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

唐爱军，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韦伯现代性理论、意识形态、中国道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工作。已出版个人专著《马克斯·韦伯现代性思想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读》等；参与编写《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等著作；已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北京大学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文章近100余篇。

摘要：阐释好中国道路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学术任务。尽管学界已有诸多的解释方法，但基本缺少了唯物史观视域的关照。只有立足唯物史观，方能正确地解释好中国道路，避免陷入“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陷阱。中国道路的唯物史观的审视，至少涉及到三个重要主题：一是基于“发达社会主义观”和“发展中社会主义观”的有效区分，把握中国道路的现代化主题；二是基于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逻辑，揭示出，中国道路要遵循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规律；三是基于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阐释中国道路之新现代性的独特性质。只有如此这般的解读，中国道路才能展示出“历史的本质性一度”。

关键词：中国道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观；社会形态；现代性

前言

近些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诸多学者从各个学科、各个角度作了相当多的阐释，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比较突出的解读方法或研究方式。一是“要素提取法”。这种研究方法着重提炼出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核心要素、成功基因以及重要机制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还有学者总结中国道路的四个特征：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中性政府。还有学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把握中国道路，建构出“国民一民本一社稷”的模式：作为经济模式的“国民”经济体制、作为政治模式的“民本”政治和作为社会模式的“社稷”。每个模式都有四个支柱，这样通过十二个支柱建构出中国道路的骨架。二是“外部反思法”。“外部反思法”实际上脱离中国道路本身，缺乏对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分析，借助于一些外部的主观概念、范式（尤其是西方概念、西方范式）给中国道路“定性”。“政治专制+经济自由”、“列宁主义政权+市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威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话语都是这种外部反思的具体体现。三是“抽象描述法”。这种方法不切入到中国道路的具体规定性当中，而是停留在一般理论层面抽象地解读中国道路。比如，笼统说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再比如，抽离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把中国道路完全等同于“东亚模式”。以上这些解读视角或方法在有些方面的确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几乎都缺少了唯物史观的视域关照。立足于唯物史观阐释中国道路是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需求”，是我们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不可或缺的理论任务。

一、社会主义如何“遭遇”现代化？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为“中国道路”）无非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但是，在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处于同一时空序列，前者是西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后者则是东方前工业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主题”。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所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与现代化相切合，恰恰是“后现代性”、“超越现代化”的：基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扬弃了资本主义，超越了劳动分工、商品经济、城乡对立、民族国家等“现代化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前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未来所要呈现的才是现代化（西方化）。

社会主义如何“遭遇”现代化？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一是“发达社会主义”观。经典社会主义原理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经验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危机的判断上。正如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 “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它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批判性考察。“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什么？是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扬弃。“发达社会主义”直接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其逻辑结构是这样的：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围绕革命任务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诸如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工农联盟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国际主义理论等。二是“不发达社会主义”观。“发达社会主义”观中的社会主义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社会主义”观中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所追求、建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晚年关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81年，马克思在写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命题。“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在关于俄国的思考中，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成果：一是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非线性进化的规律。二是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与“现代化”（占有资本主义成就）两者勾连起来了。列宁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转化为了现实。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俄国所面对的历史主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革命吗？不是！正如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幸福。”“不发达社会主义”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来发展生产力。如果说“发达社会主义”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那么“不发达社会主义”则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列宁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公式，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的思想渊源。“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在“不发达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才能与现代化结合。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开辟出来，得力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思考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化”的双重任务，即“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延续了这一思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好比一只鸟，前者是主体，后者是两翼。社会主义改造后，党的八大提出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之后，由于“左”的思想不断蔓延，我们党并没有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及其实践，即便谈及工业化、生产力、技术等，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框架下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政治话语都是其集中表现。这说明，我们党仍然是在“发达社会主义”观中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逻辑并没有理顺，导致的后果是：“不是从有效的现代化发展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动力，而是直接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努力中去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动力。”“社会主义革命”引申出一系列实践指向：一是追求纯而又纯的“所有制改造”的经济革命；二是实现以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为特征的政治革命；三是提倡道德化和理想化的“人的改造”的思想文化革命。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逐步探索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首要问题，实际上开始突破传统的“发达社会主义”观，回到“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来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发达社会主义”观进一步具体化为“发展中社会主义”观。只有在“发展中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关照下，中国道路的历史阶段、历史主题等方面才能有效地被呈现出来。囿于“发达社会主义”观，我们是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就在这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推进，毛泽东开始考虑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两种不同的“过渡时期”理论。一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二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而毛泽东是立足于前者来考虑我国的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在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这样的过渡只能是“穷过渡”。邓小平等共产党人遵循“发展中社会主义”思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科学回答了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构成了中国道路的立论基础。中国道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它不是“后资本主义”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看，它是低于“发达资本主义”，更不要谈“发达社会主义”了。“发展中社会主义”观不仅规定了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也明确了中国道路的历史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上就是“现代化”阶段，中国道路的实质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参照系，中国道路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通过工业化、现代化，在经济和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历史过程，其带有明显的“赶超”特征；以“发达社会主义”为参照系，中国道路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代化发展中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向理想的“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途径。“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而且需要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中国道路就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实践道路。

