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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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期
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简介
王清涛，1966年生，山东诸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哲学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自我反思、审视与重建总是笼罩在他者——西方文明的阴影中，西方文明成为中华文明荣耀与跌落的坐标。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鉴临决不会有中华文明的出路。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身。中国道路开创的实践文明新形态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新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新文明类型。
【关键词】实践 中国道路 西方文明 中华文明
一
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明基因。发掘中华文明传统的优秀成分，洞察中华文明的本相，明晰传统文明的地位及其有限性，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中华文明的自我认知
中国人始终有一种中华文明地位至尊的天下观，认为天圆地方，中华处于天地之中心，天下即华夏，华夏之外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非属即贡。宋代理学家石介在《中国论》中讲:“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石介，第116页)然而，“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文化认同很快动摇，认同危机遂见端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过去以为天经地义的一切一下子全成了问题”。(张汝伦，第76页)近代之后，中国出现了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梁启超在《国性篇》中讲，“国人对于本国之典章文物纪纲法度，乃至历史上传来之成绩，无一不怀疑，无一不轻侮，甚则无一不厌弃”，文化认同一旦丧失，“国中虽有人亿兆，实则亿兆之独夫偶集于一地域耳”。(梁启超，第153页)如何重塑“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民族特性，在现代世界建构中国的根本性和独特性，即中国的自性，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人判断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时代划分的根本方法和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由是，此前的天下观转换为历史观，“华夷之辨”为“制度之辨”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学术话语的逐渐渗透中，传统的历史观被质疑，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译介。托夫勒对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解释自然触动了以社会制度作为文明形态划分标准的地位，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历史观。资本主义凭借科学技术魔杖创造了现代性解释的话语霸权，这种现代性话语霸权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延续迄今。
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相呼应，西方启蒙知识界也经历了一个从“颂华”到“厌华”的过程。早期启蒙学者颂华起因于批判欧洲社会现实的需要，他们寄希望借助理想的中国文化理念展开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然而，康德发现，中国人并没有运用“纯粹实践理性”对掺杂着经验性内容、执著于旧有习俗礼仪的“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进行批判。(参见康德，第3－7页)康德将理性、自由、意志与人的本质相统一，为启蒙思想界提供了宗教批判与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而无需仰仗传统的(希腊哲学)与外来的(东方哲学)思想资源。西方文明远胜于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中心论绽出。
(二)从经验对象出发还是从抽象出发:东西方文明差异之所在
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生活态度等领域存在着巨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铸就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被康德冠之以“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之名，意指人的行动的原则是非反思的“实体达用”，直接来自于生活世界。华夏先民是在对经验对象的观察中得出实践活动依据的，商代通过烧灼甲骨观察裂纹的方式猜测天意，天意以纹理的方式呈现。甲骨裂纹延伸为天文地理，因此，“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可知天意。据此看来，古人所体味的“天道”实乃纹理，作为人之主宰的“天”“道”是经验对象。与东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与形而上学是一对孪生子，希伯来文明诞生在伊甸园，从一开始就受神的眷顾是西方文明之所幸，然而，人一旦违背神的旨意就会被惩罚，一旦背叛就会受到诅咒，这也几成以色列人的宿命，以色列人几经挣扎都未能挣脱上帝的掌控。与希伯来文明将命运托付给神不同，华夏先民则总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反映的大多是人对外部力量的抗争。上古奇书《山海经》中记载了“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这些传说都反映出人挑战自然的勇气，彰显我们祖先不向自然屈服，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强意志。《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记载了“女娲补天”的传说，当时天塌地陷，发生灭世灾难，“女娲炼石补苍天”，这表明人类一旦面临巨大灾难，就有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它。《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也是盛赞中国人战胜自然的坚强毅力。
