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位领导人长征别妻：建国后无一人与妻子团聚[@裸嘢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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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文源自网络

作者西点历史

1934年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必须突围西征，但女同志随军出征是有条件的。董必武、林伯渠、陆定一、谢觉哉等不得不与妻子分别，此后无一人与妻子再团聚。

之一：郭香玉与谢觉哉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于瑞金沙洲坝结婚的。对于沉浸在幸福中的人来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自从结婚以后的日子里，郭香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丈夫亲切诚挚的关爱。她小时候裹过脚，跟别的女人相比，走路走不快，跑步跑不动，一双“三寸金莲”忸怩作步，让她觉得羞愧死了。而谢觉哉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香玉啊，不要为一双小脚而难过，那是旧世道给你留下的纪念，要是在过去，你的一双‘三寸金莲’可吃香呢。”每天早晚的洗脸、洗脚，都是谢觉哉从外面提水回来，再给打好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动得泪盈眼眶，地说：“哪有老公打水给老婆的？”谢觉哉却乐呵呵地笑了：“你这是老皇历，可以改变嘛。我讲过的，夫妻之间谁的‘能耐’大，就照顾哪个。”让郭香玉无比感动的是，谢觉哉竟然教会了妻子骑马。在这之前，这个出身乡村的小脚女人，不用说敢于骑在马背上，就是走到马的跟前也感到害怕。谢觉哉对她说：“香玉，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你无论如何要学会骑马！不然，以后行动起来就太困难了！”

“像我这个样子，骑得了马吗？”郭香玉难过得快要哭了。

“有什么骑不得？事在人为。”丈夫安慰着妻子，又针对性地指出：“首先是你的思想上信心不足，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树立我一定能行的信心！”

感于丈夫的一片热忱，妻子含泪答应了。谢觉哉为了让妻子学会骑马，的确费了一番心机和精力。先从机关运输队借来一头驴子，让郭香玉从骑驴开始，然后又借来一匹个头较小又温顺的马，将妻子扶上去，亲自牵着缰绳，让马一步一步地走。看到丈夫如此的热心与真情，郭香玉怀着“跌死算了”的信念，一次次地骑练着。半个多月过去，郭香玉的胆子练得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郭香玉骑上一匹马到了距离十华里的瑞金县城一次。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她进到房间，一头倒在谢觉哉怀里，激动得哭出了声音：“我现在可以骑马了！”

“这就好！这就好，以后行动方便多了。”丈夫也为妻子学会了骑马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高兴。

作为中央局秘书处的机要工作人员，郭香玉对于苏区的军事大局还是有所了解的。她心里一直积压着的那种沉甸甸的预感，终于在事实面前得到了证实：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决定了红军必须放弃根据地，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

特定的战争环境，决定着女同志随军出征是有条件的。让郭香玉无比震惊的是，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的留守人员名单内。尽管她是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但谁也无法逾越规定的条件。谢觉哉在获悉妻子被留下，心里非常地难过。然而，他明了一个小脚女人虽然学会了骑马，可仍然无法跟随长距离突围征战。因此只能感到无可奈何，接连几天晚上，谢觉哉睡不安宁，只有一次次地劝慰着妻子。战争的无情像刀子一样切划着他的心，使他半夜里常常坐起来，心情痛苦地长吁短叹……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在山区游击了一个多月。随着敌军划分区域对红军游击队的频频抄剿，郭香玉所在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少。开初的十几天，她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被丢失了，只有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的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敌人将她解押到汀州，关押了一段时日，终于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顿时大为重视。因为敌人知道，作为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与红军情报，只要能了解到其中一项，就能向上峰报功请赏。敌人将郭香玉从临时牢房里提出来，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她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红军机密。郭香玉总是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敌人沉不住气，改以对她用刑，以皮带和荆条抽打得郭香玉浑身是血，又捆起来丢进牛栏里。任凭敌人怎样的摧残，她就是拒不回答。凶残的敌人恼火了，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郭香玉“倒栽葱”竖在洞里，威逼她招供一条红军机密就放人。这个身体孱弱却革命意志无比刚强的女战士，硬是坚意如铁，不为所惧。敌人威逼了一番不起作用，气得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只露出一双小脚给活埋了……

