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判断

第43期

作 者 简 介

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先后出版《权利与社会和谐》等个人专著12部，在《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期刊发表文章近二百篇，主持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多项，曾三次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成果奖。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直机关第八届青年岗位能手。现为中直机关青联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专家，北京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

李海青教授

前  言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言，党的领导至为关键。2017年10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此，党章和宪法都提出了同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判断。那么，如何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何种意义上是最本质特征？深刻把握这一重大判断，有助于我们透彻理解中国道路的发展逻辑，理解中国的发展奇迹何以可能。

本质是指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与根本属性，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趋向。最本质特征则是指事物最为内在、最为根本，最能够决定事物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核心要素。就此而言，要想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必须要深刻理解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性、根本性和核心性。基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维度，这种内在性、根本性和核心性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把握：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角度，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建立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本来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实现了由“文革”到改革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得以开创并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身卓越的领导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党的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够胜利推进。原初的理论逻辑、必需的前提基础、事业的开创发展、卓越的领导能力、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五个方面贯通指导思想与客观实际、历史发展与现实成绩、党的集体与领导核心，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问题分析框架。本章以下就从这五个方面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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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党的历史担当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也必将被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但资产阶级本身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其是被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所推翻，无产阶级承担着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然而，无产阶级尽管代表先进、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其要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还必须有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那就是有效组织起来特别是成立政党。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其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对此进行了集中的阐发。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所代表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相比于一般无产阶级民众，在理论方面共产党人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无产阶级成立政党以后，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就要利用政权的力量改造经济、改造社会，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而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改造，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与公有制的建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一定程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哪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换言之，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在于破旧立新，建立这样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的新社会，而一旦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就此结束，人类真正进入了无阶级的社会。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来看，共产党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社会形态的更替，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可以说，没有共产党这一新型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就无法被充分调动与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只能停留在自发层面而达不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人数的众多与力量的强大也只能作为对阵资产阶级的优势而转化不成胜势，新的理想社会也就无法最终建立。如果说无产阶级是躯体，共产党就是头脑，如果说无产阶级是自在，共产党就是自为，如果是无产阶级是群众，共产党就是先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是通过共产党来完成自身使命，建立新的社会。按照对历史规律的认知，把工人运动从自发提升到自觉，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剥削压迫，建立共产主义，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就是共产党人最终的历史使命！共产党正是因这一使命而生，因这一使命而在。共产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宣言》对于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这一规定影响极为深远，尽管后来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时代条件与具体国情对于历史使命作了时代化与国别化的再诠释，但实现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明确宣示的使命追求。承担这一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依据，是其出生的合法性证明。如果不能够承担这一使命，或者这一使命已经完成，其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与意义。承担这一使命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核心的规定性，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的始终。当然，《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的进程是比较理想化的，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依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由于列宁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强大影响，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更为普遍性与现实性的概念代替共产主义而广泛流行，自此，共产党就与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把消灭阶级、建立新社会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纲领》宣布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充分说明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使命型政党。

基于以上分析，要想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理论源头上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阐释，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对于党的历史使命的认知，透彻把握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相关性与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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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前提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但其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新中国的成立为其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改造为其奠定了经济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的建设探索为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状态，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发起了各种运动，力图从器物与制度等层面寻求救亡之道，但无一成功。这种状况，直到随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开始发生实质性改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逐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伟大的革命实践对外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对内结束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与反帝反封建意识被充分唤起、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逐步确立，备受欺凌、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终于被有效整合成为集中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新中国”之所以“新”，就在于其已经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集中统一的民族国家。“1949年革命胜利的意义在于，共产党通过社会动员和革命战争的手段，对外有效地争取到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统一，在平等、互利、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对内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政府制度），使中央政府的政令通过遍布国中的党的组织网络贯彻到基层；在多民族国家条件下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安排，在坚持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民族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形成了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促进了民族间的整体融合和边疆地区的稳定；以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政治参与的方式重组了中国社会，实现了底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平等，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入广泛的国民政治训练。……共产党革命克服了社会低组织化状态和国家权力分散化状态，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权威基础。” 如果不建成这样一个集中、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就根本谈不上。就此而言，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党还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这一时期我们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时期。“所谓‘延伸’，主要指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及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与进展。虽然其中发生了种种失误，没有实现第二次飞跃，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仍然在继续和发展。这表现在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所谓‘准备’，除了以上所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以外，还体现在为第二次飞跃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还为第二次飞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再者，对这期间经验教训的辩证总结，也为第二次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 