华夏先民的行动判断根据是经验对象，而神则是超验的，这种非经验对象只能在语言中传递，中国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体味天意。希伯来文明则是听从神的安排，他们通过“听”来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从上帝的使者那里听到上帝的训诫，这种非经验对象是心灵反思的内容。视(感觉经验)和听(心灵反思)的差异延伸至文字，华夏先民创造了象形文字，文字本身具有表意功能，而西方的拼音文字要获得意义却离不开解释，而对主词的解释正是形而上学的解释路线，巴门尼德将这一主词界定问题称作“它是”，亚里士多德则将其归结于语言分析，并由此奠定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希腊哲学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造就了二重化世界，并认为感性世界是可疑的、非真实的。
生活在真实世界中，与天地抗争的精神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精神元素。这种精神落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遂形成了独特的治河文明，它以社会高度整合为基础，社会动员力强，一个整体的族群可以造就宏伟的工程，长城、大运河等都是其他文明所不可能完成的伟业(古埃及同属于灌溉农业，其社会一体化程度高，因而有金字塔等奇迹)。生活世界的真实性确立了中国世俗社会的根基，因而，自西周始，中国社会出现了政权、教权和财权的三权合一，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财权(土地)与政权相对分离，甚至儒家也有自己的道统，但历朝历代，教权始终没有从政权中分离出来，教权始终从属于政权。相反，建立现代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日耳曼人则是来自北欧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整合程度较低，同时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限制了王权，世俗权力通过封建制被层层分解而碎片化，个体的自由程度相对高，这成为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中华文明是一种生存合理性文明，因而对人本身的研究——人性论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孔子、孟子、荀子都在人性解释基础上阐发其伦理－政治思想。人性论哲学与生存合理性相互认证、互为表里，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西方文明诞生后，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反思的文明演化过程，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在对自己认识能力的反思中，个体发现自己内心埋藏着理性，每个人通过理性可以见到普遍的逻各斯，对内心深度挖掘的最终结果就是“善”，即神。文艺复兴是理性的复兴，启蒙思想界更是对反思理性推波助澜，康德的理性批判最终奠定了反思文明伦理－政治的哲学基础，黑格尔则最终根本确定了西方现代性的理性法则。
阴阳五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弥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庞朴，第245页)阴阳五行观始于上古成纪，“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陔馀丛考·卷一》)阴阳五行观揭示了经验对象之间的关联，并以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解释世界，这种思维框架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构。
知性基础上的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对天的敬畏是天人关系的核心，“天”始终是人的主宰。在“天”对人的统治中，人的主体地位被取消，相反，“天”取得了绝对的自主性，“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书·盘庚上》)，汉董仲舒“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春秋繁露·楚庄王》)，“天命”“天志”皆意指“天道主宰众生命运”。然而，一当“天”为“天子”取代，“天”与“人”的关系随即转换为“天子”与“人”的关系，人所敬畏的“天”就成为一个现实的偶像。在此二者的统一中臣民的个体意志被剥夺，个体性荡然无存，个体性的取消带来了外在的制度安排的整体性。无论是孔子所崇尚的“先王之道”，还是他所构想的“小康社会”与“天下大同”，都是其伦理秩序所编织的外在于人的、礼法体制主导的威权社会，形成的关系只是功能性关系，根本不是绝对权利者之间的自由关系。自然宗教以世界的必然性为一切的主宰，人受制于这种必然性的统治，而这种必然性在皇权时代化身为封建帝王。在形而上学那里，人接受外在必然性——自然宗教的统治，在世俗社会中，人接受封建帝王——经验对象的绝对统治，且合二为一，传统中国在哲学上和政治共同体中始终没有实现主体的自觉。天人合一所确立的天的主体地位之弊在启蒙哲学那里被深刻揭示。
孔子崇周尚礼，荀子则隆礼重法，中国传统的礼法体制据此逐渐形成。孔子极端推崇礼之地位，“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孔子将哲学、政治、伦理融为“礼”，而“仁”之外化形式的“礼”只是非反思的自然秩序，它并未大行其道，反而从荀子“性恶论”开出的严刑峻法铸就了“秦政”。传统中国的礼法体制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不相区分、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实体始终重合的总体性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实质是从家庭的自然伦理关系衍生出整个社会的礼法制度。
虽然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强烈的经验性特征，其非反思性致使“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始终阙如，然而“其命维新”才是中国文化的本性，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孔子就曾反思“知”与“为”的关系，成为超越经验思维的较早尝试。对认识论的热情始终是中国哲人的不懈追求，时至宋明，认识论哲学达到新的高度，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都折射出他们走出“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的努力。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学，引发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突破，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等人注重实测之学，王夫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的新格物说。1607年欧几里德几何学《原本》的中文译本在北京出版，更激发了中国人的科学兴趣与科学方法革命。
二
