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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年轻的百亿对冲基金

2018-02-02 衣鹏-见闻 伦敦交易员

徐翔的传奇我只能从当年曾服务过他的同行口中耳闻,但当前中国市场中依然不乏有系统性优势的顶尖投资者,比如说长年死磕产业链的凯丰投资。


这两年曾与凯丰人有多次深入交流,常感慨他们对细节挖掘的执念和见微知著的能力,其 ’细节暗藏产业密码,研究发现价值内核’ 的高壁垒让外人很难模仿。



本文是见闻副总衣鹏对凯丰创始人吴星的专题采访。衣总是资深的财经媒体人,有多年的特稿经验,他的专稿非常值得一读。


作者:衣鹏,来源:华尔街见闻(ID:wallstreetcn)授权发布


17年前IT专业毕业,却成为小麦研究员的吴星,现在拥有深圳市中心40平米的个人办公室。行军床挡住了一条许久不用的室内高尔夫球道。背朝香蜜湖的水台上方,一条铜龙徐徐吐雾。水池里的几十枚硬币,来自不同角度的抛物线。吴星每天更多时间,呆在还要两个直角转弯,才能进入的交易室。

2017年初,这里管理50亿元人民币——这是不少中国资产管理者出现能力瓶颈的关卡——到第四季度伊始,媒体援引的备案信息显示,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凯丰”)成为一家自主发行产品规模已超百亿的私募基金。

虽然经过多次搬迁,一幅长约2米的大豆类期货日线图,仍然悬挂在这家机构的研究团队工位上方。2011至2012年,吴星参与管理一个千万级账户、两个期货公司模拟产品,无数夜晚,他一个人在交易台前,面对南美洲的地图,等待贸易报价和气象预报。当年美国、南美洲发生罕见干旱,他通过做多豆粕,搭配多品类对冲中,取得令市场关注的盈利。 

然后,他正式和寥寥数人的团队,在一间住宅里开始办公。过去10年,中国宏观策略私募产品整体收益表现略优于其他品类;全球范围的对冲基金指数(HFRI)看,则处于劣势。在中国市场,相比各类股债配置,对冲工具更多依赖商品市场,而其波动偏大。因此,这类机构仍属非主流。2013年后涌现的几十家百亿以上基金中,重配商品期货的不超过5家。其中,仅有吴星的机构,持续自主发行一款命名为“宏观对冲”的产品。

凯丰是一家常年远离媒体的公司。吴星不乏口才,他曾经每天登上财经评论节目,十年以前,期货公司就将他这样的明星研究员推向电视节目,以吸引更多的个人客户。2017年12月中旬,当他临时知道华尔街见闻的采访计划,在助理的提醒下修剪了发型;在股票交易收市,商品夜盘还未开始前,将一身舒适的运动衣裤,换成了随时搭在椅背上的西服。

我们试图以粗线条回溯过去5年的吴星——这是一道波段。它与宏观和产业政策、市场情绪以及机构内部的投研方法、管理原则,发生了诸多有趣的交叉。“以我的标准看,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问题。”吴这样解释他为何必须选择低调,以及,几乎放弃高尔夫球等消遣。

按照公开的部分数据,凯丰在过去5年大部分时间,呈现出优于β的业绩曲线;过去一年,在增加了极大比重的股票持仓后,衡量风险管理能力的夏普比率,仍然在同类产品中位居前列。华尔街见闻交流的近10位市场人士都认为,进入2018年,整个资产管理行业面临的考验要复杂得多。


 升浪


多年前的内部视频培训中,吴星经常重复两个词:对冲,和细节。前一个词命名了凯丰发行的产品;后一个词写入了公司理念(“细节暗藏产业密码,研究发现价值内核”)。2008年,吴星成为中国期货业评选的第一批“最佳农产品分析师”。他熟悉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玉米、豆类等品种。一位与吴星同年获奖的人士说,吴十多年来,对研究工作,对客户都强调跨产业细节,这成为今日凯丰的底层方法论。 

在曾经的“中国期货旗舰”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吴星30岁左右,就已从单一研究工作,变为农产品“事业部”负责人。这个岗位以大客户服务为考核重点,需要对交易有更多理解。此后在另一家期货公司,他又担任营业部总经理,与客户资源更近一步。加入中证期货(后更名“中信期货”)后,吴星又对能源化工领域进行了几年研究。 