正是因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多方面的前提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才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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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有其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与思想根源，形成以后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其带来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明显的：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生产力发展无法长期持续，而且造成了普遍的贫穷与大众温饱问题的难以解决。正所谓危机倒逼改革，问题倒逼改革！现实的问题与危机迫使党在思想上要实现解放，实践中要锐意改革。正如邓小平1978年9月在反思以往经验教训时曾深刻指出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的计划式垄断性分配必须要改革，而与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分配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控体系也必须要予以改革。而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意味着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刻“革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与唯一的执政党必须探索一条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求的社会主义新路。

这条新路的开辟首先需要党的高层推动全党继而全体人民的思想解放。束缚人们头脑的僵化认识不打破，思想观念不从对传统所有制与管控模式的固有认识中解放出来，人们就不能正确的认识现实，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进行规划、制定政策，全党就难以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就难以切实展开，新路就难以开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对思想解放问题如此高度重视。“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通过反思，邓小平认为，不应再将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传统经济结构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规定，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这种经济的结构模式，而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体现在固化的经济结构方面，而是体现在其功能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无疑是在它的功能论的方面，而不是在它的结构论的方面。……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实际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最大革命。” 就此而言，要按照社会主义应具有的现实功能来改革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从这种功能主义的本质观进行观照，生产力落后的我们自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将党在这九年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理论成果梳理为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基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过持续的探索，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现实功能论的本质观为指导，基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赋权于民，致力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与首创精神，致力于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条实现伟大转折的探索性、创新性道路就是区别于苏联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像邓小平指出的：“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路子走对了就有希望。”“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的伟大转折，开辟的这条新路确实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繁荣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重要论断。但是，怎样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怎样建立起这一体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实践中加以回答。在认真思考和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总体规划，提出了基本框架。其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问题认识的深化。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还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等等。其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认识的深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思想，全面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纲领。这一时期对党的建设认识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其一，创造性地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其二，创造性地确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方向和目标。执政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就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前进方向。其三，创造性地探索和思考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在党的性质上，提出了“两个先锋队”论断，在党的依靠力量上，强调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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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视为第一要务，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马太效应”、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社会建设滞后等因素，这一时期，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张力愈益显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关系不断分化、各类利益矛盾日益显性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形势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形势与任务，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作为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与深化：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虽然都与人的发展有关，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身。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最终必须落实到广大社会成员的权益保障与全面发展上才是正当的，这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目的本身。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理念描绘了一幅以社会大众现实生活世界为基础，注重公民权益、推进改革成果共享，具有凝聚力与感召力的社会发展目标蓝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发展与创新。尤为关键的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既正视矛盾、不回避矛盾，又主动地化解矛盾、积极地处理矛盾，体现了我们党直面问题的勇气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场，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动力，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换言之，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执政党的一种自觉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历经四十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发展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恢弘事业。《中国共产党党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章》特别强调，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是党历经艰辛开创的，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与艰辛探索，既不可能有持续的理论创新，也不可能有不断的实践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会开创，更谈不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路线、方略、布局、进程、愿景，都是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形成与制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无法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法迎来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就无法迎来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如果弱化党的领导，甚至放弃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就会改变，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会毁于一旦。要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不变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就此而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党的领导并非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常量，并且是最为关键、最为核心、最为内在、最为本质的因素与常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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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卓越的领导能力是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归根结底是因为共产党卓越的领导能力。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但短短几十年中使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如此复杂的超大型国家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实现转型与发展是极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确实作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应该深入思考。可以说，研究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把握住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抓住了研究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找到了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是因为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其一，崇高的使命意识。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性政党，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长远的价值追求。自共产党诞生之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赋予其崇高的使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这一使命的内容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与丰富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考虑的不仅仅是当下的事情、现实的问题，而是具有长远的目标规划与思路设计。这种使命感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切实具有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使得其真正将中国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认真对待与处理，专注于此，不敢懈怠。与之相对应，西方的政党可以称之为现实性政党，其政策设计与目标制定往往局限于一定期限内的选举任务与一定阶段内的现实问题，不具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意识与长远的发展规划，国家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意识不够充分。只有具备这种价值情怀，具有这种长远目标，持续走下去，才会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其二，坚定的人民立场。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至上，高度重视建立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一体性血肉联系，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确实，只有没有私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于作人民群众的工具，共产党才能当好人民的代表，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人民才能把自身发展的领导权委托给共产党。对于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宗旨与价值追求，毛泽东用中国化的语言形象地将之称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刘少奇在被称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中也强调：“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栖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 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于人民群众有一种深沉的价值承诺，有深刻的伦理观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不仅其开辟基于党对民众现实贫困与温饱问题的高度关切，其发展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于人民立场做出了富有时代内涵的创新性诠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在这样一个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刻理解并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推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定向意义！