如果说康德从理性出发确立人的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从而将中国文化同奠定在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根本区分开来，那么黑格尔则赋予理性以客观内容，从而将理性与世界相统一，并将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归属于绝对精神的本质内容，进而导致绝对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一)黑格尔对中华文明的偏见
立足于绝对精神，黑格尔作出三个判断，“中国没有哲学”，“中国人不是人”，“中国历史不是历史”，从而彻底否定了中华文明的合法性地位。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内在诸环节的辩证运动中揭示了意识诸形态的不同形式，并将中华文明归属于精神成长过程中最低级的形态，断言中国处在文明之外。黑格尔所揭示的精神运动的各环节之间的内在逻辑贯彻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并构成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地位的揭示在《历史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较为集中。他认为，成熟的历史无非是有着清晰民族意识的历史活动，人应当是历史逻辑本身，而不是历史学家在历史那里“发现”历史逻辑。历史学家应该成为凯撒，凯撒应该是发现历史逻辑的历史学家。真正的历史，就在于发现这个精神;只有发现这个精神，人才能是真正的人，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2006年，第8页)这个“理性”早期以神的形式出现，“‘神圣的智慧’，就是‘理性’”。(同上，第14页)然而，黑格尔对上帝的统治并不满足，按照上帝旨意从事活动而形成的世界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式，“仅仅叫人信仰于一个鉴临的‘奴斯’，或者‘神意’，那是不够的”(同上)，精神不应归属于上帝，它要返回到自身，上帝从根本来讲是自我意识，作为世界主宰的应该是人类理性。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是意识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意识的最高的统一，就是绝对精神。
黑格尔据此认定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是人的本质，而自由以人对世界本质的掌握——自我意识与意识的统一为前提。中国人既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上帝的鉴临，更没有自觉的世界精神，当然谈不到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更谈不到自觉地创造历史。“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同上，第16页)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黑格尔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阶段，而东方世界又区分为中国的、印度的和波斯的三种形态。黑格尔开门见山地讲:“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同上，第106页)历史之所以从中国开始，是因为中国专制政体——一个统一的意志的出现，但在中国所开启的不是自由的历史，而是专制极权的任性恣肆，因而他认为，中国在东方世界中是最原始的，“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印度可以和希腊相比，波斯可以和罗马相比”。(同上，第107页)因为波斯虽然也是君主政体，但是波斯元首“一样要受到法律原则的制裁”(同上)，元首不是法律本身，波斯人可以透过法律看到“精神”，法所彰显出来的必然性向波斯人启示了精神的存在，因而波斯人生活在道德自觉中。与此相反，在中国，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权力总是归属于极权者个人，以世俗的个人的意志取代精神，并成为一切合法性的根基，迫使中国人生活在命令中。
黑格尔认为，中国从历史开始那一刻至今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同上，第110页)这种超稳定结构的根源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因此，“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黑格尔，2006年，第110页)黑格尔认为，只有发现绝对精神才能成为人，只有绝对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真正统一才是真正的哲学——这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是概念的历史演绎。
黑格尔认为宗教具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存在着自然宗教、精神个体性宗教和绝对宗教三个阶段。自然宗教的第一个环节是巫术，高于自然的力量存在于个别巫师那里，人体会到了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在自然宗教的第二个环节意识自身分裂，神从人的意识中分化出来，成为外在于人的绝对本质和绝对力量，人要绝对地臣服于神的力量。在这一环节中，精神淹没在自然中，这种自然必然性被中国人称为“天”。“天”无法摆脱自然必然性而上升到精神个体性宗教的层次，“天”始终具有自然属性。
宗教的第二个阶段是精神个体性宗教，分别是犹太教、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精神个体性宗教将纯粹精神性的东西作为最高的实在，耶和华就是统治世界的纯粹精神实体。精神个体性宗教已经超越了自然宗教，表现出人与上帝的对立。
宗教的第三个阶段是绝对宗教，即基督教。在基督教那里，个人和神完成了统一，神与人不再是相互外在的关系，圣灵鉴临，即作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自身为精神的三种形态。圣父是创造世界的普遍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其创造物的本质，耶稣则是作为圣子的上帝，此时的普遍本质是个体精神的普遍本质。在耶稣基督殉难之后，圣灵在信徒的心中鉴临，个体在自我意识中达成人与神的统一性。
