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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流放饥饿众生相

（摘自《回首残阳已含山》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60年——流放北大荒的第三年，对广大难友来说，真可谓生死存亡之秋。这一年，粮食定量锐减至每月22斤，而繁重的劳动依旧。

“饥饿—消瘦—浮肿—死亡”，大饥荒时期的特有的规律性现象，在“右派”群体间日益显露出来。

有些人开始瘦极而“肥”，先是腿部浮肿，然后渐渐上移，最后脸部圆肿。当时人们只知道这是病象，尚未意识到它是体能衰竭、走向死亡的先兆。

处此境地，人的求生的本能赤裸裸地显现了，过去想像不到的事情五花八门地发生了。有一次，两位难友好不容易捞到了去场部出差的机会。他们到达那里，便急不可待地直奔小卖部，希望能买到点吃的，但货柜空空，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有酱油、醋可以随便买。

饥饿难忍，他们一人买了一斤醋，一仰脖就全部喝下。据他们回来说，喝下去胃里特别难受，但想到醋是粮食做的，觉得难受一点也值得。

一天，我偶然发现30年代著名影星王莹的丈夫、留美归来的原《世界知识》杂志社欧美组组长谢和赓，在伙房后面的垃圾堆上捡烂菜叶子。我问：“捡此何用 ”他尴尬地笑笑：“用开水烫烫可以吃，有维他命。”

这真是英雄末路啊！想当初，谢和赓这位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何等英姿焕发：抗战时期，先奉命打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后来作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担任白崇禧、李宗仁的秘书，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之后赴美留学，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夫妇俩于1954年归来。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所撰《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载有《王莹是怎样回国的》一文，对谢和赓王莹夫妇被美国联邦移民局抓捕的经过，述之甚详。其时唐和谢同在纽约一家大图书馆打工当“书童”，由是相识。

唐对谢有如下一段描述：“日子久了，我才发现大维（引者按：此为谢在图书馆打工的洋名）不只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治国平天下；原来他早已是个大人物了—他和当年所谓‘桂系’一批风云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黄旭初、李品仙……诸上将，都相知甚深。对‘桂系’二级领袖如程思远、韦永成诸公，那自然更是称兄道弟了。

照大维这样有历史背景的要人，现在居然也跟我一道当‘书童’，来‘倒夜壶’、‘擦皮鞋’，我真是既荣幸、又惊奇、又惋惜！”这位被唐先生称为“要人”的谢和赓，回国才第三年，就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而被划为“右派”，继而被流放到了北大荒，如今竟沦落到如乞丐一般，靠捡烂菜叶子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光明日报财务科长韩逸云，原本消瘦，加上饥饿折磨，更显形销骨立。为了填饱肚子，他的目光竟投注于北大荒肥大的耗子。一天，他背着大伙儿，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只耗子，用空罐头盒当锅，在野外架火煮熟后吞食。不料被好事者发现，报告了管教干部。当天晚上，排长奉命召开全排批判大会。与会者各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哪有情绪搞什么批判。

但“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有的人竟昧着良心上纲上线批判说：“韩某煮耗子吃，是给社会主义社会脸上抹黑！”老韩则惊恐万状地站立在窝棚中间，不知如何“认罪”是好，只是垂头丧气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该吃耗子……”

人饿极了就会丧失理性，此时道德的约束，法律的制裁，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恐怕是历代圣主贤君将“民以食为天”奉为治国之本的缘由。在平日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开始铤而走险，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梁上君子的角色。

一天，管教干部召集大家训话，说昨天夜里伙房失窃，丢了若干个窝窝头，要求大家检举揭发，要求作案者坦白交代。最后，他威胁地念起了紧箍咒：“你们到北大荒干什么来啦？难道不想摘帽了吗？”管教干部“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不知道人们此时只想着活命，什么摘帽不摘帽，早已置之脑后——“人都快饿死了，还管它摘帽不摘帽呢！”所以，尽管他声嘶力竭地吼叫，会后既没有人去坦白，也没有人去揭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也有个别“梁上君子”偷窝窝头而被人赃俱获的。这是一位谙古今之变的历史专业毕业的知识分子，他只因饥饿难熬，才出此下策。事发之后，此公除被管教干部狗血喷头地一顿臭骂之外，并未受到其他的惩罚——本来嘛，饿着肚子服劳役，已经到了惩罚的极限了。