谢觉哉随红军历尽万千的艰险到达了陕北。将近两年后在延安，他得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英勇地殉难于汀州，遥望南方，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全词如下：

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

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

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之二：唐义贞与陆定一

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对女性的伤害是最直接的。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一在获悉了中革军委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心中万分地痛苦，并后悔不该在这种时候让爱妻怀上了小孩。对于陆定一来说，唐义贞是他政治生命中一块奇遇的沙漠绿洲，没有这个结缘于莫斯科的妻子，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关心，他很难摆脱突遭政治厄运的心灵折磨。

193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就不久前团中央机关在上海被敌人破坏过一次的事件，作出决议：“……在这次事件中，陆定一知道党的机关不去通知，致使三个苏区代表失踪，而他从机关离开时并不将党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皇失措。党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审查……”两个月后已经辗转来到中央苏区的陆定一，进入汀州就被当成坏分子受到监视和苦工改造。唐义贞在得悉这一情况后，在瑞金请了一个农村妇女作伴，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走了三天，到汀州又费了不少周折，总算在劳工营见到陆定一。之后，在胜利县“中央卫生材料厂”担任厂长的唐义贞，又多次以妻子的身份，来到汀州劳工营，给丈夫带来了心情上的劝慰，用妻子的柔情温暖着丈夫饱受痛楚的心……1933年5月，三名赴上海向团中央报告工作的苏区代表，经过半年的辗转，先后回到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他们报告了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的真实情况，证明陆定一的表现是坚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缩的情况。陆定一的冤情终于得到洗刷，回到党的怀抱，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无比感激妻子在自己最困难的时期给予的鼓励的关心，也正是这种忠贞的爱情，才使他树立了信心，走过了痛苦的沼泽地。

不管陆定一的心情是如何的痛楚不舍，但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挺着大肚子的唐义贞还是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按照丈夫在瑞金分别时的商议，取名为陆小定。

圭田山区只有方圆一二十里的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了。而且，两百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比群众人数还要多的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在这样的情形下喂养一个婴孩，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唐义贞自己吃的是稀粥，奶水不足，只有用米汤煮上红薯，熬得稠稠的喂给婴儿吃。比奶水不足更为揪心的是，唐义贞心里想到：部队过不了多久就要撤出圭田，自己带上嗷嗷待哺的小定，能够跟上一日几移的游击行动吗？在经过不知道多少次考虑之后，唐义贞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在圭田党支部负责人的动员下，贫苦农民范其标夫妇从唐义贞手上接过了尚未满月的婴孩。唐义贞噙着热泪向范其标夫妇躬身鞠礼。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的跟踪追击，队伍时常被打散，剩余的人员越来越少。1935年1月底，仅随7个游击队员摆脱追敌的唐义贞，来到长汀的下赖村。他们进村不到1个钟头，村庄就被敌军围住，搜查中唐义贞被敌人抓获。敌兵们一看唐义贞的穿着和相貌特征，就知道她是红军人员，欲对她上绑。唐义贞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想到敌人如果按照地点前去围捕，又有一些同志将落入敌手。于是掏出纸条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她的这一动作被一个敌兵发觉，立刻叫喊起来。敌军连长不知道唐义贞吞下了什么红军机密，大叫着要她招供出来。任凭敌兵们怎样用柴棍、皮带抽打，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情况报告到刚刚赶来的敌团长那里，团长传下命令：赶紧实行剖腹强取！

一群丧心病狂者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唐义贞宁愿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红军游击队的机密。这位曾经闻名中央苏区的“巾帼三杰”之一的女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苏维埃事业的无限忠诚！