黑格尔哲学在宗教基础上最终完成，其哲学粉碎了上帝的任何外壳，成为最高的精神形式。他从精神形态的演进中揭示精神运动的三种形态，自然宗教是最初的形态，绝对精神则是最高的形态。在绝对精神阶段，黑格尔成为“终有一死的上帝”(科耶夫，第587页)，从哲学上最终向上帝致敬——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的。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宣告他对人类文明阶段性划分的结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揭示这个判断的根据。首先，中国人的思维被物所束缚，与此相对立，西方人的思维却离开了物，回到了精神自我。古代面对的问题和今天面对的问题迥异，古代直接面对实存，近代面对的则是抽象的精神。黑格尔将古代直接面对实存的思维“称之为材料性思维，它是一种偶然的意识，仅仅沉浸在材料里，因此很难做到同时又摆脱材料，完全凸显出它的自主体，并保持为一种独立的存在”。(黑格尔，2013年，第37页)这种材料性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弊端:其一，服从于外在必然性;其二，为物所纠缠。黑格尔不仅无视中国传统思维的唯物主义本质，而且根本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中华文明妄加评判，由此，黑格尔哲学也就发展到了它的最后环节，客观规定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作品。“认知着精神的精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仅如此，它知道自己就形式而言表现为一种客观事物。”(同上，第424页)在客观事物中发现的精神(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事物的规定)，其实是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从现象学看有两种形式，即作为自我意识本身的精神和作为对象规定的精神，都是自为的精神。从根本来讲，这两种精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自身关联活动，是自我意识对作为外在精神的意识(仍然是自我的意识)的认识，而在自然宗教环节，精神是一种实存。黑格尔从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区分中破解精神之谜，因而他称其哲学为“自我意识哲学”。黑格尔将客观确定性归之于主观确定性，最终落入彻底的唯心主义，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他的最终目的是要颠倒意识与世界、伦理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三)黑格尔文明观的弊端与批判黑格尔鼓吹绝对精神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讲，伦理、国家、世界是意识的作品，是人类理性——绝对精神的作品，是人的意志的作品。黑格尔按照他的哲学逻辑确立关于伦理的解释，“所谓伦理，无非是指众多独立的、现实的个体在本质上形成一个绝对的精神性统一体。”(黑格尔，2013年，第216页)伦理是个体意志的统一，是一个自在存在着的普遍的自我意识。伦理是自我意识的实现，伦理是“我”的自为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得以实现——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在一个独立的他者那里直观到自己与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或把眼前这个自由的、无异于物的他者看作是我的自为存在”。(同上，第217页)据此，黑格尔认为，伦理在民族共同体那里得以实现。伦理不仅是个体意志的表达，而且通过伦理个体得以确证自我，“每个人都是在普遍的精神那里获得他的自身确定性”(同上，第218页)，因此，“一个自由的民族的生活才是一种实在的伦理”。(同上，第219页)黑格尔期望人应该以共同体的生活为目标，而共同体不是个人世界，而是公民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黑格尔哲学就此牵出了文明和文化的区分，文明的英文单词是civilization，其词根civ是公民之意，亦即文明的细胞是公民。公民首先出现在古希腊城邦中，是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公民是能够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共同体意志的个体，卢卡奇同样按照这一逻辑来理解“无产阶级意识”，科耶夫甚至从公民拓展到人的视角，把承认与人相统一，认为“只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得到承认的’公民行动和生活，人才是真正的人，即‘个体’。”(科耶夫，第604页)与此不同的是文化，culture，其词根cult意指(对生活方式、看法、观念等)狂热，时尚，崇拜，引申为宗教习俗，也就是说，culture无关乎公民意志是否上升为共同体的意志，不牵扯人类政治共同体问题。文明与文化的区分，将中国文化根本拒绝在文明之外，五千多年文明只是五千多年文化。黑格尔根本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在《法哲学原理》中从绝对精神开出了抽象法、道德、伦理的内在逻辑。他的“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为马克思所强烈批判，由此，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
黑格尔以精神的至上性区分人类文明的等级，这种现代性话语霸权影响了整个知识界。黑格尔的人类文明划分标准存在致命缺陷。其一，从物返回到精神，以纯粹的精神为对象，黑格尔哲学成为一种与现实毫无瓜葛的概念游戏，它只有解释世界的能力。其二，黑格尔仅仅构筑了一个感性世界背后的绝对精神，其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完成，是彻底的思辨辩证法和终极的形而上学。其三，理性统治世界，启蒙成为新的神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第5页)黑格尔之后，冲破意识哲学的内在性与理性对人的统治成为哲学的主题，生存论哲学面向事实，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是一条思路，科耶夫断言人是对给定存在的否定，从而走出“我思”;卢卡奇认为世界应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实现，是“同一的主体－客体”。然而，科耶夫专注于个体而无视人类历史，卢卡奇则带有黑格尔的影子。只有马克思的实践才能真正揭示黑格尔哲学只能认识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的弊端，揭开人类历史的本质，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
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冲击只能来自于现实，因为全部精神合理性最终都要落在现实中。马克思一反黑格尔判断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观标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包括人和人的关系，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国家的内在权力结构以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精神折射的现代性精神。”(王清涛，2018年)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存在中确立文明的尺度，这种现代性批判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资本主义。只有现实的力量，才是结束一元现代性和结束西方话语霸权的真实力量，才是多元现代性的根基。
