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摘要：本文就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专门进行说明：第一，蒋介石与张学良有着深厚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最终背弃了在西安作出的让张学良主持西北一切的承诺，将其扣押，并导演了一出“审张”和“赦张”的闹剧。第二，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可以算作是事变的主角，但张学良在“释蒋”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功在国家，利在民族，不仅有益于中共，也有利于国民党。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这一事件，目前仍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辨析和澄清。笔者曾写过《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后来修订出版时改名为《西安事变史略》）一书，对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探讨，但感觉仍意犹未尽。为此，本文特就三个问题专门进行说明，敬请广大读者与同行不吝赐教！
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后，做出扣押张学良的决定，这有一个过程。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后，张学良一再声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就立即释放他，并继续承认他的领袖地位。1936年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前，张学良多次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介石深知南京的政治生态，拒绝张学良与其同行。他解释说：到南京后，你是否能返回西安，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这在蒋介石的日记、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宋子文的《西安事变》中都有明确记载。应当承认，蒋介石当时的这个表示，不是虚假的客套话，是出于他的真心。因为蒋介石深知，他之所以能在圣诞前获释返京，全赖于张学良的相助。张学良为此曾与合作者及部属发生激烈的矛盾，特别是与杨虎城几乎闹翻了脸。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对蒋介石充满幻想，以为会很快放他回陕。对于蒋介石回京后的那些背信弃义的言行，他还天真地认为是为了应付那些亲日派，做给他们看的。12月27日，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信中写道：“京中空气甚不良，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寰京中无味之风”，“蒋所允我等者……必将实现，以重信义”（《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8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当天晚上去会见蒋介石时，要求他践行在西安做出的承诺，改组政府。蒋介石则斥责张学良“毫无悔过之心”，并明告他将在南京接受军法会审，之后可申请特赦，并予以戴罪立功之意。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8年12月12日。）12月28日，为征询如何处置张学良，蒋介石召集了有南京政府各部长参加的座谈会。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宋子文，主张释放张学良。他说：“深信张必能服从到底”。蒋介石批评他“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与会的其他部长亦“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回西北”。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8日。）面对这个棘手问题，蒋介石绞尽脑汁，考虑如何处置。
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深厚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张学良把他扣在西安，使他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屈辱；蒋介石对张学良怀有切齿仇恨。另一方面，张学良有功于他。张学良为了他统一中国，不顾日本的阻挠，1928年毅然宣布“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派兵入关，助他打垮了汪精卫、阎锡山等人的反蒋联盟；东北归顺南京后，张学良把东北的全部海军包括所有舰船及司令员以及数十架飞机、武器无偿赠送南京；蒋、张两家之间有深厚私谊，过从甚密；张学良力排众议，在12月25日释放了他。蒋介石既憎恨张学良，想扣押他；又考虑到上述情况，颇感棘手、纠结。如何处置张学良，他绞尽脑汁，再三思索，这是摆在他面前一个重大考验和挑战。权衡利弊后，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位，最后的决定还是背信弃义，放弃了他在西安做出的让张学良主持西北一切的承诺，扣押了张学良。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地思索，也没找出一个“公私两全之法”。最后决定的方针是“决心不准其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处置张学良？他在日记中解释说：“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为所为想，且可借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唯一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况西北动摇，则统一全隳，经济计划无以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9日。）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把张、杨调离西北，拆散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把西北地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蒋介石确定上述方针后，就导演了一出“审张”和“赦张”的闹剧。当时他匆忙“审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张学良逃跑。张学良去南京时只身一人，没有带护兵、随从。他迟迟不返，其“护卫队已陆续从西安赶到上海宋子文的公寓”，“已十有一人”。蒋介石担心“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逃也。”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9日。）审判前，拟定处理程序：“先发表判决文与呈请特赦文；二，特赦文暂缓发表；三，令速占领宝鸡”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6年12月29日。）。蒋介石为了装出一副超然的样子，还任命非嫡系的李烈钧、鹿钟麟出任审判官。李烈钧为“审张”一事，12月30日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李烈钧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处分而释放他。”他还列举中国历史上齐桓公曾不记管仲射钩之仇，而终得其助而免遭暗害的例子，看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否可按此办理？由于蒋介石听后表现冷淡，李烈钧便改口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为审判长，依当按军法处理。”蒋介石说：“君慎重办理可以。”李烈钧于抗战时期在云南谈起此事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演这出戏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64—368页）
