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学雷锋要“签字画押”？法学专家：你们误会了

作者：罗培新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教授

来源：上观新闻

“

乘务员只是想固定证据，免除己责，但却做成可能要追究救人者责任的模样，令人委实难以接受……种种误解，均源于对法律的错误认知，将低度注意义务，误解为高度注意义务。

”

3月17日，D3563次列车上有乘客突发疾病，工作人员紧急寻找医生。正在列车上的女医生陈瑞及时施以援手，一番积极救治后，乘客病情稳定下来。没有想到，列车工作人员竟向陈医生索要医师证，并拍下照片、车票等留存，甚至让陈医生写下情况说明，并“签字画押”。陈医生在微博上吐槽“感觉怪怪的，难道我出门都要带着医师证”……

网友不乐意了，说以后即便想救人，也要三思而后行了。涉事女医生也通过媒体回应称，自己非常后怕，乘务员做法可保护乘务人员，但若患者有事，自己的权益谁来保护？

当然，好人终有好报，虽然有一点迟到。3月19日，“南宁客运段”官方微博称，感谢陈医生，出示医师证不是规定程序，是因为沟通不够而产生误解。同日，广西卫健委盛赞陈瑞的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精神，并希望全区医务工作者要向她学习，始终牢记“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忘初心，救死扶伤……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告诫人类的医学职业道德圣典。该誓言的核心表述是：“吾愿竭尽心力，谨遵为病人谋福利之信条，以一切能力与判断力，采取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

1948年世界医学会（WMA）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

面对病患痛苦，医生挺身而出，付出的不仅是医疗技能，更是一颗爱及同类的医者仁心。这种发乎内心的医者本能，与是否携有医师证，着实无涉！

人同此心。笔者揣度，列车乘务员并非不能感知这一温暖大爱，他随后一系列看似荒谬的举动，均源于对法律的错误认知。

一个合理的揣测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这名乘务员要固定“证据”，避免日后乘客伤亡而使自己背上责任。因为《合同法》第301条设定了承运人对旅客的救助义务，也就是说，“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也就是说，乘客危难之时，乘务员绝不可以见死不救，而要尽全力施以援手。乘务员如具急救技能，可以自行施救，但一般情况下，是吁请乘客中的医者帮忙施救。两者居其一，均属尽力。

故而，这名乘务员向陈医生索要医师证，并拍下照片、车票等留存，甚至让陈医生写下情况说明，并“签字画押”，无非是想证明自己已经尽力，从而免除后续可能的责任。

此种操作，并非全无道理。然而，乘务员过分解读了法律规则，将一般义务理解为高度义务，以至于过分小心，向施救者提出过份要求，委实令人难以接受。

首先，承运人对于旅客身体原因造成的伤亡，并不承担责任。《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就此而言，旅客在火车上因病情突发造成伤亡，乘务员只须尽力救治，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即可，并不负责将乘客救活。

其次，好意救人者，也不负有救活他人的责任，哪怕因此致人伤害，也属无心之失，无须背上责任。我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陈瑞医生主动施救，属于好意施惠行为，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该被追责。

第三，医生的紧急救护行为，与其执业范围无涉。原卫生部《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卫医发[2001]169号）规定，医师对病人实施紧急医疗救护的，不属超范围执业，当然也无须出具医疗证了。说白了，对于陷入危难情境的患者，任何人均可施以援手，与医疗证没有任何关系。

因而，对于乘务员来说，针对此事的正确操作是：对事件过程进行一般性记载，证明发生过这些事实，然后向救人者说明这一记载的用途，并重点声明各方均不会因此背负任何责任，以消除可能的误解。在此基础上，可以请救人者签名，如遭拒绝，也无妨。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乘客那么多，善恶终有分明时。无论如何，要求救人者出示医生证，既无必要，又不合理，更显无情，委实不当。

然而，要求所有乘务员系统理解法律规则，做出合法合情合理的应对，未免过于严苛。一种可行的做法是，铁路部门本着“最简够用”原则，优化流程，统一标准，融情入法，向施救者释放温情与善意。

还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多年来刻板僵化的法治宣传。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写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此句用于解读法律与民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同样生动贴切。

如何针对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开展法治宣传，入脑入心，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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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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