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转标”的后遗症

在非标概念被抛出的三年多来，有关“非标转标”的讨论还在继续。

与过去不同，当前的“非标转标”更多体现在融资方一端，而以往则往往表现为非标投资方对监管指标规避的需求。

在过去的转标中，银行等中介机构通过挂牌交易所、包装ABS等方式，将存量非标资产转化为标准化资产，再以理财资金进行对接，以达到节省非标额度的目的。

而今年，一行三会对“穿透”和“实质大于形式”原则的强调，正在让原有的嵌套模式面临尴尬；而在新增非标的减速下，银行渠道的转标需求也在减弱。

因此，更多的融资企业在非标和发债的选择间正在倾向于后者。这种企业融资端的“非标转标”，既是金融结构调整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在融资成本、便利性上的理性选择。

非标融资很大的问题来自于风险定价上的困难，投融资项目的定价权掌握在中介机构手中，因此机构也难免陷入刚性兑付的陷阱。可到了债券市场，这一问题会被二级市场的竞价交易和信息披露机制所化解。

但同时，企业端的“非标转标”也在承受当下特殊时期的转型阵痛。

过去，能够拿到非标融资的企业，并不都适合在债券市场融资。除地方融资平台和房企等受到政策限制外，许多中小企业债可能面临无人问津的困境。这一事实，已被2012年以来试点的中小企业私募债所作证。

债券市场的发行门槛天然的会对部分融资方的资质构成拦截。——能够作为发行人跻身债券市场的，只是过去非标融资方当中较为优秀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则较大概率转向了融资成本更高的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和私募基金，而过去的非标风险也在向这些领域所蔓延。

所以能够看到，监管当局今年对互联网金融和私募领域启动的清理整顿，正是在预防和化解这一“非标转标”之后的后遗症。

但除强化监管外，提高债券市场的发行效率，简化审批环节，建立和完善垃圾债体系和信用违约缓释机制，丰富债券市场的结构性供给，显然也成了疏解金融风险的另一法门，而如今的金融管理部门，似乎也在从这点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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