12月31日，军法会审进行。性情直率、态度从容的张学良回答了法庭对他的审讯。关于发动事变的目的，他回答：“我对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劫，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及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的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64—368页）
军法会审草草收场，宣判张学良以“劫持统帅，强迫领袖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罪名，判有期徒刑10年，褫公权5年。后又改判赦免其10年徒刑，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自由达半个世纪之久。
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为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曾专门约见张学良，让他撰写西安事变的情况。这也是张学良被扣后第一次被蒋介石约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张学良在当时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撰写了事变的过程（出版时被命名为《西安事变忏悔录》），其中提出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按笔者的理解，张学良的这个提法，主要是指他在“扣蒋”前接受了杨虎城提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国内一些学者也附和这个说法。
到底谁是事变的主角？也就是说谁在事变中发挥的作用大，笔者认为：
首先，他俩都是主角！要抓蒋和释蒋，他俩缺谁都不能顺利进行和完成，单方面说哪个都有失公允。张学良当时是西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身为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最高负责人，除统帅由华北调来的东北军部队，原在西北地区的杨虎城的17路军、新疆盛世才以及甘、宁地区的马家军名义上也由他统帅。杨虎城是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在西安城内驻军最多。虽然他的主力部队驻在外县，但在西安城仍驻有孙蔚如（第38军军长）、赵寿山（第17师第51旅旅长）、李兴中（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等部。张学良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后，就马上释放他回京。杨虎城及其主要部属、东北军中的绝大部分军政要员以及中共都主张在“释蒋”之前，蒋介石必须签署一个书面文件，保证回京后兑现在西安做出的承诺，不对西安方面进行报复。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西安方面的“讨伐令”，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进入潼关，樊松甫、董钊、宋希濂等部已进至华县、渭南一带，双方几十万军队形成武装对峙，新的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如果再拖延下去，势必引起武装冲突。
其次，历史雄辩地表明，张学良在“释蒋”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除了上述，是他在抓蒋后立即致电陕北中共中央，邀请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是他邀请宋氏兄妹、孔祥熙来西安谈判；是他允许并接待宋美龄派来的端纳；是他说服、安排蒋介石迁至高桂滋住宅；是他说服蒋介石派遣蒋鼎文回京送停战手令。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根本扭转了当时的国内时局。
第一，它使蒋介石精心谋划和炮制的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尚未付诸实施，便胎死腹中。“两广事变”一平定，蒋介石便将注意力移向西北。他不允许张学良、杨虎城、红军“三位一体”局面继续存在，决心在最短时期内将陕甘一带红军歼灭或赶到蒙古沙漠中去。他把原来对付两广的几十万军队北调，部署在陕甘苏区周边各省；12月初，派其最信任、最得力的战将蒋鼎文（厦门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国防部次长）、卫立煌（晋绥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前来，接替“剿共”不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指挥西北地区的“剿共”内战。突然爆发的兵谏，使他们的如意算盘化成泡影。
第二，它使蒋介石沦为“阶下囚”，迫使其放弃了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西安事变中被扣后，蒋介石开始态度顽固，拒绝和张学良说话，甚至不吃饭，但在张学良、杨虎城武力逼迫，以及宋氏兄妹和端纳的劝说下，终于改变态度，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救国主张，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国共内战戛然而止。
第三，它对蒋介石滥用武力是有效的约束。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自食诺言，扣留了张学良，一度撤回潼关以东的中央军又重返关中，企图用武力迫使西安方面接受南京提出的所谓解决“善后问题”的“甲乙两案”。双方几十万大军在潼关内外对峙，形势再度紧张，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可是蒋介石毕竟刚刚做出不再内战的承诺，在各方强力呼吁下，他不敢贸然重燃战火，一再训令前线指挥官刘峙、顾祝同，强调说解决陕事的方针是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迫使西安方面就范，接受他提出的条件。（《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94页。）
第四，它迫使蒋介石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方针。从要斩尽杀绝，改为“容共”和“限共”。在西安事变中，中共捐弃前嫌，对蒋介石未乘机报复，而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西安与南京间尽力进行和平调解。在蒋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情况下，又劝杨虎城（杨虎城怕蒋介石回京后报复，一度坚持将离京前一定要签署一个文字材料）“释蒋”。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亲口承认不再“剿共”、共同抗日，并邀请周恩来去南京与他直接谈判。
第五，它促进了全国一致对外的提前实现。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发动全民抗战的打算，准备再“隐忍”三五年，继续执行“对外妥协”的政策。蒋介石在1936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同年10月12日，蒋介石参观空军演习，感慨中国空军在空军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宋庆龄的指导下所取得的进步，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五年之内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保证我国安全矣”（〔美〕黄仁宇：《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第160页。）。事实上，并没有再延迟三五年，西安事变后仅半年多，也就是他在日记中写出再延迟三五年后的10个月， 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北平郊区卢沟桥畔再次挑衅滋事。历史已不容许蒋介石再隐忍，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历史雄辩地证明，西安事变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始了由分裂走向团结、由内战走向抗战的新时期。时局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了一个过程。