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理上聚焦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第 23 期
2019年7月13日，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南开共同举办“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高端学术论坛。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3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新生教授主持。
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央领导强调要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阐释；中央党校一直强调“用学术讲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从事的教学科研都与政治相关，要把政治讲好，必须有学理支持、学术支撑。当然，我们还要注重“从政治找学术，用学科讲学术。”“中国奇迹”已经成为世界性现象，解释“中国奇迹”，应到“中国道路”中去寻找真实的答案。“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探寻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核心，就是寻求正确的道路。从学术上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有4次结合：第一次结合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核心是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次结合是1956年以后，核心是探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第三次结合是1978年以后，核心是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十八大以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相结合是第四次结合，这次结合的核心，是探寻实现强起来的道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为什么”？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这三个“为什么”回答的真实答案，应该到“中国道路”中去寻求。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义丹教授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披荆斩棘、风雨兼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成功经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道路呼唤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指示。因此，对“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进行研究，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据我们所知，以韩教授为领衔专家的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研究团队，团结国内有关专家学者，聚焦研究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对“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的研究在国内和国际都具有影响！相信此次研讨会，会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新高度、新阶段。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在南开大学发展历程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学科的建设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是南开大学的优势和特色，南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更具有光荣的历史和传统。希望借此机会博采众长！也恳请各位专家对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南开大学马院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指导性建议，为我们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使我校尽快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成为全国一流学科。
第二阶段的发言，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相怀主持。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逄锦聚教授作题目为《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和实践意义》的主旨演讲。他从三个方面加以阐发：第一，中国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长期探索中成长的；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国道路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又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意义。道路是由各国历史发展和具体国情决定的，是各国人民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然而，世界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的发展道路可以互相借鉴。中国道路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道路揭示了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方向，为解决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三，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完善发展中国道路。首先要探索完善新时代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其次，要着力探索完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构建既具活力又具平衡且有利于科学发展的道路；再次，要着力探索完善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道路；最后，要着力探索完善新时代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道路”作重点发言。他回顾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和实践高度看，中国共产党为我们国家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其成功的秘诀在于：首先是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逐步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以后使我国变成一个工业化大国、制造业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市场方面的后发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化，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开启了我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是与时俱进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这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围绕我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任务，不断完善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无论是新中国之初制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我们党念念不忘的“四个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还是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都为我国的工业化指明了前进方向，确定了奋斗目标。再次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人民是推进工业化的根本依靠力，也是工业化成果的享有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强有力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正因如此，我们党依靠人民，我们的工业化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最后是中国共产党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来谋划发展，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党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发展的层次和水平，要以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也要求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加强推进全面发展，努力破除我国工业化发展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和弊端，建立一个有利于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推动我国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在重点发言中指出，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道路，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民族发展的具体道路的关系问题。从学理上说，既不能用道路的特殊性否认规律的普遍性，也不能用规律的普遍性否认道路的特殊性。从哲学上讲，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中的具体实现方式。规律和道路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即“条件”，也就是国情。有什么样的国情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不同国家的国情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就是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依据中国国情，最后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选择出来的。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中国体制，还创造了中国经验。经验之所以成为经验，它肯定是具有可借鉴性、可参照性，如果没有可参照性、可借鉴性，就不叫经验。经验背后包含着共通性和普遍性。中国经验固然是中国的创造，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的背后也包含着一定的普遍性，它不仅是对中国的问题进行探索，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的探索，是对世界各国经验教训的总结。所以，通过总结中国经验，不仅对中国发展有益，对世界文明发展也是有益的。
原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教授从世界潮流的高度阐释中国道路的优势和世界意义。中国道路是世界潮流发展的必然。世界潮流有现代化潮流、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潮流。从世界潮流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道路，它的优越性至少有四点：高效、稳定、和谐、和平。中国道路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人民性、自觉性、包容性、跨越性、渐进性、普遍性。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特性”作重点发言。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是话语的主题，也是研究的主题。阐释好、解读好这个主题，是当前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六个方面的特性：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第二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第三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第四个是守正和创新的统一；第五是连续性和飞跃性的统一；第六是传承和借鉴的统一。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教授在重点发言中指出，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集中体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两个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是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然而其中也包含着普遍性，而且特殊性正在向普遍性转变，这是一种趋势。今天，既要讲我们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转变。所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说，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21世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来看，它并不是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中心、基地，这个中心不断转移，从西欧到苏联，现在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它的传承、传播，都是一个转移的过程。