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之后，我更加愤怒了
维舟老师：
你好哇！
我曾经看到一句话，“30岁之前你不是愤青那你是没良心，30之后你还是愤青就是没头脑。”那我完蛋了，因为恰恰相反，过了30岁，我非但没有变得泰然平和，反而更加愤青了。我觉得可以愤怒的事情太多了，每天打开新闻，都有很正当的理由去生气——昨天丈夫砍死要求离婚的妻子，今天幼儿园女童遭受老师性侵，后天高考生被冒名顶替……在我看来，不生气才有问题，这么多危险和不公像一种隐患，随时可以蔓延到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对受害者同情之余，我感受到不安和恐惧。
不少恶性事件得到网友们的关注，在网上掀起舆论波澜后，很快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涉入，有了说法和交代。我看到了舆论的力量，看到我们微薄之力如星星之火也能燎原。但这里也有一个风险，那就是缺乏全面的、权威性的报道，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很难看到事件的全貌，越来越多的调查记者离开原先的岗位，网上有人指出全国只剩下200多名调查记者。相比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这个数字凤毛麟角，不少新闻报道如通稿，缺少记者更细致的采访和调查，我们难免会一叶障目，所以才会常常发生“反转”事件。
最近我在思考，为什么30岁后我更愤怒了。10年前，我觉得自己还有力做些什么的时候，偏偏兴趣特别多，关注的范围广泛，注意力用在各个地方，公共议题分得一小杯羹，加上自己觉悟也没有30岁之后高，很容易沉溺在自我情绪中，白白浪费掉很多精力和体力。另外，过去的传统媒体威力强大，总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私人无需在网上扮演媒体人的角色。
这些年我非常厌恶“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却发现我们能为这个世界改变的太少了。如果语言也是一种能力，我以为在网上为弱者发声也是一种抗争，抗争得到关注可以解决受害者的燃眉之急，但其中也有不少隐患，因为我们并不难看清真相。除此之外，每次发声也会连带被泼污水，遭受许多谩骂。我常常对一些人怀有期待，希望他们在事件面前可以挺身而出，我总会期待看到维舟老师的观点，帮我们梳理、评论、分析，让事件不再孤立，不再只是一个事件，可以成为我们共同的经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文艺复兴时期有了“大艺术家”这个名词，把艺术家的地位抬上新的高度，在我心中谁可以算得上大艺术家呢？一定不是那些只关心自己的、只关心美、只关心自己作品价格和受欢迎程度的艺术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把危机普遍化，让个人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诗人聂鲁达也是用自己充满艺术力量的语言，书写自己民族的集体命运。这些人都不是关心自己作品价格的人，而是关心作品背后的价值。
我在一个微信群里，这个群由不少已经退出江湖的传统媒体人组成，一半人已经不再使用微博，所以我意识到公共话语场上活跃的人已经大换血了，新一批年轻人正成为中坚力量。我就遇到了不少喜欢的年轻人，同时也发现这届年轻人似乎比我们更加保守了。
过去我们喜闻乐见拒绝读大学的韩寒和高校研究所教授舌枪唇战，现在只能跟年轻人一起看女团了。过去我们一起看《欲望都市》，现在年轻人会揪住影视剧中男女主三观不放，用严苛的道德标准批判他们的情感，甚至说祝英台真正应该嫁的是马文才，挣脱束缚的爱情没有被赞扬，一些年轻人主动靠拢封建礼教。托尔斯泰在小说里《魔鬼》写道，“人们通常认为最保守的都是老年人，而最勇于创新的都是年轻人。其实这种看法不完全对，有时候最因循守旧的倒是年轻人。年轻人想要生活，可是他们却不去考虑，也没有时间考虑应该怎样生活，因此，他们往往选择自己过去的生活来作为自己现在生活的样板。”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我生性柔软，却藏着侠气，不想成为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抱怨者，别人隔岸观火，我坐在岸边，总会摩拳擦掌，不惮下水，时不时愤怒，像个水性很差的愣头青。可我越来越多体会到在这个时代个体的渺小，人的无力，打不出有效的水花。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的义愤填膺不过别人眼中的自作聪明，不设防的热情成了浪费，我几乎要被这种悲观的情绪吞噬了。
你觉得这届年轻人应该平躺吗？
祝羽捷
羽捷好，
毫无疑问，我不认为年轻人应当躺平，但我也能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困惑和无力感，因为我自己这些年也感同身受。这说到底，都是因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坚硬的现实：在信息浪潮下，我们可能是对中国和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一代，也本能地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但却找不到一个支点来撬动这个世界。