建国以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由范其标抚养的儿子陆小定。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之三：范乐春与林伯渠

丈夫征战已远去，妻子留守仍战斗。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林伯渠虽然也很难过，还得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太难过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重逢。”妻子明白那是丈夫对自己的安慰，夫妻间的分离将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想到这些年来与林伯渠的恩爱之情，现在一旦互相离别，范乐春心里确实割舍不下。然而，这个意志坚强的中年女性，投身革命斗争已有八年之久，历经了许多的风雨，懂得在人生和革命过程中，存在着一道道需要勇敢跨越的坎坷，必须面对现实，正视困难。想到这些，她对丈夫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次突围征战的路途艰险长远，千万要保重，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从省军区军械所要了十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建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小队，离开四都赴往上杭。

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是唯一的女性。虽然她的职务曾经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长、中央政府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但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主动地担负一些不属于她做的工作：每到一地，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长陈潭秋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部队到达永定仙师乡，在大阜村遭到国民党第十师五十二团与反动民团的围击，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警卫班14个战士全部牺牲，陈潭秋从崖壁上往山下跳去。战斗结束的当天上半夜，范乐春听说陈潭秋跳崖殉命，带上十余人打着火把赶到战斗地点，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昏迷不醒的陈潭秋，用担架抬到严坑，请草药医生救醒过来。随即又转到西溪赤寨村治疗，使陈潭秋转危为安。

同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可以说是人熟地熟，因而许多工作确实够得上这位妇女部长忙碌了。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群众见范乐春回来打游击了，都很高兴，只要一号召，群众群起响应，帮助红军游击队解决困难。范乐春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赤寨、光坑、芹菜洋等一带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一起研究对付敌军搜剿的策略，还有如何打破敌军“计口购盐、购粮”的封锁政策。

在三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之四：贺怡与毛泽覃

在得知丈夫业已牺牲，再也见不到牵挂在心的亲人之后，将对丈夫的怀念和对敌人的仇恨，融进全部的感情当中，更加刻苦扎实地工作，是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的又一鲜明特征。

贺怡与丈夫毛泽覃同时被留在中央苏区，有着不说也明的微妙原因：毛泽东之弟毛泽覃，是一向被“左”倾领导者看不惯的“毛派人物，”掌握着谁走谁留的当权者，从宗派主义出发，留下了一些不想带走或难以带走的人。毛泽覃夫妻就是属于前者的人物。

留下来的毛泽覃担任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3月，敌毛炳文第二十四师开入闽西展开“清剿”，红军独立师被打散过几次。毛泽覃率领两百余人转移到瑞金南面的黄鳝口山区，有个熬不住艰苦与危难的叛徒出山向敌人告密，第二十四军一个团前往抄剿。毛泽覃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英勇捐躯于山林当中。

毛泽覃壮烈战死是1935年4月26日，事后两个多月，贺怡才从报纸上看到报道，顿时被巨大的噩耗震惊得晕眩过去。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把贺怡击倒，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隐身敌穴坚持斗争的问题上，只是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绪难平地缅怀再也不能相见的丈夫，还有远在川黔随军征战的姐姐贺子珍、姐夫毛泽东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友。近几个月来，贺怡偕同母亲温吐秀、父亲贺焕文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乘船进入赣州城在水西的石人前村安顿下来。地下党的同志考虑到：赣州是赣南反动势力的大本营，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就让贺怡父女三人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数月过去，贺怡一家在石人前村开始习惯了，正要着手在附近村庄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之际，发生了与贺怡有联系的地下党员何三苟被敌人捕去的变故。为慎重起见，地下党负责人，中华全国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决定贺怡父女搬到距赣州城30里的赣县陈坑。他告诉贺怡：“那儿只有十几户人家，我有个堂嫂的娘家在那里。”