窃取公家的食物只是异常风景的一面，另一面是个人的食物也时时不翼而飞。其时，人们顾不得被指控为“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纷纷在家书中陈述饥饿之苦，希望家里接济些食物。我也写信给妻子，请她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我寄点吃的。一些“右派”家属得知亲人在北大荒挨饿，不得不勒紧裤带节省些粮票，买些饼干、糕点之类的食品寄到北大荒。

在普遍缺粮的当年，有条件寄食品的人家总是少数。在饿汉环伺的环境里，少数难友收到家中寄来的食品包裹，犹如偷来的一般，惟恐被人发现，收藏和食用都煞费周章。一般只能悄悄塞在被窝里，熄灯后偷偷地蒙在被窝里啃食。尽管如此，谁人藏有食物，彼此都一清二楚，因为那时人的头脑虽然饿得几乎麻木，但感知食品的那根神经却特别灵敏。

有一次，我收到妻子寄来的一斤饼干，喜悦激动之情不能自已，当时恨不得一口气把它们吞下去，但又舍不得，最后决定“细水长流”，每晚吃几块，以延长那食物下肚时“美妙”的感觉。

我把这斤饼干藏在枕头底下。不料，第三天晚上我伸手一摸，藏饼干的口袋已空空如也。此时懊悔痛惜之情难以形容——早知如此，还不如一口气把它们吃光了。是谁偷的呢？我邻铺的难友X君那天病休，没有出工，以他的嫌疑为最大。

此公被错划后妻子同他离了婚，孤身一人，没有人给他寄食品。他既病又饿，因而顺手牵羊，当是情理中事。我没有声张，因为声张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徒然伤了和气，便自认倒霉。在此前后，类似的失窃事件时有所闻，大家都眼开眼闭，不以为怪了。

有时食品包裹打开时食品已经霉烂，但谁也舍不得丢弃。北大荒并无正常的邮路，包裹之类的物品，全靠便车捎带。食品包裹能否及时收到，就看你的运气了。难友莽明家中给他寄了几个月饼，在途中耽搁了两个多月，收到时已发霉变质，长了白毛。他把长了白毛的月饼在火上烤一烤，填进空空的肚子，居然安然无恙。

人类学家说，火的使用是人类从原始生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我们的祖先由此开始了熟食。当饥饿威胁到生存时，一种特殊的“返祖现象”出现了——人们回复到如原始人一样生吃东西。最常见的是，收割玉米和黄豆时，不少人偷偷地生食玉米和一把把的黄豆。有的人饿急了，采摘地上的野菜，抖抖土，就往嘴里送。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肠胃功能衰退，未经煮熟的玉米、黄豆、野菜，如何消化得了？于是肠胃病、便秘、肠梗阻，就成了“右派”群体的流行病，后来不少人因肠梗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其饿而待毙，何如逃亡求生。在饥饿的人群中，个别勇敢分子开始逃跑。此类事件发生后，农场严密封锁消息，不准议论，不准外传。我们只是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风声。逃跑者是哪个队的？被抓住了吗？结果怎样？均不得而知。

但是，比旧时保甲制度严密百倍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无户口即无粮食供应的铁的规定，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也就是说，你可以不饿死在北大荒，也会饿死在某个什么地方；或作为不明身份的“黑人”而被投入监狱。由此推想，个别勇敢分子的下场一定是很悲惨的。

然而，逃跑者中也有个别幸运者。这就是伐木队突击排的成员、原北京电影洗印厂干部莽明。据他事后告诉我：1960年10月初，他因实在饿得受不了，终于横下一条心，逃离北大荒。

一天早晨，他谎称肚疼，请了病假。待窝棚里出工的人都走光了，他悄悄地从山后的一条小路逃出了云山畜牧场。在农场自办的一个小火车站(其时从虎林到密山已铺就了一条铁路，但铁道部尚未验收，归农场自己管理)，他凭原来的工会会员证买到一张车票，乘车到了密山。那时，买吃的都要粮票，他没有，便用30尺布票同人家换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半饥半饱地搭车回了吉林老家。

在老家待了两个月，饥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脱离组织即意味着断绝生活来源，今后怎么办呢？于是他先到北京原单位，报告因饥饿而逃离北大荒的经过，做了把自己臭骂一顿的“检查”。

原单位组织上动员他回去，他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回到了他不想去的北大荒。赶巧了，此时农场正忙于遣散“右派”，顾不上开会批判他，他也就稀里糊涂地被遣散，回了北京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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