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的“中国道路”

第52期 

作者简介

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8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4年入选“国家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出版学术专著《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能力本位》《发展与代价》《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和《强国时代》等9部，主编《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干部方法》（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等3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学术月刊》《江海学刊》《北京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求是》《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9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重点项目“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等6项。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获“全国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社会层级结构理论》著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

韩庆祥教授优秀著作推荐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研究“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等中国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中国道路”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决定命运。 如果从哲学层面研析中国道路，不仅发现它具有相当宽阔的学术研究空间，而且发现中国道路对阐释中国奇迹、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方案、中国话语、意识形态、中华文明等，具有本源意义，它是一种学术分析框架。

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一个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快速发展，一个在社会领域， 体现为长期稳定。 

“中国奇迹”已引起世人关注，且都试图对 “中国奇迹”作出各自解释。西方不少学者往往 用“西方标准”“西方理论”“西方范式”解释中国奇迹，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这种解释在世界上影响较大。一些国家的学者在谈论中国奇迹及其原因时，大都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涉及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问题。不能让解释中 国奇迹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更不能用 “西方标准”“西方理论”“西方范式”来解释中国奇迹。中国学者应掌握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抓住问题的根本，使解释具有彻底性。在我看来，是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因而要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这里所讲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可概括为: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把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战略目标的根本支柱;把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总体方略;注重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合力。 可从这五个方面对中国奇迹作出本源性解释。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能创造中国奇迹。自 从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中国就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中国奇迹”。从总体来讲，在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总体 性地位和核心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具 有引领力，它有助于引领各种社会意识，统一人们 思想，使其达至共识，进而使人们全力以赴朝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它用奋斗目标凝聚党员干部，从而形成一个有 机整体，使其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它坚持全国一盘棋，能调动各 方积极性，从而集中力量解难题、办大事; 中国共 产党能一张蓝图绘到底，具有战略定力，且以钉钉子的精神来实现美好蓝图;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 开放包容具有开拓创新力，它能迎难而上，越挫越勇，攻坚克难;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能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有助于 创造中国奇迹。 

     确定历史方位且与时俱进就会创造中国奇 迹。能对中国历史方位作出准确判断，能找准历 史坐标，使我们党时刻保持清醒，能对中国发展阶段、本质特征、实践要求作出科学研判，能制定正 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正确的事，这可以避免保 守、冒进;明确历史方位，就能找准主要矛盾和根 本问题，进而确立工作重点，能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和事物特殊矛盾，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点，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地紧跟时代步伐。 这也有助于创造中国奇迹。 明确战略目标就会创造中国奇迹。

清晰的战略目标不仅具有强大动力作用，能明确人们前进的方向，激发人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其自觉主动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坚定不移地实现战略目标，而且具有强大聚力作用，能凝聚人们最大共识，使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有效的总体方略有助于创造中国奇迹。实现 战略目标，正确的路径和方法是关键。只有战略 目标，没有行之有效的路径和方法，实现战略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战略谋划得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正确的“总体方略”能使我们发挥发展 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进而能实现重点突破和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 从而使发展具有坚实基础。

 整合推动力量必然使中国发生奇迹。推动当代 中国发展主要有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这三种力量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形成合力，必然形成一种既强大又平衡的力量，从而使中国发展取得惊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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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也是产生中国理论的实践基础。由此，我们有理由用这一理论对中国道路作学理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三种根本机制: 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动力机制，是一 个社会赖以运动、发展、变化并呈现活力的推动力 量，以及由此发挥作用的机理和方式; 平衡机制， 是一个社会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如何协调，以保持平衡、和谐、有序运行的机理和方式; 治理机制，是针对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失衡而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的调整、规制和完善。

 中国道路首先要致力于解决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问题，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动力和 活力;其次要致力于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平衡、和谐、稳定的问题; 当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 足、发展失衡的时候，中国道路就必须致力于通过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来解决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失衡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致力于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相对注重动力机制。邓小平理论所强调的解放思想、解放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及敢闯、敢干、敢为人先，都是着力于解决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胡锦涛主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和谐因素也呈现出来。 在这种情境下，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 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践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质，就是致力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不平衡、不和谐问题，因而相对注重平衡机制。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既注重创新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 题，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和活力问 题;也注重共享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注重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通过提升国家治 理效能，进一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意味着相对注重治理机制。