一天深夜，贺怡父女由地下党员何光桂、黄耀亮、胡由先三人护送，离开陈坑来到三保经堂。地下党已通过关系与住堂的罗斋公联系安妥。罗斋公见了贺怡，看到对方举止不凡，礼数周全，言谈中对经卷功课甚为谙熟，连称“善哉，善哉！”

贺怡同父母当上了尼姑、道士。她心里非常明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危难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将是“留得青山在”的好选择。但贺怡没有忘记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他与王贤选、何三苟等人以很大精力放在发展党的组织上，半年中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王贤选的母舅、担任联保主任的胡叙伦，经过考察、培养、被吸收收到党内。常在三保经堂门口摆茶摊的李声洪，经贺怡的启发教育，成为了党员，担任秘密交通员。到1937年5月，贺怡与王贤选等人在岗边排、佛岭背、刘家坊、龙庄上等地，建立了九个党的地下支部。还通过胡叔伦安排了一些党员当上保长、甲长，使之发挥“白皮红心”的作用。

1937年8月，陈毅代表南方红军游击队赴赣州与第四专署和国民党驻军四十六师，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贺怡得知消息，由王贤选陪同走进了陈毅的住处。当人们知道这个吃斋的道姑竟是当局通缉多年的共产党员、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无不大为惊讶。第四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珩保、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等人，听说贺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隐身三年，不能不感到脸上隐隐发烧。贺怡结束了三年隐身敌穴的艰难生活，赴吉安出任新四军通讯处统战部长。

之五：陈碧英与董必武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一年四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互为依倚，感情笃深。知道陈的文化水平很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教她认字，每晚认三五个生字，认熟再写。这种日积月累的补习，使陈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7月，中央的部门机关开始从瑞金的叶坪、沙洲坝等地，迁往西边的山区，董必武夫妻随机关搬到了云石山的梅坑村。

到了9月下旬，战争的局势越来越坏，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都瑞金。军民们目睹种种迹象，意识到红军恐怕有撤走的大行动。

没过几天，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董必武赶紧去打听，原来中央局组织部有规定，确需随队伍转移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体检，由医院出具证明。

希望妻子能够同自己一起走的董必武，带着陈碧英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她不但体重相差了一两斤，健康方面也有问题，医院的证明如实写上了这两条。

陈碧英顿时如同掉进冰窖里，身上一片冰凉。禁不住泪水长流。董必武的心情也非常沉重，组织上是这样规定的，碧英的身体又不符合条件，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痛苦，耐心地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

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成为了他们永不聚首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二十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四十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和文物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其实，这时的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

陈碧英自从1934年10月中旬，与董必武分别后，从原路返回到瑞金。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她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敌人对红色区域实行疯狂的烧杀掠抢，着重摧毁共产党的党政组织，白色恐怖布满城乡。陈碧英在兴梅山苦寻了十几天，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的她，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找到了年迈的母亲。在母亲身边起初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共产党的红军，找董必武。可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地变淡了。母亲害怕会有人把陈碧英给认出来，那是非杀头不可的。老人的担心与日俱增，多次拉着女儿的手说：“碧英啊，那个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况怎样很难说，你才二十五六岁年纪，再找个人过吧。”陈碧英听了怎么也不肯，急得母亲几次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着，碧英仍是死活不依。老人依旧害怕有人认出女儿的身份，几个月后把陈碧英带到梅岭山一个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来，过着耕种糊口的清苦生活。

三年过去，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村上有个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陈碧英与严修道成婚。

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在那个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山区小村，生活了十五个春秋的陈碧英，于建国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

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后悄然去世。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之六：周月林与梁柏台

还有人因为随丈夫留下来，其后遭受到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1906年出生在上海，1922年被党组织派在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第三年，周月林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梁柏台结为伉俪。1931年9月，夫妻俩奉命回国，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所在地瑞金。年底，梁柏台委任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任司法部长。中央苏区烽火连天的战斗生活，也把周月林锻炼得更加成熟了。1932年，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1934年2月，周月林和梁柏台这对“夫妻部长”，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还与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惟一的女性。