到2011年末,吴星在自己领衔的中信期货产业研究中心开设了两个交易盘。一款叫“对冲王”,一款叫“产业基金”,每天公布操作和盈亏情况。目前可查的记录是,2011年末到2012年中,两个交易盘盈利均超过10%,最大回撤小于2%。吴星说,当时的“对冲王”用于给客户提供一些交易参考,只做对冲策略,而没有单边投机的仓位。 

同时,吴星还机缘巧合,有过指导数千万资金实盘,获得大幅盈利的经历。2012年他的主题资产是豆粕。美国和南美产地,都出现百年难见的干旱。吴星结合产能、气候和经贸动态的分析,把握到了大豆、豆粕类期货的升浪。

此间,一位与吴同事多年的人士评价,吴星总能提出别人难以想象的对冲组合。吴星曾供职机构的一位宏观交易顾问也告诉华尔街见闻,持续通过套利、“强弱配”等稳健方式获得收益,是吴星早期就奠定的风格,“这种风格本身就适合大规模资金的管理”。 

2012年10月,刚刚兴起的私募基金数据网站上,已经可以看到挂名凯丰的产品,拥有惊人的“两年超1400%”对外收益数据。媒体对当时“排名第一”的凯丰模式进行了讨论。吴星公开回复了较为详细的交易策略。当时,吴星已经与家人、几位跟随的同事,决定以阳光私募方式开启创业。

但是,“期货领域的客户,一类是大型现货企业,一类是对交易有想法的个人……真正信任并不容易。”一位这一领域有20年经验的人士说。因此,吴星并不像经历过公募资产管理的同行,动辄在“奔私”之际,就吸纳10亿巨量资金。至2013年末,凯丰的管理规模才达到4亿元。

吴星眼中,更重要的是规模化复制自己——按照五大商品期货品类,组建一支更庞大的研究团队。他对研究岗位的定位,并非单向为交易台提供报告,而是为实业客户提供服务。这种强有力的关系,在信息获取,场外服务方面效果显著。 

吴星对研究员的要求,听上去简单,却虐人无数——每个月写3篇“细节研究”,一年36篇。这样的产出,可以确保成为体系内的优秀研究员。并且,吴一直让研究员分享到较大比例收益提成,凯丰产品收取25%(业内一般20%)的业绩管理费,两者加成,在期货行业是一份相当高配的数字。

两三年内,凯丰招聘了约40人研究团队,“细节研究”已经颇有名气。2014年加入凯丰前,已经在一家期货公司担纲中层管理、现任研究总监曹博介绍,凯丰研究员一度分5级,现在分3级,每级下再分3层。

第1级有一些职业证书、基础报告类的实体标准,第2级就要花70%的时间,和产业形形色色的人脉打交道。是否能达到更高水平,“到最后,考验的是交流能力、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曹博说。

同时,当研究员到达2级第2层后,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交易管理授权。如果交易获得收益,研究员将获得更高激励;如果交易并不成功,总绩效会受影响,如果不足以扣减时,则公司承担。目前,已经有一位研究员转为投资经理岗位,并有多人开始参与管理头寸。

随着规模扩张,吴星们必须将头寸分散到更多市场。他们抓住了几条重要线索:2014年开始,凯丰采用“多金融(股指期货和债券),空商品(黑色、化工、有色)”的策略。中国股市和债市在此后两年升浪显著。2014年末,凯丰公布的管理规模超过40亿。2015年中股灾前几天,凯丰和业内部分机构一样,表示“不做空中国股市”。2016年一季度开始,商品市场回暖,这是凯丰相当熟悉的阵地。此外,凯丰还大幅增加港股ETF配置,下半年大规模介入A股,瞄准工业品和周期股。

此间,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合约类型和参与者明显增加,但交易量总规模增速减缓,阶段性进入到存量博弈。一场跌宕的牛市,股指对冲工具经历从繁荣到调整。 加之在宏观政策方面的判断分化,可谓无时不扰动。其间,并不乏资产管理人的悲剧和陨落。凯丰以前,业内知名的百亿宏观对冲基金,还有债券起家的乐瑞资产,同样出自期货领域、规模更大的永安国富,也许很快还要加上元葵资产。