其三，严整的组织特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崇高的使命意识，而且具有严整的组织特性。党的组织边界严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章程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入党程序等作了非常严格且详尽的规定，努力保持党员对党的强烈的组织意识和身份认同，维持党的严明的组织边界，这和俱乐部化的西方政党具有很大差别；党的组织体系严密：无论是在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国家系统，还是工厂、农村、街道、社团等社会单位，党的组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组织的渗透性与严密性有助于确保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使命；党的组织原则一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当然，任何的民主程序都会走向集中以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但使命型政党所强调的集中远不止于这一最基本的要求与内涵，而是尤其强调权威、统一、集中、纪律。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党内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使全体党员劲往一处使，汇集力量，最大可能的实现宏伟目标；党的组织纪律严格：为保证组织纪律的严格执行，党章规定了针对各种违纪行为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处分标准和程序，同时设立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正风肃纪。以上严整而鲜明的组织特性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自我革命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规范全党行为，集中全党力量，把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有效的贯彻落实。就如同邓小平指出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四，有力的领导机制。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不是直接用党的命令的形式来指挥非党机关、社会组织与广大民众，而是通过运用一系列的制度机制来实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对此作了精辟阐述，将这种制度机制概括为七个方面：作为权力轴心机制的“党委（党组）领导”、作为全面控制机制的“归口管理”、作为精英管理机制的“党管干部”、作为思想统一机制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沟通吸纳机制的“政治协商”、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统一战线”、作为政治动员机制的“群众路线”。正是通过这七种机制，党的领导牢牢嵌入到政府、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极为强大的整合与动员能力，从而有效发挥了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与管理中枢作用。党的任务、政策、策略、目标一旦确定，就会利用这些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种因素与资源，全力以赴，在全社会有效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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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极强的实践思维。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思维，注重实践探索、教训反思、经验总结、思想提升、理论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有效的互动。对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党的思想路线正是以这种实践认识论作为基础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种实践认识论、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在保证党联系群众、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思想不停滞不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了目标，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可能脚踏实地的开辟道路，并尽可能少犯错误，探索前进。

其六，出色的学习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而要熟悉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党就必须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针对于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建立学习型政党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而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的特点表现的也非常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特别强调的是，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吸纳其他国家好的理念、经验与做法也是学习的重要内涵，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总结是回顾过去，学习是针对将来，吸纳是面向世界。善学习、能吸纳的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思维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与时俱进、融入世界、紧跟时代。