1934年10月初，中革军委在获知蒋介石于庐山制定了50万大军四面合击的“铁桶计划”后，决定及早跳出敌人的重围。梁柏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丈夫留了下来。

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50万人马的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占据了各个城镇和所有的交通要道，实行残酷至极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在于都县西南部与瑞金交界的百里不到的山区中，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1935年2月上旬，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考虑到了几个“特殊”人物的安危，首先是瞿秋白患肺病已久，近来病情有所恶化，需要从速离开苏区转往香港治疗；另一位是何叔衡，年及六旬，身板不是那么硬朗，应该从速转移出去。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同行的还有，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考虑到周月林从小在上海长大，熟悉地下工作，也一道前去香港。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预定中的第一个目的地——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距水口镇10里的梅坑时，被敌人发现包围。继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之后，瞿秋白与周月林、张亮同时被俘，被押到水田镇，几天后又解到上杭县国民党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部。

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当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妻子将要分娩，周便被保释出去当护理产妇。

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就在4月20日左右，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不几天转押到龙岩，关在日夜有兵看守的小号房里。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猝然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

出狱的周月林决定先到浙江新昌去。到了新昌，家乡的人也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周月林想不到的是，梁柏台在1935年3月4日的突围战斗中，因左臂被子弹打断而藏身草丛，后被敌人警犬发现落入敌手。敌人在知悉了他的重要身份后，将这个红色司法的开拓者杀害。

周月林又从新昌来到上海，期待能在上海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成了离条之枝，脱线之珠。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

解放之后，周月林从报纸上看到担任新中国、上海市要职的领导人当中，老上级、老战友的名字频频可见，很想去找他们。可是她想到自己离开党组织、离开革命队伍11年了，这11年来的苦难经历，怎能说得清楚？有谁来为自己作证？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她没有去找当年的上级陈毅、自己的战友邓颖超、李坚贞等人。她所在的街道成立居委会时，因她平时热心待人和对街道纠纷的公正调解，被选为居委会干部。

周月林过着平凡生活之际，命运在她意想不到的时候洞开了厄难临头的大门，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将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罪名是“出卖瞿秋白。”

在山西省的一个劳改农场，周月林一服刑就是二十多年。1979年8月，周月林在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并不抱以很大希望的申诉。

毕竟涉及到出卖瞿秋白这样的重大事件，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以上新发现的资料极为重视，予以严肃复查。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1980年3月，山西省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平反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当时，组织上要给她定14级级别，她坚持要了更低的17级。

1983年10月15日，周月林在新昌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踏上丈夫梁柏台的家乡那块使她情思难断的土地。

之七：池煜华与李才莲

曾有一个倚门望夫，守望了七十年的红军妻子，名叫池煜华。

作为童养媳抱养了10年的兴国姑娘池煜华，于1929年的大年初二，与此时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的19岁的李才莲圆了房。

春天过去，夏天又临。1930年6月，李才莲奉命调任中共赣南行委任青年部长。行委机关这段时间设在信丰县，李才莲打算回家一趟，把妻子接到那里去一道工作。

可是，已在苏维埃政权当了“大官”的儿子，在家里还得听父母的。李良淮听儿子讲了回家的目的，心里老大的不愿意，板着一张脸，当着儿媳的面说道：“不管你革命不革命，煜华是不能走的，家里老的小的要吃饭，田地里的活，菜园上的劳作，没个人手还行？你成天在外革命，革回了多少钱？”

池煜华倚立在厨房的门框边，目送着丈夫从出山的小路上渐渐地消失了背影。

留在家里操持家务的池煜华对于革命有着这样的理解：才莲在外头闹革命，自己留下来当家理事，也是在帮助丈夫。

然而时间久了，对丈夫的牵挂和思念也越来越浓重。得知李才莲已由广昌少共县委书记调任江西省委儿童局书记，随省委机关迁到宁都县七里坪。不久，他又升任为少共江西省委书记，还当选为少共苏区中央委员。