曹博认为,凯丰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以工业研究为基础的研究体系,不仅对各纵向产业链有完整覆盖,还要理解不同产业链之间的横向联系。从而基本面发生细节变化时,在最佳时机发现不同层次的机会。

凯丰投研部门核心人员大多出身商品市场。曹博认为这个团队具有“市场博弈中的丰富的战术运用经历”;另一方面,凯丰近年更关注加强宏观研究,“2014年后,配置方向基本没有出错”。

任何一个时间点,你的研究和交易代表对那个时间点的理解,而不能超越那个维度。你发现了细节也好,你发现了操作的有效性也好,其实是代表当时,而不代表永远,随着时间越来越多,关注的点越来越多,可能拓展的面越来越多。”吴星说。


波动


吴星办公室的陈列柜上,有一尊吸引眼球玻璃雕像——一位佛系人物手持法杖。也许只是巧合,他描述自己创业以来的使命时说:又要做“孙悟空”(要在一线解决问题),又要做“唐僧”(念叨规则就好,给团队更多空间)。”或者说,交易时的吴,更趋近于孙悟空,这是他更纯粹的状态。 

在交易室外,他大概时时处处与另一个自己博弈。几年以来,凯丰遇到的最大危机,并非账面回撤,而是一度“公司管理过于松散”。 “我希望凯丰是一家强管理型的公司。”吴星最关心的公司运营指标,看上去很简单——他每晚工作到20点左右,那时总会看看,有多少人还在加班——2015年10月前后,吴星每晚离开时,都面对空荡荡的办公室。

全球存续时间较长的对冲基金,都有鲜明的组织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桥水基金因为一系列绝对透明的原则,员工三年内离职率奇高;PIMCO的交易员和分析师,每天从凌晨4点开始工作,忽视任何一丝重要信息,基本就会被扫地出门。现在,有9个字贴在凯丰会议室:“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创始股东讨论凯丰文化时,有人刻意提出了一个“严”字。可是,“我不懂怎么样可以更严厉”——与这种自我评价相反,吴星的多位部门负责人,都记得他在公司遇到危机时,迅速采取的措施。 吴星当时对同事说,我宁愿自己折腾把凯丰折腾死,也不愿意明显达不成目标,慢慢耗死。

目前已公布产品的动态回撤数据显示,在2015年股灾、2016年四季度债市崩盘、2016年双十一商品暴涨暴跌等市场大波动中,凯丰均未受太大影响。但有意思的是,在2014、2015、2016年的一季度,凯丰投资都曾面临较大回撤。2016年中的投资者沟通会上,吴星也少见的被投资者问到,为何收益比同类还要低。一次比较剧烈的内部调整终于发生。

目前可比对的数据是,2016年1~3月,凯丰宏观对冲9号(主要存续的私募基金产品)发生了发行以来最大动态回撤,3月末最高达到8.9%以上。当时,3、4月间,中国商品期货指数和道琼斯商品指数周线均保持上扬;钢铁类价格持续提升,而能化和粮食类期货处于震荡。A股市场处于恢复性回升之中。

当年1月,A股熔断、欧洲银行股重挫短暂造成的全球市场震荡,但此后恢复迅速。按照凯丰内部风控原则,单边持仓不超过5%,同版块品种对冲持仓不超过40%,不同版块品种对冲持仓不超过30%,套利持仓不超过60%。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大幅回撤,显然超出了常态。

几天之内,吴宣布一大半部门的中层管理人员将重新竞聘。他在那次会议一开场就说出意图:在公司之外,大家都是多年的朋友,我可以对你们客客气气;但在公司内,业绩是最核心的标准。当年9月,又进行了其余一些部门的竞聘。至2017年11月年,所有部门又经过新一轮竞聘转换。 与两年前相比,凯丰的中层管理团队大部分都已新陈代谢。许多在2015年后加入的成员,开始承担更大的职责。

吴星不止一次说过,中国的增长也受益于民主集中的议事方式。然而,他却选择了罕见的竞聘机制。吴星的自有权力分配,刚开始令一些人不解——仅仅保留“一票否决权”——候选人经过部门成员、管理层和其他部门现场打分后,由人事部门按比例进行总分计算。吴星可以否决分数最高的候选人,同时,他不能另行指定。

