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话语进路

第46期

作

者

简

介

刘卫东，博士，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代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承担《当代社会思潮》《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出版专著《中国公共产品集体选择制度研究》，在《社科战线》《东北师大学报》《经济纵横》《长白学刊》《党政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

摘

要

从近代以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互相交织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内涵的阶段中，中国社会形成了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中心的各种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站起来”是指中国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为核心思想的话语。“富起来”主张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通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为内容的社会全方位变革。“强起来”则是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自信”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强调只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

中国道路；话语体系；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机会，就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讲述给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中国道路总结出来，形成理论，并讲给世界。

一

现代化--贯穿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

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般认识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的时间起始与科学技术革命的萌芽息息相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连；现代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系统、人文情怀等等，它不是一个固定内容的概念，其中蕴含的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充实。

现代化则是指一个国家走向现代道路的过程，当现代以一个美好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人们便通过国家、民族等群体，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近。由于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对于现代化的解释也不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的过程，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现代化是指近现代以来，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第二种，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即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从社会阶段将现代化解释为科学革命以来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第四种，从文明的角度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从这四种对现代化内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其次，这一过程发端于近现代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从价值、文明到社会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代性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面对这一新变革所产生了新理论、新思考，出现了新的概括，这就是现代性的内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现代性将人类社会视为无限发展的一个过程；第二，现代性认为要保证无限的发展，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以保证社会的效率；第三，现代性强调资产阶级启蒙时所形成的关于人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概括现代化的学理语言，正是由于有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社会变革这些现代化过程，才有现代社会属性的现代性。如果不能够对现代化进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现代化道路的现有实践，欧美现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义，可能其他所有国家都需要照搬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抽象出来，按照现代性的标准，很多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同样能够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为我们展示的是具体的实践方法，而现代性则是提供抽象的价值标准。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发展内涵的确定与嬗变

从目的来看，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实现发展，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对这一道路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实现方法的争论，但是在目的上，从没出现过动摇。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西方国家以“船坚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现在国人眼里时，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现代的内涵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最初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所以满清王朝仅仅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后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政治层面，这时变法、维新、立宪等思想就开始出现。五四运动之前的现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学习，照葫芦画瓢而已。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将西方现代化的属性直接总结为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清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已经突破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经济思想、文化价值也进入到现代化研究的范畴之中；实践上，根据理论的不同观点，也开始了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尝试。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各种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潮、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等。1933年《申报月刊》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词语开始使用，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固定下来。此后，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已经成为定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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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把“四个现代化”列入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口号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成为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道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但是现代化的道路依然是中国的发展道路。1980年新年伊始，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对于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我们也是在不断深化过程中。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用“富强、民主、文明”的概念表述现代化道路的奋斗目标。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讲话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概念用“富强、民主、文明”表述，并阐述了内涵。党的十四大江泽民再次深入解释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涵。在这之后，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目标已然明确，“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分别对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奋斗目标。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的不同时期，存在着对现代化内涵认识之争、对现代化实现道路之争、对现代化实现具体方法之争，这些争论没有改变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具体话语，只是在内容和外延上解释的不同。因此，中国道话核心话语“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由衰及盛的历史中得来的。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首先，中国道路是一条批判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的道路，一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各种方式已经尝试过，无一能拯救中国；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华民族的侵略，给中国人民情感上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三是中国现代化所依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先天就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反对帝国主义，追求社会公正，追求平等，力图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征。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又不同于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学习和模仿苏联的发展道路，但是在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过程中，没有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而是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再次，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思想发端于清末的“经世致用”思潮，后来的“师夷制夷”“变通自强”“中体西用”等思想均在儒家思想的范畴之内。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这种价值伦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使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通过国家导向的民族振兴战略，实现了赶超。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培育中国特色现代化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式自主性发展道路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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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站起来”阶段的中国道路的话语

“站起来”是中华民族走向独立的阶段，是对内反封建、对外反侵略的中国道路实践。在这一阶段，“革命”思想贯穿了始终。  

(一)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革命思想初步扩散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改良思想一度占据主流，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知识分子改良实践的失败，革命思想开始被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革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1905年，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建立，就把革命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

中国同盟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自己的纲领，彰显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同时发行《民报》与主张改良的立宪派论战，“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11〕。在这之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又在全国各地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中国同盟会在1906年之后，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一系列革命起义，如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这些革命行动加上武昌起义，最终摧毁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制度的共和国。