 基于中国道路可以构建中国理论。其理论精 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动力机制上，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因而要注重创新发展，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二是在平衡机制上，它把促进 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在治理机制上，它注重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既为 发展注入创新动力和活力，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可以用“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 制”“三机制理论”，来阐释中国道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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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和制度要彼此理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核心讲的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是蕴含着 “中国之治”的中国制度。 

中国制度与中国道路是什么关系? 中国制度 是中国道路中的制度维度，是在中国道路开创、拓展和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之制度化，是基于中国道路之上且关于道路的性质、道路的目标、道路目标的实现方式和道路的推动力量的规则体 系。就是说，中国制度是从中国道路中产生和形 成的，是立足于中国道路而形成的中国制度，中国 制度是在中国道路行走的实践进程中，就其中一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问题而 确定的规则体系。因而，中国制度是借助于中国 道路而发挥作用的，没有中国道路及其实践，哪来 的中国制度，没有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就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即使有，那也是抽象的。道路不同，制度必然不同。坐高铁从北京到郑州，与坐飞机从上海到北京，二者道路不同，交通规则或制度必然不同。因此，从本源意义上，相对于制度，道路逻辑在先。 

当然，二者也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一个国家 所走的道路，首先是解决整个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而一个国家所实行的制度，首先是要解决道路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最根本的制度，首要是关于道路的制度，而最根本的道路，首要是关于制度的 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实践支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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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使中国文化彰显时代价值

中国道路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其中吸纳并 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道路在性质和总体 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儒家文化占主导。儒家文化相对强调集中、统一，大一统，强调秩序，强调文化为统治阶级服务。对这种 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然要求坚 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这在当代中 国道路中就体现为追求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道路又使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得以彰 显。文化要古为今用，正是中国道路所创造的世 所罕见的中国奇迹，才使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得以彰显。为什么要坚定文化自信? 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民为邦本的民本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刚柔相济的坚韧精神、贵和尚中的中道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大局为重的集体精神、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兼济天下的大同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 在当代中国道路中，蕴含着以新的特点和形 式彰显出的人民中心的民本精神、一往无前的奋 斗精神、迎难而上的坚韧精神、兼济天下的大同精神、开放创新的包容精神、团结合作的集体精神、 命运共同的共生精神。正是这些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使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定道路自信，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滋养着中国道路; 坚定文化自信，源于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 

在当代中国，不同道路之争，其深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争，而不同文化之争，其底蕴也体现为不同道路之争。中国应“向何处去” ? 中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 每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把这一核心问题提到前台。对道路的选择不同，文化取向也就不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倡导马克思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强调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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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方案彰显中国道路、

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

从逻辑上看，“中国方案”缘起于“中国道路” “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世界化并彰显其世界意义的具体表达; 中国方案 的背后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它植根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为根本之道。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方案”的本质是中国道路、 中国理论之世界化意义的拓展，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世界化意义的彰显。如果说，“中国理论”是从上层建筑层面对中国道路的理性阐述，那么， “中国方案”则是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层面对中国道路的具体阐释。 

陈先达教授指出:中国方案的提出，有重要理 论和实践意义。中国方案，就存在于中国道路之 中。没有中国道路就不会有中国方案。提不出中 国方案，中国道路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中国道路， 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之路，又是具有世界意 义的中国之路。讲它是中国特色之路，是因为它 具有中国的历史特点、民族特点、文化特点; 讲它 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之路，是因为它向人类 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方案。这个方 案向世界表明，一个近百年来受列强压迫和侵略 的民族，一个曾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完 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与自己民族特点相 符合的制度和发展道路，走上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间天堂，资本主义的经济 和政治制度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之路，资 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并非人人必须奉为圭臬的绝对 价值。在当代，各国的发展，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方案。这正是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拼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及其立于其上的中国方案的成功;而中国方案的成功，意味着在当代可以有另一条通 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而不必接受西方 兜售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论和永世论的灵丹妙 药。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精华的结合，它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对世界的贡献。正因如此，西方一些国家千方百 计对中国道路进行抹黑，并将之视为对“自由世 界”道路的背离。 陈先达教授的上述观点，鲜明 且透彻地阐释了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的关系，给人以启迪。

 “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三者之 间的逻辑关系，还可以做出下述阐释。“中国奇迹”引发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对中国来说，这是 “中国道路”得以出场的缘起; 对世界来说，中国奇迹的秘密要到中国道路之中去寻求，中国道路是产生中国奇迹的根源所在。在此前提下，以 “中国道路”为本源，“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 国方案”三者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系统。 在该系统中，“中国道路”是本源，同时也是核心， “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表达。对 “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阐释需要“中国理 论”，中国理论是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理性解释。由此可以说，这三者之间，环环相扣，层层 推展，具有严密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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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道路建构中国话语