1933年的6月初，池煜华与别人搭伴步行了五六天，来到宁都的七里坪，找到了江西省委机关和苏区中央机关。

在七里坪的日子里，池煜华有幸见到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尤其使池煜华感到可亲可敬的是李富春的妻子——省委组织部长蔡畅。蔡大姐常来看她。

来时难，回去也难。头天晚上，夫妻俩说了大半夜的话。快要天亮，为了不惊动别的人，池煜华与李才莲起得很早，轻轻地拨开房东家的门闩，一前一后出了屋门。李才莲语气深沉地对她说：“你记住，等着我，10年、20年……革命成功后我一定来接你，就再不让你走了！”

李才莲是1934年10月上旬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的，并担任中央分局委员，成为中央分局最年轻的成员。1935年2月，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国民党军队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军独立二十四师，层层包围在于都县的禾丰山区。

李才莲率领红军独立第七团，准备经会昌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至汀瑞边界，再转至闽赣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的4月，独立七团转战到达瑞金的铜钵山，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所率的游击队会合。不久，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两个团将铜钵山围住，每天出动兵力进行“清剿，”逐渐占据红军、游击队据守的阵地。在敌军最后攻夺红军的主阵地时，红军游击队的子弹越打越少，伤亡极大。李才莲指挥战士们没有子弹就用石头砸，与冲上前的敌军作殊死拼斗。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搏战中，李才莲与绝大多数战士壮烈捐躯，血洒战场。

当年血战于铜钵山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无一所剩，很少人知晓李才莲是怎样牺牲的。李才莲哪里去了？成为中共党史五十多年来的一个谜案。

建国之后，一些当年与李才莲在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如张爱萍、陈丕显、胡耀邦等人，重视对李才莲下落的探寻，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成立了寻找李才莲下落的专门工作小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时，将李才莲列为需要重点寻找的党史人物。经过有关部门的多方查找，1986年，李才莲被确定牺牲于瑞金铜钵山。

然而，这一切池煜华并不知道。她只记得自从1933年6月在宁都的七里坪，与丈夫离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其后事情发生了那么大那么多的变化，池煜华也是无从了解。1949年9月，兴国县城解放，在好不容易捱过来的十几年中，池煜华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一场席卷很多地方的瘟疫中，教富村的李家连着死了五个人。池煜华替李才莲当了公公的孝子，一年半后又把后母安葬在家乡的后山上。最让她痛心的是，她与李才莲当年在七里坪结下的爱情结晶——惟一的女儿也在快五岁时因病夭折。从此，池煜华独自踏上了漫长的人生苦旅。

从1950年起，池煜华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打听丈夫李才莲的下落，因为她不相信丈夫离开了人世。她曾经给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也给蔡畅写过。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李才莲留下在中央苏区的情况。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池煜华都站在大门的门槛上，手扶门框，向着对面的小路凝望着。眼里满是期盼的神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条早先厚实的杉木门坎中间，竟被她踩得快要凹没了！

除了上山或下田劳作，无论晴日、雨天，池煜华只要在家，就拿着针线，倚着门槛翘首张望，一望就是七十年！在这逝去的七十年之间，先后有二十多个男人向她求婚，或提出上她家当“回门郎”，都被她回绝了：“我有老公，怎么又恋郎？才莲会回来的呀！”茶园乡和整个兴国县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有个叫池煜华的女人，还在等待几十年杳无音讯的红军丈夫，一直等了七十年，从俊媳妇等成了白发老太婆，等得痴心入迷了。

怀着对丈夫如痴如醉的思念，守望着神圣的精神殿堂，七十年来一直倚门望夫的红军妻子池煜华，于2003年无病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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