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安事变对时局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任何轻视或无视西安事变对历史发展、时局转换所起的关键作用的观点都是违背客观历史的，是站不住脚的！当蒋介石刚刚从西安获释返回南京，毛泽东就在12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这个转变时期也许会很长。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谁从这次历史事件中受益？答案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西安事变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功在国家，利在民族，它制止和结束了持续10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使全国的抗日力量团结一致，及时发动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通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获得胜利，赢得了民族的尊严和荣耀！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由于发动西安事变，被国人称为“千古功臣”和“民族英雄”，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可是，也有人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去考察国民党蒋介石失败的教训，错误地把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溃败转嫁到张学良身上，说是由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当时处于绝境的中共及红军“起死回生”，最终夺取了大陆，迫使蒋介石败退台湾。无可讳言，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不久，处在陕北“剿共”第一线的张学良、杨虎城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还秘密与红军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签订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双方化敌为友。特别是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和部署，为红军在西北这个落脚点站稳了脚跟，并获得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当时刚刚结束万里长征的红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从政治方面给红军支持，还从经济、武器弹药、服装以及购买军需物资等方面给予帮助，真是雪中送炭，急人所难！因此，他们是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对民族大义尽过心力的人！当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听到张学良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消息后，十分惊喜，和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与苏区群众一样，热情赞颂西安事变为中国革命道路清除了最大的“拦路虎”，搬掉了最大的“绊脚石”。他在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满怀感激的心情评价了张学良的革命义举，形象地比喻说：他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状况下解救出来。周恩来更是终生不忘张学良在红军困难时的宝贵帮助和深厚情谊，直到弥留之际，当他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时，还着急地把有关方面负责人找到病床前，叮嘱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罗长青：《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谊》，人民网，2002年4月2日。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20020402/700120.html。）这里指的首先应该是张学良。
实事求是地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不仅有益于中共，也有利于国民党。诚如一位旅美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在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是双赢 （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口述，〔美〕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7页。）。不管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否承认，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冲击波把陷在内战泥潭中而不能自拔的蒋介石救了出来，并拥戴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其实，这也是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事变前，他一再申明：扣蒋，“是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页。）
张学良“扣蒋”前是这么说的，“释蒋”后也是这么做的。相比之下，蒋介石自食其言，审判和“管束”张学良，后又杀害杨虎城，这不仅是挟机报复，也是恩将仇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顺应民心，停止了“剿共”内战，与中共化干戈为玉帛，双方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敌。到这时，他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期望，才真正成为全国领袖和最高统帅。回想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虽然在张学良的协助下打败了阎锡山、汪精卫等人的反蒋联盟，保住了南京政府的中央地位，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那时他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东南几省，其他广大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和北方，仍保持着半独立状态，与南京若即若离。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截留税款，南京无可奈何。而且，之后大的反蒋事件又发生三起，即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的统一局面才大为改观，蒋介石开始受到国人的拥戴，这时也是他威望最高的时期。中共创建的苏维埃政权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表示接受南京行政院领导，红军接受改编，在南京当局统一指挥下出兵华北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在全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各地方实力派也率众聚集到蒋介石麾下，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大好局面，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挽危亡。八年抗战也因此而成为蒋介石人生的亮点。举全国之力，团结对外的大好局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起码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没有出现过。抗战期间这种大好局面的出现，正是西安事变结出的硕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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