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哲学研究 Author 黄海
2020.11.13 星期五
黄海，1976年生，湖南平江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社长、主编，系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人选、湖南省第四批青年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人才”、湖南省第四批“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
及其时代价值
摘 要：中国道路关注的重要命题 是如何从社会主义“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道路的选择上，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要求。在道路的特质、布局和实现路径上，分别彰显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系统论以及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在道路的价值意蕴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发展，符合唯物史观要求。新时代走好中国道路，既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同时为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实现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道路；哲学意蕴；双重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先声★
中国道路是什么，有何内蕴和特质，国内外学者一直在探讨当中。法国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已经是独创性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重新定义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近年来，国内一批学者对中国道路进行了深入研究。韩庆祥从定性、定位、定标、定法和定力等五个维度对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生成机制作了学理上的阐释(韩庆祥，2020年a)，提出中国道路蕴含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三种根本机制(韩庆祥，2020年b);陈曙光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新现代性“改造世界”的实践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陈曙光，2020年)，中国道路的成功代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出场(陈曙光，2019年);等等。本文以为，对于中国道路，应从历史脉络、生成逻辑和内蕴特质上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性阐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涵，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9－10页)这一界定，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道路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二，道路的基点:中国基本国情;第三，道路遵循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四，道路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第五，道路的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伟大成就，在实践层面对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的哲学内蕴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这些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但也存在相对不足，即较少从完整性上揭示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或局限于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来探讨中国道路，或拘泥于改革开放史来讨论中国道路的哲学内涵，或笼统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非从道路本身展开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哲学视域考察，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内在原因就是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智慧。只有从哲学的高度自觉把握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才不会在道路问题上陷入遮蔽和迷失，从而在内心深处真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本文尝试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全景式揭示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并试图提出:中国道路包含道路选择、道路特质、道路布局、道路实现、道路目标等多重维度，每一个维度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当然，中国道路的开辟，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简单、机械地照搬套用，而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生动范本。同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运用，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思维。
一、道路选择:问题与主义的统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中国道路的创造，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承继与发展相结合的时空选择。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前回答“举什么旗”“以什么旗帜为指引”来寻找问题的破解之道。简而言之，就是“主义”要回答“问题”，实现问题与主义的统一。如何才能真正高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对象出发来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或者说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来说话办事。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含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内核。实事求是的直接哲学依据，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厦基石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其真正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而不是精神。既然世界统一于物质而不是精神，想问题、办事情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实事”中“求是”。坚持实事求是，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
在道路选择上，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习近平，2014年，第273页)这其中包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走好中国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搞清楚中国现实国情，找准中国发展的方位和方向。只有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回到真实的历史坐标上，精准定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才能进一步确定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根据“实事”来“求是”。“实事”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因此，我们也需要对变化了的“实事”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以求得到应对的正确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历史方位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年，第19页)化解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党要着力解决的新的时代课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拓展，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更加自觉立足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从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的新变化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为主要内容，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就实现了“问题”和“主义”的新的统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的道路。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扩大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道路向前发展。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不断丰富中国道路的新时代内涵，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走好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特质呈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作出创造性阐释，在革命实践中将矛盾共性个性原理转化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走出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共性”要求，又体现中国革命“个性”要求。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既是普遍的，但也有其特殊性。在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党充分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对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走什么道路，作出了科学回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这一命题中“道路”一词，有两个限定词:“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在这里，“中国特色”是指这条道路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体道路的特点与“个性”;“社会主义”是指中国道路从来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具有社会主义“共性”。一方面，作为一般的“社会主义”共性原则只能通过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依据自己国情所选择的道路来体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中国烙印”，这是特殊性、个性;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论有多特殊，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是普遍性、共性。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性继承与本土化发展，这正是中国道路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也为全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可靠依据。一方面，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历经挫折、勇于革新取得的，而且一直都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当中，其特殊性、本土性是显而易见的。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是无法被复制的，而是展示出中国道路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经验的胸襟和自信。另一方面，发展道路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探索和选择。如果以一国之经验而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效仿，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难掩其霸权主义行径。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国家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行输送给别国，同时也不会强迫别国接受我们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是我们自己不断探索、不断创新，逐渐总结出来的，其学理性依据基于这一核心要素，即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呈现出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个性”有机统一的鲜明特质。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照搬照抄、机械复制。其他国家借鉴中国经验，也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三、谋篇布局:结构与布局的统一
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内部结构的各个部分、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有机互动。虽然这些要素在社会有机体中都有各自独立的位置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但是它们都是社会有机体这个整体系统中的子系统，不能脱离社会有机整体和其他子系统而孤立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演化发展之中。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表明，人类社会是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个大系统，其发展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走好中国道路，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作好“谋篇布局”大文章，实现社会结构与发展布局的有机统一。关于中国道路的总体布局的探索，我们党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深化过程:从最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经“两个文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谋篇布局越来越完善。这一认识过程，也是对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这一大系统的各组成要素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报告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总体布局。2005年，我们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应该由“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对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提供了总体性思路，这一基本思路就是在中国道路发展的运动过程中化解社会基本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进行了一系列观念革新、体制革新、实践革新，“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习近平，2017年，第8页)，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创造活力增强。能取得这种历史性成就，从哲学视域来说，就是源于对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和辩证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格局的“一个中心”和“五位一体”的辩证统一，既是对构成新时代中国整体社会有机体的组成要素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灵活运用。在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既要实现各维度的整体平衡，又要特别把握好起牵引作用的经济建设这一维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五位一体”协调推进，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五大要素，共同构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总体布局”是五大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现代化建设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为其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政治建设是保证，必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其他建设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才能为其他建设凝魂聚气，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社会建设是条件，新时代必须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创造美好生活、促进社会和谐，为其他建设创造必要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关乎民族未来，为其他建设提供生态基础。