(二)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革命思想成为中国道路的主流思想

辛亥革命之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没有马上到来，帝国主义与地方军阀的势力之争将中国拖入到内战之中，帝国主义力图将中国变为他们的附庸，民族资产阶级力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新成立的共产党也开始谋划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标志着“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选择。在这之后，国内爆发的关于重建国家、重建秩序的战争，基本都冠以“革命”的旗号，这个革命的思想，反映了因辛亥革命未能达到理想而继续斗争，与旧中国彻底决裂的坚定态度。这种革命的思想，体现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厌倦了小打小闹的、对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上缝缝补补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而主张采用激进的革命方式，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剧烈的、根本的变革，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这种通过激进的、根本性变革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从那时候就开始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直到今天，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在每一次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中，都会表现出来，并经常见诸于文章、期刊、报纸与网络。     

(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革命思想引领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战役取胜最终决定了由谁来决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权，也决定了采用何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实现现代化。由于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残余反动势力的反扑，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用革命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全面“砸碎旧世界”的基础之上建设新中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以革命作为实现现代化道路主要方法才逐步被改革取代。 

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大陆全线退却，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之争结束，中国走上苏联模式建设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现代化道路秉承着革命的思想，在大陆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残余进行风卷残云般的清除，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国家从上到下依然保持着激进的民族主义，对现代化—工业化的快速实现保留着迫切的态度。 

面对旧中国千疮百孔的局面，新中国首先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的产业，又在全国推行土地改革，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集中国内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的所有权结构、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权力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并且形成农业支持工业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用革命的思想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困难后，“一五”计划后期，冒进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体现出来，这是从全党全国都表现出对建设速度加快的迫切需求。195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一方面在舆论上形成了宣传的语境，虽然集中了社会发展的合力，但是也刺激了人们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心理。从此之后，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革命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的经济就经常处在激进、反思、平衡，再激进、再反思、再平衡的反反复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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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富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革命的方法只适合社会剧烈变化、社会和思想发生质变的时候，当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生产关系不再是生产力的桎梏时，革命的思想和手段让步于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改革”的思想。

(一)改革开放之前，“富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逐步开始

经过“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中国已经开始从“站起来”向“富起来”探索之旅，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迅速发展。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尽管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是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斗争的任务已经变成保护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国内的矛盾也从两个阶级的矛盾变成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至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富起来”逐渐成为中国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学习苏联发展模式上，将社会主义简单概括为：工业化、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中苏关系交恶之后，我们开始尝试突破苏联模式，探寻社会主义模式下实现现代化的其他方法，改革的思想初露端倪。 

(二)改革开放到南方谈话，改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的思想建立在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模糊的，“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会是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因为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和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苏联建立之后，将苏联的发展模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标杆，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苏联模式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的一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东一些国家都开始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和突破，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文革之后，中共中央也开始重新审视苏联模式和中国的发展方式，准备进行改革。改革首先要在理论上确定什么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首先提出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段时间，在全国掀起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思考、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第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三，按劳分配制度；第四，市场经济体制；第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第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特征服务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由特征体现，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的特征不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本质，那么，就需要改革加以调整。 

改革思想是关乎中国道路的方式方法转变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虽然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怎么走，并不十分清楚，只是按照苏联模式，照葫芦画瓢的模仿和学习。中国虽然进行了现代化的启动，但是在如何实现现代化还不很清楚。当中国放弃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道路时，在原有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想也就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导思想。而改革怎么改，那就是围绕这社会主义本质，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们共同富裕的制度、思想、文化调整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行改革，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国有企业改革增效不断进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出现，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开始形成，中国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 

(三)南方谈话至今，改革思想深入全社会 

1992年，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结合，就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发表系列讲话。南方谈话，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从而在理论上真正将改革与富裕结合起来，在实践上，把生产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作为改革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 

南方谈话解决了姓“资”和姓“社”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被拓宽了，之后，市场取向的改革一个接着一个。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搭建以现代企业制度、统一的国内市场、宏观调控体系、按劳分配体制、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在摸索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不断突破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话语方式。在建党一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正按照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划持续进行，“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建时的核心理念，逐渐让位于“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引导改革这一话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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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信——“强起来”中国道路的自我确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纳入正轨，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哪些特点，如何让人们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鼓舞人们的斗志，相信中国道路，并将中国道路宣传推广，自信是首要的话语选择。 

