她的名字也跟街区的名字“布鲁姆斯伯里”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让我们记住她的还有她的女画家身份，以及她那个赫赫有名的作家妹妹——弗吉尼亚·伍尔芙。
住在国王十字街火车站一带时，我常常在早晨朝着大英博物馆的方向跑步，跑进布鲁姆斯伯里区，这个区虽没有切尔西、南肯辛顿的雍容富贵，可有自己极简而精致的气质。
整齐紧密的乔治亚时期的房子，白色的门窗从来不会褪色变脏，黑色的铁栏杆象征性地围护着房子，比起大部分区域这里算得上地段昂贵，门窗紧闭，安静和谐，很少看到有人进出，可以想象里面生活的人锦衣玉食，不被打扰。
那些所谓的广场密布在伦敦的住宅区，很多广场其实称不上广场，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型的街坊花园，有绿植、小径、长椅，可以供人歇脚，不过都是方方正正，墨守成规。
戈登广场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一个幽静的门前花园，却无法跟前卫、先锋、反叛这些字眼联系到一起。
谁会想到一团不安现状的烈火曾经就藏在这个宁静的小广场里。
▲瓦内莎·贝尔，《斯塔特兰德海滩（Studland Beach）》，约1912年
没有了父母的干涉，住在这里的瓦内莎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在那个没有高等院校接收女学生的年代，她和妹妹没能像兄弟们那样到剑桥大学深造，基本上在家学习语言和历史，家里企图把她俩培养成不出错的英国淑女。
瓦内莎前后去了两个艺术学院学习绘画，成为皇家艺术研究院里约翰·萨金特的学生。那是她逃离繁文缛节的快乐时光。
她下定决心成为画家，1906年在家成立了“星期五俱乐部”，作为一个画画和社交的场所。
弟弟们带来在剑桥结交的朋友，瓦内莎乐于结交画家，随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进来，组成了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就是活跃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个不怎么正式的文艺圈子，里面有名的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画家邓肯·格兰特，音乐家西·特纳，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作家福斯特等，甚至还有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
除此之外，哲学家罗素、诗人T.S.艾略特、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奥尔都斯·赫胥黎也与布卢姆斯伯里派过从甚密。这个组织存续在20世纪上半叶，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聚会也没有间断。
据说这个团队里有近乎一半的男人都爱上过瓦内莎。
瓦内莎热情好客，似乎有着奇妙的能力，可以将这些看上去不相干的人聚拢在一起，在外面他们各个都是在自己领域傲娇的才子。
小时候家中常常接待父亲的朋友，瓦内莎从不畏惧接待德高望重的陌生人，她聪明敏感，落落大方，尽管伍尔夫跟她有着相同的身高，却显得比姐姐苍白柔弱。
瓦内莎和伍尔夫都厌倦上流社会的装腔作势，在家里的客厅，她们享受着跟伦敦最优秀的青年平等的交流。
她们不是金钱的势利眼，才情和见解是她们筛选客人的标准，每次客人们散场，关上房门她们还要对客人们的表现做一番讨论。
组织得比较松散，但几乎每周都要聚一次，每次晚餐的主题选定得严肃，发人深思，正如英国学术讲究的批评性思维模式，每个人要有真知灼见，但不需要彼此认同。
这些交流对成员日后的事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都积极参与营造有利的机制，提倡个体自由和明达，很多灵感和思考都出现在舌枪唇剑中。
▲瓦内莎·贝尔，《俱乐部回忆（The Memoir Club）》，1943年
作为沙龙的女主人瓦内莎，当然会成为每晚的焦点，她没有英国女人惯有的严谨刻板，倒像位美丽浪漫的法国女郎。
伦纳德·伍尔夫评价她说：
“对很多人来说，她的在场是令人畏惧的，因为她太强大了，她的光芒令人畏惧。我自己从未觉得她强大得令人害怕，部分是因为她拥有我听到的最漂亮最好听的声音，部分是因为她作为女性的沉静气质。”
这个聚会在这些会员们心中有着无比的魅力，一部分来自瓦内莎，一部分来当晚艰深活泼的智力游戏。
瓦内莎毕生好友凯恩斯曾经说过“贵族是愚蠢荒谬的，而无产者总是像‘乡巴佬’，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只产生于中产阶级”。
可见布鲁姆斯伯里派正满足着他们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全部想象，包括旗鼓相当的智力交流、对艺术的热爱和见解、对社会进步的责任心、甚至多向度的情感追求。
▲瓦内莎·贝尔，《另一个房间（The Other Room）》，1930s末
