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且受困，憧憬又恐慌：技术有病，我们有药吗？

作为拥有科技能力的智人，在与技术缠斗的过程中，是我们驯服了技术，还是被技术所驯服？在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主办的新书《技术有病，我没药》发布会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研究员段伟文从这一问题出发，就哲学如何介入对技术的思考，以及人如何与技术共存、遏制技术滥用和失控的药在何处等问题展开了一次追问。

“建立在科技文明上的人类未来所面临的根本悖论在于：人类或许能够演进为以技术再造自我的科技智人，进而将文明播撒到宇宙空间，但也可能因为技术的滥用与失控遭遇文明的脆弱。”段伟文称，新书代序中的这段话也是他们此次讨论的源起。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沉重的话题，所以在《技术有病，我没药》这本书中，两位作者试图以一种“轻哲学”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刘永谋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普通人对技术的未来有一种社会想象——技术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要建立对当下世界的认识，

哲学绕不开对技术问题的追问

刘永谋将技术的特征归纳为四点。其一是技术发展造成的知识冗余，他称之为“知识的银屑病”，人类被过多的知识挤压，似乎知道很多，但又处于一种“无知”状态。其二是时间概念的变化，人类的生活节奏随着技术的革新做加速运动，享受清闲对现代人而言似乎成为了一种意外。其三是技术的手段对人的身心带来全面的改造和进化，而正如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被视为人类最早祖先的露西（Lucy）在不知道什么是人的情况下从猿猴进化为人，现代人也正在不知道将如何与技术结合的情况下，身心或将“进化”成另一个物种。最后一点是“技治社会”的兴起——技术不仅改造了自然界，还被用于治理人类社会。

《技术有病，我没药》

段伟文 刘永谋 杨庆峰 闫宏秀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1-6-27

在由工具理性驾驭的现代社会中，扮演着形而上角色的哲学对社会的影响正在削弱。刘永谋说，“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后，哲学对人类的贡献实际上比不上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哲学研究越来越学院化，与社会、公众、科技发展等现实问题脱节。段伟文表示，哲学的将来不是要延续以往的经验成为“无用之用”，而是要走进现场，要建立对当下世界的认识，哲学绕不开对技术问题的追问。此外，技术问题已经成为各领域讨论的热点，从工程师致力于钻研新技术的开发，延伸到文艺界以赛博朋克小说、科幻电影、科技展等形式想象技术发展的未来。因此，段伟文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哲学要做一个知识的连接者。”通过哲学的分析，帮助现代人建立起对技术未来的想象和感受。

“隐私观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对技术发展的屈服”

在强大的科技力量之下，大数据时代的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利，同时也受到种种追踪与监测。段伟文说，“现在的平台资本主义正在导致一种智能监测社会。平台把我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剩余价值进行攫取，以知道我们有什么倾向和爱好。”他在《技术有病，我没药》一书中将技术发展给人类隐私安全带来的困境称为“伦理负债”。他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人一直处于“伦理负债”的状况下，这种负债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表现为人与人在技术活动中得失的鸿沟。比如，因为缺乏伦理考量、设计和审计，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介普遍存在着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和滥用数据的现象，造成侵犯个人隐私和损害个人权益的后果。段伟文由此反问道，“我们到底需要多少智能？是不是要把每个人的行踪全都检测清楚，只有这样做才安全吗？”

刘永谋也在书中针对隐私权的问题指出，“所谓隐私是社会建构的，是历史变化的，是有地方性的。为什么当代中国人越来越讲隐私，但同时又有很多人在朋友圈晒自己的私密生活？这说明没普遍一致的隐私，隐私观是很不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每个处于宗族关系中的人没有隐私可言，年长者有权干预年轻者的人生决策，年轻者每天要向长辈请安；即使是最高权力者皇帝，一举一动也都被《起居注》所记载。随着ICT技术和网络的兴起，隐私观在中国社会被逐渐建构。他进一步分析了隐私观在被大数据技术建构的同时，也在遭遇的另一种形式的瓦解，比如人们为了享受技术的便利，愿意把个人信息提供给商家。刘永谋提出警示，“隐私观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技术发展的屈服。”这种屈服让智能革命时代的隐私观又返回到极权社会时期，并且让“极权的触角可能伸到的地方不再仅仅是看，而是会有具体的行动、对肉体和思想的严格控制”。

左：段伟文，右：刘永谋 主办方供图

在讨论“技术治理”之前

思考“对技术本身的治理”

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实在、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使智能治理深入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刘永谋称，过去治理社会的方法也经常采用科学原理，类似生物学、物理学、机械力学等，而自智能革命兴起以来，技术治理逐渐将各种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综合运用，形成“智能治理的综合”。他在书中指出，依靠智能技术治理的社会，是一个“大规模预测、规划和控制的控制论社会”。和传统的社会控制思想相比，技治社会不再设定理想社会终极蓝图，建设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社会目标，努力减少对世界的未知状态，控制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然而，尽管依靠智能技术治理社会，能够实现更多的局部控制，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仍涌现出了诸多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

段伟文提醒我们，讨论“技术治理”之前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对技术本身的治理”，“现在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社会机器，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用技术管理。社会机器会先发制人，会依据某种特定的目标抑制你的行为。我们究竟在哪些场景中可以让这个社会机器运转，在哪些场景中要将这个社会机器关掉呢？”他提出，人类自身要加强思辨，去思考技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如果朝着某个方向继续发展，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

以算法剥削骑手为例，

不能将平台的问题只归咎于技术

活动现场，一位读者的提问使“技术治理”和“治理技术”的讨论更为具体——就一些平台利用算法压缩骑手配送时间牟取暴利的现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个体在受到大数据算法的剥削时该如何寻找出路？

刘永谋称，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推向个人，“通过制度和道德解决技术问题时，我更倾向于通过制度的落实来解决技术的问题。其次，将平台的问题只归咎于技术，是在找替罪羊，转移注意力，其实平台的问题是由社会和技术两重因素导致的。平台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但是外卖小哥陷入算法之中，是资本主义对技术和机器的应用方式导致的。”

段伟文则提出了另一种“推向个人”的视角。他认为，我们要看到平台的存在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先要将“蛋糕”做大，否则谈的一切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当下是一个独自生活的时代，现代人要学会建立“自我伦理”，在生理与心理之间做到适度的调节。“当你选择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你就要考虑调节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在这种环境中，个人需要一种生活的智慧。”

我们在现实中不大可能创造出一个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社会状态，刘永谋主张承认现实的局限性，但不放弃参与其中。他说，“现实中的处理方式是复杂的，理论的建构往往是一种远景，它从更远的未来出发，讨论我们将走向何种方向。现实世界必然是介于理想国和机器国之间、敌托邦和乌托邦之间的存在。现实中的人和技术将走向何方，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提出建议。”

撰文｜实习生 张洁

编辑｜黄月 潘文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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