二、以生产方式为中轴的现代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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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直接阐述至少有四次。第一次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第二次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形态”的论说。第三次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四形态”的论说。第四次则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书信、草稿中，在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系列思考中涉及到社会形态问题。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划分的思想，一般说来，有两种解读。一是“五形态”说。马克思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以此为根据，斯大林明确提出了“五形态”：“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二是“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一度以来，人们将“五形态”说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逻辑图式。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立足人本主义解释路向，凸显“三形态”的理论解释力，试图用它取代“五形态”。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从本质上说，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理论，“五形态”和“三形态”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论述。“五形态”侧重从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其可称之为“所有制社会形态”论；“三形态”虽然以人的发展为视角，但其划分的标准仍然是经济标准，立足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交换方式（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划分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可称之为“交换社会形态”。只有从生产方式逻辑及其变迁出发，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从横向逻辑看，生产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第二，从纵向逻辑看，生产方式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生产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只有从生产方式变迁逻辑才能正确地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也才能有效地阐释好中国道路。一是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看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变革。一般说来，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其中，生产力是最具有决定性的要素。以生产方式观察人类社会形态及其变迁，关键是从生产力标准、“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解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等一切社会运动。列宁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囿于“所有制社会形态”框架，过于侧重生产关系和所有制角度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着眼于“制度的先进性”的阐释。在实践层面上，我们通过所有制革命和政治革命等方法，不断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所有制的“纯洁性”，试图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罗兹曼等人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或其他体制上的规范来衡量，只能用政治的、经济的等指标来衡量。基于“制度的先进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际上是试图用“发达社会主义”的理想型的生产关系去促进“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力及其社会的发展。这其实是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从生产方式逻辑框架看，生产关系的性质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适应性（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二是不适应性（可分为“滞后性”和“超前性”）。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不能根据抽象原则判断，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解放生产力以及解放的程度。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所建立的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不适应性，是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变革之路，它要求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当中解放出来。立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状况，去调整生产关系；基于“发展的现实性”，建构起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可见，从生产方式变迁逻辑出发，尤其是回到生产力这一中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道路就是超越借助“超前”、“先进”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路，立足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二是从“现代化生产方式逻辑”看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从生产方式逻辑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方式—后工业化生产方式。划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依据是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时代之所以是“现代化”的，在于其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它是马克思当年关注的主要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现代化生产方式到底有哪些要素或特质？第一，现代生产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它采用机器生产，代替自然力和人力，并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社会是一种工业文明的新时代。第二，现代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决定了市场化的交换方式。商品经济的市场扩张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世界市场不断打破人身依附关系、政治束缚、民族国家界限。第三，现代生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当今世界就是现代化生产方式在全球不断扩张的时代，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构成了整个世界的潮流。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当代，体现为我们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阶段出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展开。中国道路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就是要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路向。改革开放构成中国道路的最鲜明标志。改革的本质是市场化，开放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两者都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恰恰是回归到唯物史观的一般逻辑，遵循了生产方式变迁逻辑。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尽管也有着明确的工业化目标导向，但它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比如缺乏激励和动力机制；计划的不理性，管理体制僵化；行政权力绝对配置资源，导致等级制和官僚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封闭性。它们都是严重违背了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一般逻辑。