“那之前,吴星几乎已经不胜负荷,整个人比现在胖一大圈。”上述与吴星多年同事的人士告诉华尔街见闻,凯丰的初创团队,至少有十多人曾与吴共事。虽然吴也为不少人提供了更高薪酬,但他一贯人情味浓重——竞聘,并且对自己限权,也许是一种当时让人更好接受的方式。

这场特殊时刻启动的竞聘,并非完美无缺。有的岗位4、5个人竞争,有的岗位则还缺乏足够人才储备。如果从外部引进优秀人才,这种方式更加难以新旧融合。此外,也有当选负责人并没有立刻获得认同,吴星坚持认为聘任期是一年,结束之后可以重选。

重新组建,让一些团队从边缘找到中心定位。凯丰投资量化团队2014年就已筹建。最早加入的成员何炫驹来自一家纯量化资管团队,他回忆,在强调基本面研究的凯丰,量化团队曾经多数时间耗费在为研究员做一些运算和模型,“一度感觉迷茫”。2016年重组后,吴星给这只团队单独的管理资金,并明确要求,要求在规模增速和业绩上,都不能落后于整体盘面。

吴星目前直接管理两个部门。一是交易团队;二是量化团队;他在发现一些连续行之有效的操作规律时,就会马上召集双方讨论,试图形成一些“因子”。“其他的部门,都不会直接干预,只通过管理层办公会去了解情况”。 

每周多次跨小组交流,“不准叫老师”,是让新人快速融入凯丰文化的一些方法。交流频度更多之后,办公室的更多角落,就配上了泡茶台。茶叶却不讲究。更为不同的是,茶台上大都放有5分钟、10分钟、30分钟三种沙漏。“这主要是提醒我自己,我聊起行情容易跳跃,需要更注意时间。”吴星说。

 

迭代


吴星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像所谓私募大佬:每天7点起床,接触各类信息;9点到公司交易室;中午1小时午餐会,是内部研究员的信息分享。短暂午睡后,下午继续在交易室;收盘后,公司安排一些与外部的投研信息交流。 但是,虽然个人微信关注许多信息,“每天的投研信息,几乎都是研究员过滤后给我们的。

因此,对于基础研究能力,吴星的胃口一直不减。当他觉得压力不足,陷入循环时,2016年,发起了季度研究报告会,内部称为“修道场”。每一个研究团队,都需要有代表介绍最新研究成果,接受听众的打分。如果一位研究员没有登上过这个讲台,年终将不具备晋升资格。第一次“修道”时,吴星对一些研究报告批评得很重。

吴星要求的“细节研究”至少要有三类特质:一是草根调研,深入基层;二是充足的行业细分数据;三是跨行业的分析追踪。“一定是要跨行业,因为不跨行业,很多事情发现不了问题,但是跨行业再往下追,你会得到相对完美的结论,得到先于市场的理解,这会非常完美。”吴星说。

由研究员做到研究总监的曹博认为,卖方意义上的“看对方向”,足够努力大都能做到;但买方研究更重要的功能是“跟得住过程”。其中,需要不同的细节和点位去验证。将逻辑分解到各个阶段。在实际绩效分配中,由于有“跟得住”的要求,分析师在发现标的时,就能够去自主解决跨行业的问题。

2017年凯丰增设了股票研究组,有一些成员来自大型券商、新财富团队。但过去的宏观和产业研究团队,也都需要从各自角度覆盖股票,且没有优先权之分。在内部,研究员都在争相最早提出某个标的,这个过程叫挂牌,此后,研究员将享有围绕它的交易盈利。 

2017年,凯丰投资投资方大炭素已在业内广为人知。挖掘了这支黑色系牛股的研究员周思遥,是有色研究小组2017年新上任的负责人。周此前在券商从事有色研究,“但一半的时间是在路演,真正深入行业的机会太少”。

按照吴星制订的招聘识人方法,研究员看逻辑能力;交易员看博弈素质。加入凯丰不久,周思遥就要参与多场“杀人游戏”;而同一批加入的交易员,则在德州扑克上进行检验。经过与各种玩伴的熟悉,很快,周就可以开始在不同工业体系之间游弋。