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与本质，摆脱“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是传统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近代以来，这种努力逐渐切入中国革命的主题，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中国革命之路，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性被马克思哲学激活做了准备。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孕育了新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着根本不同:其一，这种现代性以人的现实活动为根据;其二，这种现代性拒斥形而上学;其三，这种现代性是实践合理性的。21世纪以来，东方社会突飞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业敲响了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丧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态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形式，这一实践的文明形态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身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开始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揭示了人的本质与人的劳动以及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异化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不但提出“对对象、现实、感性”要“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而且指出人的本质要从人的实践活动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来理解，这标志着马克思已经用实践来解释世界和理解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这一马克思哲学的枢纽性范畴，此后，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奠基于“现实的人”基础之上。“现实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范畴。马克思拒斥旧哲学对人的超验解释，从人的生存活动本身出发，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同上，第531页)人们首先必须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然后才能进行政治、文化、繁衍等其他活动。马克思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揭示中发现了人的需要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源始动力。正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才开始改造自己和自己生存环境的实践，这种实践活动必然结成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是世界历史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可以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界定中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现象学”对“现实的人”的考察，他深入到“现实的人”的生成中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需要自我确证的，人只有在其实践活动中才能确证其存在。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同上，第162页)此时马克思认为，人这一类存在物是需要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证明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揭示出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无产阶级并不因为丧失财产天然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是“内在的无声的类”，它必须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才能确证自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并通过实践将无产阶级意识转化为现实，否则只是在“硫酸澡”中被消融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因此，革命的实践是无产阶级的本质性要求，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实践确证自己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而存在。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而确证自己作为社会的先进力量而存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本质属性贯彻于他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性当中。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取消了形而上学对世界二重化的理解。世界“是被纳入到人的认识、实践(否定)中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来自于人与给定存在结成的否定之否定关系”。(王清涛，2020年)人是世界的主宰，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世界。形而上学从主客二分与对立出发将世界二重化，但马克思根本取消了感性世界之外的任何本体，认为世界是人对感性自然改造的结果，是人与感性自然的统一，从而取消了形而上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感性世界上升为实践世界，实践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容与对象。实践世界把马克思同黑格尔根本区分开来，将哲学的两个世界转换为唯一的实践世界，从而彻底取消了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革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与马克思的世界相融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立足于人，是一种主体参与其中的存在论，故刘安讲，“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这种因人而起的宇宙观与西方哲学的世界根本不同。此外，中国之“天”通过“天人感应”与人相通，这种从人出发对宇宙和天的解释成为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融汇的桥梁，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性的铺垫。