爱情、家庭、事业、生活、友情，布鲁姆斯伯里给了瓦内莎所有的一切，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布鲁姆斯伯里派里的成员克莱夫·贝尔在一次聚会中向瓦内莎求婚，遭到了她的拒绝。隔年他再次求婚，还是被吃闭门羹。直到1907年，同母异父的弟弟托比死于疾病，第二天，伤心欲绝的瓦内莎答应了克莱夫的第三次求婚。伦纳德·伍尔夫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他的求婚被拒绝了，后来转去追求妹妹。
婚后的瓦内莎和克莱夫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婚姻关系，开放的程度堪比萨特与波伏娃。
瓦内莎为圈子成员们绘制了不少肖像，其中就有她的情人，在英国艺术届德高望重的罗杰·弗莱，和小她六岁的画家邓肯·格兰特。
她还画了不少次短篇小说女作家玛丽·哈钦森。玛丽·哈钦森也是当时文艺圈和时尚圈的一个交汇点，还是丈夫克莱夫的情人。
我在伦敦的达利奇画廊看瓦内莎回顾展的时候，见到一副肉粉色的裸女肖像，画的就是玛丽·哈钦，当年瓦内莎画完附上一封信派人给丈夫情人送过去，“这是送给你挂在床头的礼物……”
性解放态度由此可见一斑，瓦内莎也会在聚会的时候公然谈论性和女人如何通过性得到快乐，让布鲁姆斯伯里派的学术之外多了暧昧情色的味道。
不过他们对人类社会学提出比激进更激进的观点，比如质疑同性恋长久以来被当做道德错误，质疑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向往和谐多重的浪漫伴侣关系。
▲瓦内莎·贝尔，《有罂粟花的裸体画（Nude with Poppies）》，1916年
妹妹伍尔夫在文学上的成就带给瓦内莎不小的压力。美学领袖罗杰·弗莱对瓦内莎的绘画事业影响巨大，他举办的后印象派展触动了正在迷茫的瓦内莎。导致她直接放弃了传统的维多利亚叙事绘画，转向更时髦的后印象派风格。
罗杰·弗莱在策第二次展览的时候，就把瓦内莎的作品加了进来。她在色彩和形式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加上受到马蒂斯的启发，她越来越大胆，最终走向抽象。
她与罗杰·弗莱和邓肯·格兰特成立的设计工作室，以大胆的色彩和简约的设计为风格，为纺织品、陶器、服装、家具和室内提供方案。
瓦内莎在纺织品设计方面特别有天赋，很快就因室内设计而有名。
▲ 瓦内莎·贝尔，《为Ω工作室布料而设计（Design for Omega Workshops Fabric）》，1913年
罗杰·弗莱和瓦内莎在一起不到三年，瓦内莎就抛弃他，爱上了激发她保护欲的画家邓肯。一战时期，英国政府允许年轻人不入伍，但必须下乡劳动。
一向反战的瓦内莎和邓肯带着她与克莱夫·贝尔的两个儿子，以及邓肯的同性情人、作家大卫·加内特搬到了苏塞克斯附近的查尔斯顿庄园。
1918年，瓦内莎和邓肯又生了一个女儿。贝尔和格兰特在查尔斯顿创造了精致的室内设计。他们在墙上和门上画了壁画，设计家具，在房子各处挂了自己的画和素描。
这座房子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新据点，这里有恬静的乡村生活，孩子们可以在田野里尽情奔跑，瓦内莎和邓肯也可以在院子里作画。
失去瓦内莎的罗杰·弗莱郁郁寡欢了许久，但他愿意成为陪伴她至死的挚友，默默地爱她一生。
他是群体里最早去世的一个，生前曾经饱含深情地给瓦内莎写信，“瓦内莎，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倾慕你……我认为你总是那样的率真……你做着这样非凡的，艰难的事情却从不忙乱：打破所有的惯例和习俗，像和克莱夫这样爱挑剔的人保持友谊，离开我，却让我成为你深爱的朋友，为你自己的发展做所有的事情，做着一个非常好的，堪称辉煌的母亲。”
瓦内莎作品里更多的是伍尔夫的肖像，帮妹妹的书设计封面、画插图。瓦内莎一直羡慕伍尔夫在文学上的成就，促使自己不断寻求绘画事业上的突破。
伍尔夫身体不佳，过于敏感，忧郁症发作时多次自杀未遂，她羡慕姐姐超强的精力，是可以拥有三个小孩的母亲，说瓦内莎“有一打生命力”。
从小就崇拜瓦内莎，伍尔夫会反复看凡妮莎的作品，给她写信道：“应该成为一名画家。作为作家，我能感觉到那种几乎完全是色彩的美，非常微妙，非常多变，从我的笔上流淌而过，就像你把一大壶香槟倒在发夹上一样。”
姐姐的不畏社会文明规则和前卫艺术理念影响着伍尔夫，激发她的写作灵感，在文字中寻找形象和隐喻的关系，试图打破小说的传统形式。
同时她们又暗自较量着。伍尔夫写作时站在桌子旁工作都是出于好胜心，因为她的姐姐瓦内莎总会站着画画。她们之间的感情错综复杂，爱、羡慕、竞争被倒在同一个杯子，味道有些苦涩。
伍尔夫性取向一直以来让人琢磨不透，她对姐姐的特殊情感到了有些变态的地步，嫉妒着爱姐姐的男人们，被人怀疑有同性恋倾向。
也许瓦内莎因太多绯闻和家庭轶事的关注而掩盖了她在艺术上的成就，妹妹的太过有名，她被提及时总要加上有关伍尔夫的定语去强调。
布鲁姆斯伯里团队也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名声，但是绝不能否认他们在英国文化进步上的贡献，英国知识界的审美趣味与道德宽容程度为之一变。
徐志摩曾经在剑桥结识了罗杰·弗莱，和圈子有了交往，受到影响回国也成立了“新月社”。
瓦内莎到哪里，哪里就是英国文化的新坐标，她的家是名副其实的“太太的客厅”，是布鲁姆斯伯里真正的女王，是才子佳人们的精神纽带，是突破禁忌的女性先锋。
整个布鲁姆斯伯里都是她，也许正如罗杰·弗莱的评价：
“对所有的事情从不彷徨。你给了每一个人安全感、一种更可靠和真实，在这个狡猾的世界。”
▲瓦内莎·贝尔，《伍尔夫肖像（Virginia Woolf）》，约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