四、实现方式: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从哲学上讲，目的和手段都是具有属人属性的范畴。“人以及一般而言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不仅仅作为这个或者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手段而实存”。(《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436页)目的决定着主体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手段是实现目的的工具。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因此人的行为都具有特定目的，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自觉地进行对象性活动，就在于人具有能动性，能够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目的。这种能动性体现了人之为人的主动权。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目的。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唤醒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通过恰当的手段，掌握好主动权，激发持续发展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们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自身。人之目的的实现，必须以人的创造性劳动作为基础。发展生产力最终是为了获得人的发展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既要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的”，又必须努力寻找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方法和动力来源。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两只手”配合默契、运用得当，中国道路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就会持续前进;反之，则会踌躇难行，甚至发生曲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将二者辩证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第6、11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为中国道路行稳致远提供了澎湃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得益于我们党娴熟运用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必须找准发展的动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运用“市场”这一“经济手段”。正是运用目的与手段有机统一的辩证法，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视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中，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单位的法人主体都是企业自身而不是政府，可以自主决定资金、资源、人才、产品等要素的流动方向和流动总量，并且通过监控市场上释放出来的关键信号来实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实现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调控，实现企业经营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缺失对于经济与生态、近期与长期、大众与个人等重要关系进行强有力调控的手段和能力，很难实现市场经济运营的稳定性，更不会考虑区域发展的平衡、贫富悬殊的控制、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能源的节约等各种可能影响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代际公平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改变经济运行机制，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又要打破丛林法则和个人主义原则，能够通过丰富的调控经验和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克服纯粹的市场调节过程中出现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低效性等缺陷，避免经济运行当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完全受市场盲目控制的情况。
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基于对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理性认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辩证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原来视为水火不容的两件事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实现了辩证结合，这可看作对中国道路现代性理解的一种“制度性维度”。(吉登斯，第49页)强调要发挥“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是为了消除物化逻辑带来的苦难;强调要发挥“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为了提高效率，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唤醒、激发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释放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性、独立性、自主性，实现人的生存发展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过渡。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提高了，主体作用增强了，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又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因此，理性认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实现政府与市场手段的辩证结合，既不走传统计划经济之路，又不走西方新自由主义之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自由个性”美好憧憬的必由之路。中国道路在实现方式上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达到了“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
五、价值意蕴: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发展成果的享用者。“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胡塞尔，第7页)，使得人最终沦为“技术统治”的产物，“作为技术统治的牺牲品，它黯然无光或杂色纷呈，人在其中已不再能辨认出自己”。(雅思贝斯，第37页)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坚持人的解放的价值取向。当前，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仅仅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其他方面如政治、科技、教育、生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太重视，也不太成功。这种论调其实误解了中国道路的目标，也歪曲了人的发展本质。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道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中国道路从来不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强调用发展不断解决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共同富裕、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中心，就意味着要不断满足人的多维度需要，既包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包括公平正义、美好生态等方面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制定要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依归，我们的改革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哲学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的发展理论。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上帝或英雄创造了人类历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取代人剥削人、人被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道路的目标设定，并不是只注重经济建设，而是强调“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辩证统一，“物的发展”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做到了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原创性阐释，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目标的一个明确定位。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低的条件下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而只可能是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消灭贫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不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不解决好两极分化的问题，就会背离社会主义的初心，就无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社会财富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只有少数人是富裕的，大多数人是贫穷的，贫困地区的贫困面貌得不到改变，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背道而驰，这样的发展只会误入歧途。因此，中国道路特别强调必须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统一起来，实现“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落脚点是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内在一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就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2014年，第3页)中国梦，既是国家、民族的梦想，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都是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第二，依靠人民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第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力量的源泉。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本质论消除了人们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迷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克服了“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价值意蕴和价值遵循。
六、结语
中国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从哲学视域考察，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光辉。中国道路的深层哲学意蕴表现在三个维度:首先，中国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要求。这体现在中国道路的选择上，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其次，中国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这体现在中国道路特质、道路布局和道路实现上。中国道路的特质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高度统一，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个性”的有机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重要价值。中国道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符合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具体运用。中国道路的实现方式，特别是“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并用，体现了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最后，中国道路符合唯物史观要求。这体现在道路的价值意蕴上，“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超越资本逻辑、克服人的异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体现中国道路的价值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新时代走好中国道路，具有双重现实价值。从国内而言，中国道路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如前所述，从合规律性视角看，中国道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和中国特色相结合，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重要措施，开拓出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从合目的性视角看，中国道路强调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走出的是一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大道。从国际而言，中国道路为促进人类和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方案。中国道路是一条区别于西方的，不以侵略殖民和资本剥削为工具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通过合作共赢来实现发展和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习近平，2014年，第267页)中国道路为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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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19年，人民出版社。
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08期
图片|校（院）内拍摄
编辑|思想先声编辑部
审核|思想先声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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