放眼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陈曙光教授围绕“国际话语权力”，重点谈了三个观点。第一，话语权力与经济硬实力。话语权力与经济硬实力正相关，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在国际话语场的一种表现，经济硬实力的变化会或快或慢的导致话语权力的同向变化。第二，话语权力服从两大根本原则，一是真理原则，二是实力原则。真理原则关乎话语的是非、对错，实力原则关乎话语的主人。在关乎国际话语权力问题上，实力原则时常凌驾于真理原则之上，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内容更引人关注，谁在说比说什么似乎更重要。第三，话语边界与话语越界。西方话语是对西方特殊性的揭示，是西方经验的一种理论提升和表达。但是，现在我们遭遇“西方中心论”，它往往把西方地域性的经验上升为普世性的知识，把地方性的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的知识，以西方经验为经验，以西方标准为标准，话语从它的边界之内越界走向边界之外。话语越界源于话语的“力量”，有“力量”就越界，没有“力量”就收缩，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话语扩张。未来中国，终将有一天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话语越界是一种常态，不是个案，话语天生就有越界的本能。那时，会不会走向东方中心主义？会不会以中国的话语为标准来裁判世界性问题、人类问题？这是考验中国智慧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阶段的主旨发言由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付洪教授主持。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新生教授在发言中说，4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转型过程，更为深刻的则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必然要求话语转型，必然要求构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我们对外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从政治话语来看，中国对世界有重要贡献，但是，从学术话语角度说，我们在世界的影响还较小。讨论话语的建构，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应当是统一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学术话语应当为政治话语提供学术资源。现在的学术话语还不能完全为政治话语提供所需要的学术资源，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话语的形成过程，是各个单一的学科在不断地建构自己专业的学术话语，而且越来越往专业的方向走。从学术来讲，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它也越来越脱离政治话语的建构所需要的学术资源。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俊萍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道路中最根本的中国话语表达。党的领导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十分清醒，强调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党中央对我们党肩负的责任，在认识上是清醒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清醒的，对管好党、治好党是有信心、有底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话语的关键，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李海青教授在发言中，围绕中国道路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在巨大的成就面前，我们党也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第一，要关注压力型体制下的过度作为和不作为并存的现象；第二，要关注改革空转现象。今天改革的任务多、时间紧，一些官员无所适从，导致改革空转；第三，要关注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参与机制问题；第四，要关注党政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家和社会关系；第五，要切实预防外交领域的战略透支问题。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教授围绕“中国道路中的资本和权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资本战胜了权力，权力不再是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判断现代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国家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一定意义上是西方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衍生品，中国走向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动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关于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问题。马克思的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不同，就是中国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我们要意识到权力不是一个好东西，但它也不是坏东西，资本不是好东西，但也不是坏东西。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才能应对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的讽刺、诬蔑，才能思考当代国家建构的问题。我们要把权力打造成公权力，并成为一个规制私资本的力量，让资本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不可越界。
复旦大学哲学院王凤才教授在发言中认为，21世纪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线有文献学路线、意识形态路线、政治经济学路线和政治伦理学路线。第一条路线、第四条路线比较了解中国，但对中国发展、中国道路不感兴趣；第二条、第三条路线对中国道路很有兴趣，有人写文章甚至写书对中国道路进行评价。德国学者对中国道路有四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国道路是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第二种认为，它是一种非资本主义道路；第三种认为，中国道路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它是非社会主义道路；第四种认为，中国道路是向上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德国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成就的肯定，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他们的一些观点未必正确，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批判地对待。以上四种不同理解，我们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们要了解，要进行批判性反思。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冉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道路的三个展开相度及其历史的定向”。第一个角度是民族复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第二个角度就是现代化。邓小平提出赶上时代的命题，这个时代就是现代化。第三个角度是世界历史。近代以来，中国天然蕴含着三个基本要素：作为目的的民族复兴；作为手段的现代化；作为道路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历史的逻辑生长，它具有强烈的客观性。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杨宏伟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他指出，中国独特的国情，独特的文化，以及中国独特的历史，决定了中国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立足于我们的国情，立足于实际，来寻求对自身发展有效的道路。但是，在强调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必须把中国道路放置在全球空间中考量。因为中国道路，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义的中国道路，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中国在全球体系当中探索出来的。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融合，提升了中国道路的国际认同。我们在用中国话语讲中国道路的时候，要把中国话语置于世界话语体系之中，不宜过度讲我们的独特性而忽视其世界性。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纪亚光教授在发言中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支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回顾中国近现代以来谋求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被植入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以及中国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之下由历史驱动的结合。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蕴含着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国特色”绝对不是和西方绝缘的，它植根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之中。中国特色和人类文明不是对立的，是一体的，中国特色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必将为人类文明贡献更多的价值。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化研究部的主任赵美玲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本研究部的研究成果。中国化研究部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要求，充分考虑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基础，发挥南开大学的优势和特色，确定了三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这个研究方向在全国高校马院是一个特色。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是一种互动发展，中国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开拓出来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社会主义目标，是几个关键因素。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撰写《现代化新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道路进行一种总体研究。第二是出版了一套丛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深入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系统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领域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第三是重点发表论文，确定博士和硕士论文选题，努力做到把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相结合，把学科建设和服务社会相结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爱军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道路的三元主体”。他说，中国道路是三元主体互动、协调、推进的结果。第一个主体是资本。中国道路本质上是一条利用资本并且驾驭资本的现代化道路。资本的逻辑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一个主体力量。第二个主体是国家。国家权力一直是解释人类社会结构的重要范畴，实际上也是解释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范式。国家权力表现为双重任务，第一个是承认、利用、发展资本，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二个是引导、规范和驾驭资本。第三个是人民主体。从历史主体来看，中国人民是推动中国改革、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从发展模式来看，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加依靠于人的创新能力作为驱动力，人的需要是中国道路的第一动力，中国道路、中国奇迹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契合，并且从后者获得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从价值主体来看，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新的现代化类型，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人，强调人、尤其是人民，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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