中国道路构成中国话语最深刻的实践基础和 最充足的现实根据。中国话语是中国道路的理性表达，它在本质、核心上是表达中国道路的。中国 道路是中国话语的实践基础、现实载体和本源依托，建构中国话语，应致力于寻求并阐释使中国道 路创造中国奇迹的核心要素、标识要件，这些核心 要素、标识要件是构建中国话语的关键。 

从宏观上讲，这些核心要素、标识要件主要 是:作为“定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作为“定位” 的立足历史方位、不断与时俱进; 作为“定标”的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定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 治理机制;作为“定力”的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中国话语建构，应围绕上述核心要素、标识要件来进行，把这些核心要素 作为构建中国话语的标识性范畴。 

中国话语自信从根本上源于“中国道路”创 造了中国奇迹。中国连续三十多年中高速增长， 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创造了两大“中国奇迹”。这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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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之争深层源于

对中国道路的不同解释

意识形态建设要围绕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四个核心问题进行，尤其要围绕 对中国道路的学理阐释来进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先要练好“内功”， 不练好“内功”，缺乏免疫力，面对“外攻”，我们就会缺乏抵抗力。练好“内功”，增强免疫力，既有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问题，也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外攻”的抵抗力。  

强化“内功”，最关键的，就是我国意识形态 建设要聚焦于中国道路，要围绕解释中国道路进行。“中国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意识形态之争往往是中国道路之争。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误读中国、曲解中国的内容之一，就是认为“中国道 路”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内一 些错误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不同 意义上也持排斥态度，要么崇拜西方新自由主义 而走“邪路”，要么妄想回到“文革”的“老路”上 去。因此，要回应意识形态挑战，凝聚共识，赢得认同，树立理论上的权威，就必须阐释好中国道路，把中国道路的内涵、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从政治上、理论上讲清楚。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如果只讲意识形态建设而 不去研究中国道路，不仅是研究上的短板，也是研究上的不彻底，是浮在空中的表象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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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蕴含中华新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中华新文明。这种中华新文明，不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简单“再版”，也不是西方文明的直接“翻版”，而是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是“中国道路”在当代的生动表达，是中华文明的时代表达，属于新的现代文明形式。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发展的深厚积淀，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决定了中华新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之 处。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无论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当积 极借鉴世界包括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中 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绝不是亦步亦趋、照搬照抄， 而是以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在深入研判中国发展的时代趋势与现实国情的前提下， 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分并纳入中国道路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中华新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性文明作为资本 主义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 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可以成为现代性文明的唯一版本。西方现代化 发展在取得系列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 了“现代性之殇”，如两极分化、冲突加剧、精神 匮乏、信仰失落、私利膨胀等。西方现代性文明的 危机是我们重构现代文明的契机，也使我们找到 了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方向。中国道路创造中 国奇迹从而取得成功，表明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 塑造一种中华新文明。这种中华新文明，既来自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共生、和而不同、海纳百川、兼济天下、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等文明理念，也来自于中西文明优势互补、融合互鉴的发展实践，还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成功经验，更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趋向。其核心要义，是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和而不同、兼济天下、命运共同。世界多样是一种世界观，它反对一元主宰的世界观，是中华新文明的前提;国家平等是一种国家观，它反对国 强必霸论的国家观;文明互鉴是一种文明观，它反 对文明冲突的文明观;包容发展是一种发展观，它 反对“以鞋裁脚”的西方中心论; 互利普惠是一种义利观，它反对赢者通吃的单赢观;和而不同是一种包容观，它反对唯我独尊的独断论;兼济天下是一种普惠观，它反对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命运共同 是一种共生观，它反对你死我活的丛林观，同时也 是中华新文明的落脚点。显然，中国道路超越了 “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摒弃了西方文明排他、独断、霸权的思维方式; 中国道路把世界各国都纳入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互利普惠的世界框架中，它是对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丰富、完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 期。 

[2]参见韩庆祥《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24 ～35 页。

[3]参见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 期。 

[4]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9 年版。 

[5]陈先达 : 《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16 年 9 月 7 日。 

[6]余乃忠 : 《亚稳态症候:现代性向后现代性变频之殇》，《江汉论坛》2010 年第6期。

文章|《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

图片|“大有公社”微信公众号

排版|思想先声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