中国文化是一种生存合理性的智慧。西方早期启蒙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中国文化伦理治国的理性与秩序直接来源于人的感觉经验，而不需要感性世界背后的合法性根据，从而根本取消了形而上学。中国古代先哲也曾试图探索礼法体制背后的形而上学本体，但这一探索总体上来讲是失败的。老子提出“天”“地”“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然而，老子既没有说清楚“道”，也没有真正揭示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逻辑，人的生活准则与天道之间只是一种比附关系，仅仅是当时的一种修辞方法，这种思路直接影响到了孔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天地与君子之间毫无关联，从“天行健”无论如何都无法推论出“君子以自强不息”，然而这种文学艺术手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乃至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思维却不自知，即我们行动的法则貌似效法天地，实则取决于现实。庄子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六合”乃上下东西南北，指天下。“六合之外”意为天地之外的事物，圣人知道其存在但不说它。天地之内都处于人的生活世界中，正是马克思所谓的“感性的外部世界”——虽然还没有上升到“实践世界”的高度，而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圣人是不去讨论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去探索这个形而上学的冲动。
中国文化关注人之道，孔子之《春秋》正像英国的判例法一样，成为社会正义与社会批判的根据，故而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成为立法的根据，《春秋》之后，美与丑、善与恶、君子与小人，高下立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成为人与非人相区别之四端。人的行动不服从于超验的人性，而是本于人的自然禀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无论是“性”“道”还是“教”，其根源都是人的现实生存中的需要和能力，而没有此外的抽象精神根据。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生存智慧根本取消了抽象的人的形而上学解释(“仁”也是一种实存的“不忍人”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实践人学——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正是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来揭示人的本质。
中国文化始终从社会生活本身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生活需要立法、确立伦理秩序，寻找答案。东方世界讲究生存智慧，其他的一切研究，包括心性、命理等探究，都服从于、服务于生活世界。人世间的问题都由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天的授权(替天行道)，因此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实践文明新形态哲学革命必然带来对人类文明形态的重新认知。实践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创生了新的实践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融通古今中外的大学问，而且是中国实践本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正确的真理标准，批判了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拉回到人的实践中来，从而开启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真理标准的确立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势，即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套实践逻辑，一切从实践出发，一切在实践中确立合理性，一切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正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进一步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标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论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实践合理性的。胡锦涛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同样是实践合理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成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展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动力。我们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寻求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我们党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入手，在矛盾分析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执政方略，所坚持的原则正是实践合理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实践文明新形态，已经以它的独特优势屹立于世界，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成为独立于、区别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新形态，也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丰富了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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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图片|大有公社微信公众号
编辑|思想先声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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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领衔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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