因此，从以生产方式为中轴的现代化逻辑看，中国道路有“破”有“立”：一是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破除基于理想社会主义所建立的生产关系；二是遵循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逻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经济全球化。

三、“新现代性”的生成与建构

中央党校红船一角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变种，把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的溢出效应。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围绕中学与西学、现代化与西方化展开持续争论，探寻中华民族未来之命运。从近代中国的国情看，中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根本行不通，从内部看，民族资产阶级有软弱性，从外部看，有帝国主义的压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尽管我们打开国门，在某些方面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始终坚持一点：“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中国道路的历史主题是现代化，但其基本底色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建构起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类型。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学说是一种“资本现代性”理论，它揭示了资本逻辑构成了现代化的本质根据。“资本现代性”理论，准确说来，是一种“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有历史限度的，其所构想的未来社会是“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塑造“新现代性”的实践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仍在生成中的中国道路就是遵循了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类型，其基本性质就是“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我们可以从“理念-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等三个层面稍作展开。

（一）“理念-价值逻辑”。探讨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就是阐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基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论依据，就是它导致了人的异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解放。在探讨《共产党宣言》时，马歇尔·伯曼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中国道路尽管仍然存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中，但它秉承了人类解放的价值原则，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人类解放的价值原则具体化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超越了把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

（二）“制度逻辑”。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道路，就是探讨中国道路的“制度性维度”，它指的是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探究的是实现现代性理念与价值的制度安排。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枢纽，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逻辑。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现代化之路，拒绝或抽象否定资本，只能走向“反现代性”，但又要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防止资本导致的异化。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然是利用资本但同时又是规制资本的独特现代性类型。在全球化的资本扩张下，任何单个人都是无法与资本相抗衡的，只有“组织起来”构成人民国家，才可能驾驭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资本利益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斗争必然集中表现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构资本—国家—人民三元主体之间的制度体系。1978年以来，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持续增长？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这三大主体或要素中寻求到答案。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道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呈现出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其各种职能，防止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国家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与此相反，一些学者主张“使国家回归”，普遍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突出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就连福山也反思新自由主义教条，强调“跟限制或削弱国家相反，国家构建应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议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道路的“国家权力”要素。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承担着变革所有制、剥夺资本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导向、作用方式发生重大调整，更多体现为在法治框架内驾驭资本。驾驭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为资本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二是国家权力引导、规范资本，防止资本的异化，比如，弥补市场失灵，遏制利益集团，维护公平正义。驾驭资本的国家权力是“发展之手”与“保护之手”的统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比资本主义能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它比资本主义更能够避免社会冲突和阶级分化，更好地维护公平主义和社会秩序。但是，国家权力也可能蜕变为“掠夺之手”，所以中国道路必须解决国家权力的自我净化问题，即如何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可见，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核心就是要建构一套既能让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又能保证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了中国道路未来有效发展的制度支撑。

（三）“实践逻辑”。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就是探寻它在追求或实现独特现代性过程中所选择的具体路径和发展模式。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它的核心表征。中国道路并没有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所有权方面，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模式上，实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在运行机制上，强调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有机结合。二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推行的“自由民主模式”，强调选举民主、多党制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自由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三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公民社会模式”。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上，新现代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保护社会”。“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要求就是为资本“划界”，不能将资本逻辑和市场交换原则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领域，防止社会的殖民化。“保护社会”就如波兰尼所主张的针对市场、资本对社会“脱嵌”而构成的反向运动。“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前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与扩张；后者是社会保护原则，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以及其他干涉手段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保护。二是“防止公民社会化”。新自由主义推崇“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追求“弱国家强社会”模式，甚至主张社会对抗国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摆脱了“公民社会模式”，主张“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实践中，建构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而言之，中国道路在塑造新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努力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简单的结语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发展中社会主义”观，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不走”来窥视其基本定向。一是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中国道路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必然要超越“苏式现代性”（苏联模式）；二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道路秉承了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指向一种新的现代性类型，必然要超越“西方现代性”。我们只有从唯物史观出发，才能破除各种话语陷阱，尤其是“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话语设置，进而才能正确地切入中国道路的“历史的本质性一度”。

文章丨《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

图文 | 思想先声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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