其七，持续的回应创新。与具有实践性思维与善于学习、吸纳的特点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过程中能够从实际出发积极应对各种问题与挑战，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指导思想、政策与制度的更替与创新。就此而言，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与执政党对于现实问题与民众需求确实体现出了较为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而这种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著名学者郑永年对此做过对比分析：“从理论上讲，在多党制国家，政策变迁的阻力应当小于一党制国家，这是因为政策可以在执政党的更替过程中得以变化。当一个新的政党掌握政权后，它可以终止上一任执政党的政策。然而，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在许多民主国家，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党并不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常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的政策变迁通常十分困难。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政权更替，那么中国的政治体系，则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更迭。尽管在中国社会，人们时常抱怨执政党的政策变化太慢，然而事实上，这些政策在中国的执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的政治体系，处在一个相对较快的基础之上。在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可以将变革政策的责任相互推诿；而在中国，执政党的这种责任，则是无法逃避的。从20世纪的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中国已经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政策变革。面对不同的局势，以合理的政策变迁加以回应，如果无视执政党的这一巨大能力，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涉及到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创新。

其八，有效的推进策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策略而言，总体可控、渐进分解、辩证思维是其重要特点。所谓整体可控是指改革者相对有效地把握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秩序，对整体局面具有可控性，高度重视稳定。稳定与秩序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而言至关重要，具有前提意义。没有稳定，社会一旦混乱，就很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长期陷入无序状态。所谓渐进分解是指不采取激进的无把握的改革措施，而是采取总体渐进式、分解式的改革策略，对于宏大的改革任务按照顶层设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分阶段、分层次实施，不追求一蹴而就。邓小平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尽管渐进式改革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它可以避免过于激进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尽可能减少改革的过大风险，逐渐培育起新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元素，在旧事物中逐渐推动新事物的生长与壮大。事实证明，在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条件下整体激进的改革措施往往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所谓辩证思维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不僵化、不片面，不单打一，而是统筹考虑各种矛盾因素，善于将现代化进程中各类矛盾的双方基于自身国情相结合。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古今中外的因素相互交错，各种似乎矛盾的方面共存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系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比较好地实现了各类矛盾双方的有机统一。比如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十个结合就多属于此。再比如当前改革进程中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等也都是强调矛盾面的结合。看似矛盾却必须实现有机结合与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策略的一大特点。

以上这八个鲜明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真正做到了打铁必须自身硬。正是这种卓越的领导能力决定了党的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功。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还要看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还要继续经历风风雨雨，还要继续克服艰难险阻。完成艰巨光荣的任务使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根本上还是要靠党的领导。就此而言，党的有效领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将来发展中获得进一步成功的最为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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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为重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一个极为重要的内涵就是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具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最本质特征。

其一，作为一个先进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要求树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逻辑，所谓先进，有以下六层含义：一是指工人阶级相比于小农、小手工业者、资产阶级等具有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先进性；二是指共产党员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集合，在思想认识、能力水平与道德觉悟上应该比一般工人与其他群众先进。比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是指党员中的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能力水平与道德觉悟上应该比普通党员先进。领导干部作为先锋队中的先锋，比之于普通党员，他们应该具有更高程度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四是指党员干部中的高级干部在思想认识、能力水平与道德觉悟上应该比一般领导干部先进；五是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党的领袖比之其他高级干部在思想认识、能力水平与道德觉悟应该更为先进；六是指在党的领袖中，党的最高领袖应该最为先进：理想信念应该最为坚定、思想认识应该最为深刻、实践活动应该最能担当。换言之，就马克思主义建党逻辑而言，从其他阶级到工人阶级、从一般工人到共产党员、从普通党员到领导干部、从普通干部到高级干部、从高级干部到党的领袖、从党的诸多领袖再到党的最高领袖，存在一个在认知、德性、能力、素质等方面自下而上层层提升与递进的逻辑设定。按照这一逻辑预设，党的最高领袖自然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成为全党具有最高权威的领导核心。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尽管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同时也承认伟大人物的显著历史作用。正如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强调的：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