当下的种种分歧，或许都可看作是对这一现实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些人认同；有些人也许未必认同，但认为它完全不可改变，只能“认清现实”，而随之可能是钻营、妥协，也可能是完全撤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最终，只剩下少数人还不肯放弃希望——我就是这少数人之一，所以也有朋友说很惊讶我竟然还能保持乐观。
我之所以还谨慎乐观，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某种结构性的变化，使得真正的“倒退”变得不可能——事实上，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像是“回归”的行为，也是全新的社会现象。
当然，我也承认，“新”未必就“好”，毕竟它也带来新的问题。前一阵看到戴锦华在访谈中说，她第一次放弃了与年轻人沟通，因为彼此之间已出现巨大的裂痕，现在的年轻人个体性太强，以至于在他们的世界里容不下对他人的感知。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切都以自己的感受为准，那么这样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可能在给个人带来自由的同时，又会带来苦闷，对原子化的个体来说，“公共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甚至，它是可能的吗？
确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关心公共生活的。尽管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这被看作是每个公民的本分，以至于英语里idiot（“白痴”）的词源本意就是“（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私人”（private man），但到了近现代，西方也出现了“公共人的衰落”，表现出一种“成熟的冷漠”，而选择退回到自己私人生活中来实现自我。
在中国社会，这个问题的争议就更多了，因为编户齐民的社会原本就缺乏那种“公共人”的传统，那是直到19世纪末才被通商口岸的公共空间和国家危机共同孕育出来的。中国的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几乎从一开始就面临如何在其间安身立命的窘境。姜涛用“公寓里的塔”来标识1920年代新青年的两难：“公寓”是一个逼仄的生活空间，而象牙塔则象征着从那个需要迫切参与的外部世界撤回到内心，化身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又在新的现实中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近现代的中国，“现实”一直是一个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外部存在，是房间里的大象，以至于你想不关心现实也不可得。就此而言，并不是“应不应该关心公共生活”的问题，而是它迟早会逼你直视。连躺平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
事实上，就我的本性而言，如果可能，我更乐于去追求个人在智性上的愉悦，但近些年来我渐渐意识到，这既不明智，甚至也不可能。说不明智，是因为在一个边界模糊、主客互渗的时代，这丧失的不仅是现实关怀，还有很多激发自我的机会；说不可能，则是因为这种隐遁、自足的“内心宁静”如今恰恰只有在个人权利等公共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现实中如果不是乌托邦，便需要强大的自我欺骗能力。
所以，我们为何要介入现实？因为我们的“不介入”其实也是在“介入”，只不过是以“放弃”的方式介入。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提出“不作为”的责任问题，就是说你不干什么仍然意味着朝一定方向推动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躺平”不是“不改变现实”，而是“以不作为放弃了现实被改变的机会”。
一说到“介入现实”（且不说“改变现实”），似乎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但那其实也不过是每个人的“日常操练”——毕竟，所谓的“现实”又是什么？说到底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态度所形塑的。那不需要宏大的计划，只是无数微小的自发行动的集合。我仍然相信，越来越多人会认清这样一个真相：和童话不同，逆来顺受并不能让我们最终获得幸福，如果你想要，就得自己去争取。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