(一)道路自信展示中国道路的成果 

欧美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为后发展国家展示了未来的蓝图。这条现代化道路最初被贴上西方标签。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进程，很多后发展国家力图仿效、复制、粘贴这条贴有西方化标签的现代化道路，但是除了少数国家，大多数国家却屡屡碰壁。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开始尝试走现代化道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仅参考欧美现代化道路，还从各个角度进行摸索，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之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仅欧美一种模式，但西方现代化理论将欧美模式描述成具有普世价值和普适性，将欧美的今天描述成社会发展历史的顶峰，这是错误的。前苏联已经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即使同属资本主义阵营，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同样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现代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三者之间的融合统一。在这条道路上，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均GDP已经达到八千多美元，这从实践上消灭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再次证明了西方发展模式的非唯一性，世界各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二)理论自信促使中国道路形成国际经验

 中国道路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主张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人被资本异化成为资本的附庸、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改变人剥削人的现象，最终会被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十九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能掩盖资产阶级赤裸裸的剥削本性。事实证明，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迷茫的阶段，面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无可奈何，面对宗教冲突、难民问题一筹莫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后，产生一系列指导实践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包括了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价值、社会治理、国际经济协作、国际政治、人类命运等诸多话题，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一系列思想和实践，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国内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之路，在国外为他国提供发展的经验和可参考的治国理论。 

随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也初步形成。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应该包括优秀的政党、公有制经济、市场体制、共同富裕的理想等几大方面。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强调各国的发展要与自身实际相结合；也有普遍性，如坚持为人民服务、保障民生和环境、主张和平与发展、倡导经济全球化、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三)制度自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导致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基础，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实现西方式民主，并且要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都从制度上说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力图证明其普世性。西方国家在向外殖民的过程中，将现代化生活的动人之处与其所理解的民主制度进行兜售，就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只有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才会实现现代化，如果某国没有实现现代化，那无非是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 

民主的价值在于主张将管理人的权利交给人本身，但实现这一价值诉求，却并不一定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了一系列非西方民主制度走向现代化、实现民主的制度体系，这就是中国独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独特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表民意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保证民意执行的行政制度——党政合一的行政管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公民的个人选择形成集体和国家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制度保证为人民服务的一贯性，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理想主义；党政合一的行政管理制度保证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的一套社会制度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实现集中、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保证强大的动员与执行能力。 

中国发展的事实证明，现代化与西方民主制度并不等同，非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民主制度同样能够处理好分权和集权的关系，非三权分立的制度同样能够实现民主，非西方的民主制度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

(四)文化自信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 

坚定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传播文化自信的普遍性意义，是基于中国道路也可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文化自信就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来阐明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展示中华文明的智慧、创造力、创新力。      

从文化的内容上看，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国人智慧不断凝结的结果，无论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生活方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都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类生活的不断探索。其次，中华传统文化是基于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文化，主要表现在政权体制中的“求贤”、伦理关系中的“求善”、治理结构中的“求治”。“求贤”是指依靠贤明的人来解决问题；“求善”是指用“善”处理社会关系；“求治”就是在“求贤”的贤人政治政权体制和“求善”的伦理标准下，形成“修齐治平”的治理理念，是“礼治”“德治”“仁政”等民本主义思想。这是主张贤人治国，追求良善，个人内敛，强调集体主义下的民本主义。这一价值观既体现了非霸权主义的、追求世界文明共生的追求，又为现代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普遍性意义的伦理道德基础。      

从文化的作用上看，首先，中华文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适应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现代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没有起到足够的刺激作用，但是在现代化启动之后，却能为现代化提供文化、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支持。其次，中华文化兼容并包，不排斥其他文明，符合世界大同的未来社会发展预期，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次，中华文化具有宽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满足世界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诉求，具有包容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最后，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既能够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又能够汲取祖先思想的精华，中华文化从来也没有停滞不前，也不会按图索骥，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中央党校冬景

五

结论

 今天，中国已经走在现代化道路上，并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为了今天的成就，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如何走现代化道路的两个方面苦苦思索、不断追寻，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今天的关于中国道路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对中国的发展不断梳理、概括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必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系列理论和思想，是中国人的，但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更属于全世界。所以，每个学者都有义务将中国道路形成的思想和理论，总结出来、讲述出来，并播洒到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人民出版社，2017.27,29,36,59.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D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商务印书馆，2017.490，9-15.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M〕.人民出版社,1958.17.

〔5〕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6.

〔6〕孙中山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1.756,67.

〔7〕邓小平文焕: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41,237,313.

〔8〕毛泽东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267.

〔9〕列宁全集:第34卷〔M〕.中央编译出版局，1984.60-61.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63.

         文章/《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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