其二，艰巨复杂的形势迫切需要党树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到，真正的领导核心都是我们党在应对重大危机与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严峻复杂的形势和棘手难解的问题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明确思路、凝聚力量，汇集共识，以力挽狂澜、化危为机，通过艰巨卓绝的努力开创党之伟大事业的新局面。这一观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即致力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但是由于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等的影响，革命道路的探索艰辛而波折。可以说，直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我们才真正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邓小平本人也是这样由时势造就的伟大历史人物。十年“文革”以后，百废待兴，逐渐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不仅本人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立下万世不朽之功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经验丰富的邓小平对于领导核心在应对复杂危机、化解严峻挑战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认识与体会的也相当深刻。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40余年时间。迄至今日，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机遇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复杂的形势，挑战前所未有。如果说改革之初只是一个温饱问题，现在温饱问题早已解决，新的问题反而更多，比如利益矛盾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信仰缺失问题等等，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不好解决。如果说改革之初那种粗放的发展方式还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还能够实行，今天粗放的发展方式早已不可持续，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艰难。如果说改革之初也有阻力，那时更主要是思想的阻力，而今天中国的改革不仅面临着思想的分化，同时更面临着现实利益的阻力。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既得利益群体，各种利益阻力也是盘根错节，不好解决。概而言之，可以说，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又到了继1978年改革大幕拉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的又一个瓶颈期和新的关键节点。在这一关键时期，改革必须全面深化，发展必须转型升级，而当前改革推进的艰巨程度、敏感程度、复杂程度，丝毫都不亚于改革之初，整体形势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问题多、挑战大、阻力强。而这就决定了现阶段的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凝聚共识、整合力量、明确思路，带领全党与全国人民共克时艰，再创辉煌。没有这样一个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很难突破当前的瓶颈期和关键节点，再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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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确立核心权威有利于推动决策落实。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形成明确的改革发展思路固然不易，但有效的贯彻落实尤为重要。因为改革发展思路如不能有效落实，仅仅停留在文件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要使改革思路与布局真正贯彻落实，中央就必须有足够的权威。中央只有具有足够的权威，才能克服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与既得利益的阻力，通过督促推动改革决策真正落地。反思中国改革历程，中央权威问题必须要正视、要解决，不然改革就无法深化，改革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党内领导核心地位，实际上就是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进一步强化，而这无疑将有利于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加速推进实施既有的改革路线图。

其四，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充分显现了习近平作为全党领导核心的能力。

《人民论坛》杂志曾刊发过一篇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核心能力”的文章，认为习近平具有自信笃定的政治意志力、高瞻远瞩的全局掌控力、坚韧无畏的变革创造力、大气厚重的凝聚感召力等四大核心能力。确实，这四大核心能力在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与有力证明。十八大以来，在理论方面，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就此而言，习近平是今天中国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者。实践中，积极推动反腐倡廉、澄清吏治、健全民主、完善法治、改进民生、裁军整军、有效应对南海危机、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等，确实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崭新局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就此而言，习近平又是今天改革的督促者和推动者。换言之，习近平既是今天中国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又是今天改革方案的执行者，一身兼两个角色。国外很多政要、学者对于习近平所展现的这种领导核心能力也给予高度评价，称他“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领导力前所未有”，“继邓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中国新一轮革新的中心人物”，“将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领袖”。国内的成就、公众的认可、国外的赞誉，所有这些都说明一条：核心源自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能力，实实在在的行动，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众望所归。可以说，习近平同志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维护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对于在新时代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篇章极为关键、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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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就思想渊源而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域中，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才能够建立发展；就前提基础而言，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了艰辛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就开创发展而言，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才实现了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得以开辟并不断发展；就党的集体而言，卓越的领导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就领导核心而言，正是由于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具有这种内在性、关键性、核心性、决定性，所以2018年宪法修订，在宪法第一章《总 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所以做如此修订，是因为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十余年发展最为重要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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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和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页。

3.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5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5.《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12/18/c_1123872025.htm

1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0一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3.《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九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0页。

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49页。

15.参加景跃进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17.郑永年：《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挑战与机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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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图|转自“大有公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