2017年2月,周在研究铝行业和环保限产影响时,通过研究预焙阳极,追溯到石油焦煅烧环节发生的变化。在煅烧过程中,以石油焦为原料的石墨电极大约有6个月的产能传导滞后期。交易所报告显示,方大炭素由于盈利预期大增,第二季度最高暴涨100%,券商在下半年覆盖报告不断,凯丰投资在二季度已位列前10流通股东。

令业内印象深刻的研究还包括,对于一家在退市边缘的周期品公司,通过他上游供应商的调研判断,超前掌握了业绩大幅回升的信号;通过金刚石线工艺的研究,理解到光伏产业多晶硅工艺成本的大幅下降。鉴于私募基金的特性,这些案例更具体的信息目前并未对外公布。横跨制造业体系中的不同行业,是其共同的特性。

2017年周期之争和供给侧变化恰逢其时,未来,则是更不确定的战场。2012年,吴星将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送给最早期的一代客户。索罗斯提出的反身性理论,对于凯丰来自研究的盈利,始终是一种双重的考验。一方面产业细节揭示的价值的确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对市场的认知才最终改变了市场的方向。在体现更微妙市场情绪变化方面,凯丰的量化团队将在2018年将开始加大金融工程服务,每天提供市场情绪分析。同时,凯丰已经与两家一线券商,达成了投研资源合作的协议,凯丰的声音也许会在市场上更多出现。

量化和技术团队相加已经近30人,算得上凯丰的第二大部门。一年多以前,大量基础开发还是通过外包实施。目前,凯丰尚未完全打通整个投研场景和交易系统。多数研究小组负责人,都在紧急为梳理、沉淀跨产业研究体系花费时间。

我不是产品经理,需求是不同团队提出的,但是过去外包开发速度太慢,大家容易失去信心,我给的目标是,每一周,每个月要能快速迭代。”吴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计算机专业。对于技术的领域,他不仅喜欢较大的前期投入,而且对与团队基因不同的技术型资本,也持有开放态度。下一个五年,吴星判断量化策略和主观交易将在凯丰各占半数。 

另一项令业内感兴趣的规划是,凯丰试图与实业巨头建立更多合作。2017年,凯丰与这类客户,成交了上百亿规模的场外期权。“这是一种非常深度的服务。”一位也在从事相应服务的人士说,场外期权流动性低,但可以非常高的订制客户需求,这些需求有很高信息价值,往往是现货企业对市场的核心判断。 

还有业界人士预测,凯丰有机会走向麦格理或高盛由强研究走向投行业务的路径,在规模更大之后,采用产业并购,使资深超越私募基金业态,成为横跨产融的平台。凯丰还在考虑设立类似卖方机构销售的部门,协助研究、资管团队的服务过程。但是,目前管理规模的增长,已经让投研团队人员引进变得紧迫。

最急迫的要素还是人才。“你必须培养人,但在这个行业,最优秀的人,一定会离开你的。”吴星面带痛苦地说。业内周知,凯丰在过去几年,并非仅仅源于吴星在农产品方面的专长,在五大类商品期货中,也出现几位业内知名的交易员。在资产管理领域,就算全球最顶尖机构,一流基金经理也最终大多会选择独立发展。

吴星多年来一直组织外部交易员的孵化扶持计划;2017年凯丰将投研资源和量化技术都对其分享;并且,一些可能转身到外部发展的交易员,吴也都尽力继续促成合作。一旦凯丰规模更快提升,亦有可能用MoM方式与更多交易人才合作。

因此,凯丰的人力资源和运营部门近期异常忙碌。分管副总经理王东洋2017年离开央企系统高管职位加入凯丰。王的日程表上,有诸多与卖方“新财富团队”成员、知名公募基金经理的会面。王东洋认为:“凯丰前五年人力储备上有一个过程,第一阶段是一位明星交易员,第二阶段是明星交易员加强大的投研团队,第三阶段已经在此基础上,形成多个明星基金经理团队,并加上量化和技术的作用。” 

