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道路

第40期

前情提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于中国奇迹，世界都在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要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需要从中国道路中去寻找真实的答案。
　　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一决定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之治，大道之行。这条道路，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也是为中华之崛起而探索的一条全新道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道路，是理解和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根本问题的钥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的三位专家，请他们从各自研究角度分享“中国道路”的故事。

把握中国道路的共性与特性

访谈嘉宾

李彬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联合培养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发表专著1部，英译汉1部，德译汉1部，主持并完成国家课题1项，结项鉴定优秀，先后获得两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颁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奖”。

李彬彬老师

代表作

《瞭望》：中国道路有怎样的本质特征？

　　李彬彬：历史和现实实践都表明，中国道路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中国问题，创造了中国奇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必须从共性和特性上把握住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
　　从共性上看，中国道路是人类文明的现代化之路。
　　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现代化始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实现现代化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现代化的课题就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180年的近现代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在探索现代化道路，最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扫除现代化的障碍，为推进现代化开辟了道路。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党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依旧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核心问题。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180年来实现现代化的夙愿的自然延伸。在当代中国而言，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包括以下内容：反对封建主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融入全球化，推动世界交往。
　　 这些内容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手段。对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具体体现为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从特性上看，中国道路有其特殊性。中国道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道路是在深刻总结西方发展道路和苏联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西方现代化的困境在于资本主导，虽然打破了传统的人的依赖关系，但是又陷入了对物的依赖，人成了工具，物成了目的，工具和目的颠倒。苏联的现代化道路的困境在于权力主导，排斥资本，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长期无法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赋予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在发展方向上，党的领导保证了我国现代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方向，这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向有本质区别。在价值立场上，党的领导保证了我国现代化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战略举措上，党的领导保证了现代化的进程能够有效地调动资本、公权力、人民的创造力这三元主体的力量，集中到为实现现代化攻坚克难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希望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充分发挥这个最大的优势。

中国道路蕴含着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访谈嘉宾

王海滨，现工作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主要成员。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问题研究》。

王海滨老师

代表作

《瞭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

王海滨：放眼世界历史，这70年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民一路走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原因有很多，但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视道德修养和精神修养。毛泽东强调“心底无私天地宽”，激发了中国人民奋斗的精神。后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两手抓”，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这种精神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四个伟大精神”，即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这四个伟大精神，积淀于中国5000年文明基因中，流淌在中华民族近14亿人的血脉里，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融入中华儿女的心灵秩序和精神境界之中，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国人民是中国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红船精神、延安精神到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等等，从中国人民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谱写了自己的精神谱系。新时代迫切需要中国人民继续发挥精神力量，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走向全面走向深化。
　　能否不断完善并坚定地行走于中国特色文明之路，并在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中凝练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智慧？能否在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明昌盛和文化发展繁荣等方面，开创出基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并且洋溢着现代性精神的新型文明方案？能否在呈现中华文化包容性之广、融合力之伟、思想生命力之旺、创造力之强的过程中，既延续中华文明血脉，又引领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新探索，并成功构建既全面理解和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又面向“中国问题”、延续中国文明基因和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并在世界文明国家中拥有根本影响力的新型中国话语体系？

 这些问题既是我们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日益觉醒的“使命型文明”的“中国之问”，也是回顾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并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历史之问”，更是在由文明大国迈向文明强国的关键时期，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节点的“时代之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相当程度取决和依赖于中国人民是否能够和如何更好地继续发挥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

掌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访谈嘉宾

 唐爱军，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韦伯现代性理论、意识形态、中国道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工作。已出版个人专著《马克斯·韦伯现代性思想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读》等；参与编写《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等著作；已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北京大学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

唐爱军老师代表作

《瞭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那么，故事该从哪里展开？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是什么？

 唐爱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的是牢牢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奇迹”“中国崛起”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围堵、打击中国的声音。西方世界非常关注中国道路的研究与阐释，其基本意图是用西方理论、西方话语解读中国道路，以此掌握话语权。
　　客观地说，在全球化的话语场域中，西方是有话语霸权的，在解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上同样如此。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常常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制中。按照西方流俗观念，中国经济的成功是“私有化”+“市场化”的结果。

 以上诸多解释话语，更多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用西方话语范式解释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将一种西方模式普遍化、西方知识世界化。

 马克思一贯强调理论的“历史性”“空间性”。他强调，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绝不是“一般发展道路”，不可能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用西方话语规制中国道路，不仅在学术角度存在方法论的谬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分析更隐藏着话语陷阱、意识形态渗透。这些年，西方意识形态在解释“中国道路”时设置了诸多的话语陷阱，主要表现为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成就、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外交战略、国际活动，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评判中国道路。

 一些西方话语使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流行概念，但充满了双重标准，有意忽略了这些概念在不同时空中的不同内涵，其实是代替“上帝”裁判其他国家与文明。
　　中国人民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破除解读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霸权，解构“西方话语”中的“统治术”，建构“中国话语”。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解决“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中国经验、西方话语”等诸多问题。

 建构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独特话语，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任重而道远。可以首先着眼于“核心要素”“世界意义”“战略重点”三个方面问题来阐释与论证。
　　首先，提炼“核心要素”。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丰富内涵，但在全球化时代，更应当提炼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以核心要素建构其表达中国道路的鲜明话语及其相关体系。
　　其次，重视“世界意义”。在现有的中国道路阐释中，我们既要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同时要更加重视中国道路的普遍性、“世界历史意义”、人类文明价值。西方一些理论、话语之所以有影响力，跟它们的“普遍化阐释”“世界意义阐释”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道路即是“世界向度”，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全球化时代，更应当突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中国道路彰显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等等。

 再者，把握“战略重点”。在阐释中国道路时，要重点解释好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解释好、宣传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

文章| 《瞭望》2019年第45期

排版| 思想先声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