激励方面,凯丰初创阶段选择公司制,而非合伙制。吴星认为,要几个有类似禀赋的人合伙会更加困难。他设定的基本机制是,每年的公司业绩收益分配中,股东不能比员工拿的比例更多。“希望利益最大化让步给团队内部。”2016年,凯丰建立了内部20%的期权池。近期,员工持股平台进行了股权调整,在新一年,预计还在筹划更大规模的期权计划。

一位熟悉基金管理的人士分析,凯丰今日规模有很大部分,应该来自于产品净值的“内生增长”;以及,有可能存在一些定向管理的大型现货企业资金。王东洋也介绍,凯丰2017年有60%募集资金,来自自有老客户。

“凯丰发行的产品,都有类似的收益曲线。所以我相信吴星所说的,他们用同策略在管理这些产品。”一位至少持有4款凯丰产品的投资者说,吴星曾经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解释,同策略对不同批次的投资者,都更加公平。

同时,这几组策略穿越了债券牛市、A股牛市,以及凯丰最熟悉的周期品回暖——目前,对于“周期”是否还对制造业带来持续红利,存在一定的市场争议——2017年,凯丰在A股四家公司名入10大流通股东。但并未一直保持增持,可见谨慎姿态。随着市场风格转换,大宗商品价格的更大不确定性。相关企业的资金管理需求变化,也可能对凯丰造成压力。跨过100亿规模之后,能否继续管理好风险,保持收益率曲线,一切仍然是与时间的作战。

吴星希望从自己开始,都为投研、交易投入更多时间。2017年3月,他想出了一招:居住在公司3公里内的公司成员,每个月可以获得特别的租房补贴;有伴侣和小孩的,补贴会有追加更多。最新的数据是,陆续有20多位凯丰成员,更换到了公司附近居住。

这是凯丰的产业政策。”吴星说,越多时间投入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未来产生的价值就会越大。

另一些对话


华尔街见闻:可能因为国家话语,最近大家都谈2035乃至2050,你觉得这个过程中可能中国的市场是怎么样的?

吴星:未来二十年我们还是在创业期。凯丰也是创业期,国家也是创业期,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机制体制相比较还是比较有效的。我们会遇到一个课题是如何应对金融的对抗,就像今天美国剪欧洲的羊毛,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会遇到的事情。

我们有史诗级的实践,有史诗级的实践一定诞生史诗级的思想和灵魂,在投资领域也是这样。这个是从长期来看。但是这个路径怎么走过来,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谁可以做到最好。 

华尔街见闻:对于技术研发的作用,你在投入时是怎么估计的?你自我定位是一个产品经理吗? 

吴星:第一个我自己做技术出身的,我最早学计算机。我感觉最深刻的一次经历实际上是,2014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我们去美国学习期权。后来我们先后送了几批人去芝加哥学期权。你看了美国的就知道,美国是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形成金融资产,而中国其实不是。 

我当时在一家公司访问,他们讲他们的技术一年投入是巨大的,一年可能硬件投入就接近一亿美金,不是人员投入,是硬件投入,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确不准确,但是中国大概没有这样的机构。

目前,我相信主观管理在中国还有较大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未来三四年还是全球制造中心,中国一定是一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国家。所以我前几年一直在讲,我到现在为止基本不做海外,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立足于国内,精耕细作下去,形成我的根系,扎根在国内的实体企业里面,我作为一个平台从这里吸取营养。 

未来技术会逐渐成为核心,技术有很大帮助,会在我的平台上面形成融合。最后在凯丰的层面形成一个大的实业和金融平台,这个是我真正的,如果说二、三十年时间长度上想做的布局。

其实我们一直也考虑科技背景的战略投资方。因为我们觉得像大数据,其实能够和我们形成很好的协同。

华尔街见闻:下一个五年,你的量化团队会怎么样?

吴星:我们现在所有的交易都是用量化和计算机交易,基本上80%~90%,这个是最容易解决的。接下来是一些行业指标的深入挖掘。

今年我们再吸纳到一些量化人才,可能他们自己策略会越来越多,这个对公司的推动力会更大。第一个五年是我们树立了主观管理的品牌,第二个五年主观研究会更深入了实业,量化真正进入公司的前台,而不是幕后了。

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和沉淀,给他们时间,给他们压力,最重要还是要给他们压力,一定会改善很多。技术方面的差距,给我十年可能和海外的差距就非常小了,但是海外永远没有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实业环境,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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