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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唐爱军,男,江苏东台人,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核心成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意识形态、韦伯现代性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等4部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北京大学学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发表文章80多篇,其中CSSCI期刊文章40篇左右。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本书作者为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核心成员,
专家工作室长期致力于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的研究与阐释,
本书是专家工作室今年推出的重要成果之一。
前 言
2012年11月29日上午,是一个特殊时刻。在参观完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诗词,形象地描绘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阐述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表达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话同样可以形容中国道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崛起是21世纪初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中国道路既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又担负着为人类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时代使命。中国学者有信心有能力阐释好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现实逻辑和未来走向;有信心有能力建构好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把中国带回分析的中心”“以中国作为方法”等逐渐成为中国学者的“自我主张”。理解当代中国、解码当代中国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它既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急需回答的理论命题、学术命题。我们认为,理解当代中国、解码当代中国离不开四个核心概念: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这四个概念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第一,要以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中国奇迹是现象,也是我们对当代中国最直观的感受。中国奇迹背后的密码是什么?这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道路就属于“本质”层面,是中国奇迹背后的“道”。西方一些学者用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范式来解释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开错了方子。中国道路是产生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要以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第二,要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道路。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对中国经验的提炼、对中国道路的阐释,不能依赖于西方理论,只能靠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第三,要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中国理论。中国理论构建出来后还需要表达,用中国话语才能更准确地表达中国理论。因此,在当前,一个紧迫任务就是破除西方话语霸权,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解释好、表述好中国理论。
第一章 中国奇迹之“道”
着重从中国奇迹引出中国道路。勾勒出中国奇迹的种种表现;揭示关于中国奇迹的各种“解码方式”存在的局限性;解码中国奇迹,只能到中国道路中寻求答案,要以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对中国道路进行界定,揭示其基本内涵。
第二章 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
立足于唯物史观的高度阐释中国道路的根本性质、核心逻辑。从总体上阐释中国道路的基本性质,指出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它遵循了以生产方式为中轴的现代化一般规律,是一种独特的“新现代性”类型;论述了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传统社会主义逻辑和“串联式现代性”逻辑,它体现的是由社会主义逻辑、市场经济逻辑以及“并联式发展”逻辑等构成的新现代性逻辑;创新性地提出中国道路的资本—国家—人民三元结构。
第三章 中国道路的具体模式
考察中国道路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国家治理等具体模式。从“七个结合”中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基本原则,提炼了“中国式民主”即“治理型民主”的基本逻辑取向;概述了中国文化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论述把牢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思路;总结了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两大任务,提炼了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两大机制;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点。
第四章 中国话语体系建构
探讨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呈现的从“革命”到“改革”的话语变迁来透视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历史渊源、深层逻辑、核心理念;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存在从“革命”到“建设”、从“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的两大话语转换。
第五章 中国话语权建构
考察中国话语权建构的问题。论述在全球化时代,要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着力从“核心要素”“世界意义”“战略支点”等方面加强话语体系建构,牢牢把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论述从制度本体论、制度类型论和制度评价论三个层面,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掌握中国制度话语权。
第六章 中国话语权与意识形态建设
阐述中国话语权、意识形态建设等议题。阐释了与中国道路、中国话话紧密关联的意识形态建设议题:勾勒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基本图景;介绍了基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建构;探讨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结 语
本书的“总基调”是:深入阐释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揭示其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并在话语权的相关议题上,展开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我们正是在该“总基调”的指导下,展开了具体而详细的论述与论证。基于唯物史观而通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之“考察”,其结论性的东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通彻地理解。
第一,“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理解当代中国、解码当代中国的核心概念群。“把中国带回分析的中心”是近些年学术界、甚至政治理论界强烈的呼声。阐释中国需要借助“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概念谱系。在这个谱系中,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尤为突出。中国道路是本源性、基础性的,它是把握中国奇迹、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基础。中国话语是关键。中国话语是结果性、表征性的,它是中国奇迹、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得以呈现的“产品”。随着围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话语权争斗日益激烈,阐释好中国道路、建构好中国话语更具有直接的、关键性的意义。
第二,中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现代性道路。新现代性逻辑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性质。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呈现“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既表现为中国道路的规范性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等),也表现为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驾驭资本、国家作用等)。中国道路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逻辑,吸纳了“市场经济逻辑”,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新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串联式发展逻辑”,表现为以新型工业化为特征的“并联式发展逻辑”,它是一条跨越式发展道路。
第三,资本、国家和人民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三元结构。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就是这三种力量的推动及其相互协调。中国道路是一条利用资本并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其表现为动力、平衡和导引作用;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它引导和规范资本和国家权力。
第四,中国道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国家治理等具体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它独具中国特色,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是不同于以选举民主、多党制等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模式”。“中国式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核心,“发展—治理”构成了“中国式民主”实践的基本逻辑。中国文化发展模式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构成其两大内容。其中,创新社会治理就是主张“强国家强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既不同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也不同于社会中心主义模式,而是中间路线的模式即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模式,强调民主治理、法治、德治、自治、文明化治理以及科学化治理。
第五,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置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所呈现的从“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型与调适的基本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步实现从“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中国改革话语体系建构。中国道路的阐释、中国话语的建构要与这样的话语转型与调适相契合。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是从“革命”而来,又着眼于“改革”;在有些方面,两者是断裂的,而在有些方面,两者又是承接、创造性转化的。中国话语涉及多个层面,但是改革话语体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改革话语体系是对以往革命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它在诸多方面就是对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
第六,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要着眼于两个“大逻辑”。一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前提就是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着力建构“发展有效性”话语体系和“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当然,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兼具革命性(批判性)和建设性(建构性),是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的统一。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换,主要指的是话语体系中的“主导性话语”发生变迁,但并不意味着抛弃革命话语。二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逻辑就是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即实现从“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话语系统转换。中国道路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与转化,核心的变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形成了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所呈现的从“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话语转换,主要表现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话语建构、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话语建构。
第七,我们要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急需着眼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等进行话语权建构。其一,把牢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一在“破”,即解决“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问题,尤其是揭示西方话语背后的方法论谬误和政治意图;二在“立”,即建构“中国道路、中国话语”的宣传与阐释系统,“核心要素”、“世界意义”和“战略重点”是其建构的重要着力点。其二,把牢解读中国制度的话语权同样需要破立并举:一是“破”,即破除解读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霸权;二是“立”,即建构解读中国制度的有效话语体系。在制度本体论上,坚持“制度多样论”、“制度自主选择论”和“制度本土论”;在制度类型论上,从中国客观实践出发,坚持实践思维、复杂性思维,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系”;在制度评价论上,反对含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评价论,主张从制度有效性、制度正当性和制度成本出发,建构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
第八,要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的视域,考察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与建构中国话语本身就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探讨新时代意识形态为阐释好中国道路、建构好中国话话以及掌握好中国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支援性背景,尤其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整体性图景。对这一转型图景的把握,可以从本质论、动力论、过程论、目标论或功能论、结构论、逻辑论、效果论、路径选择论和制约因素论等九个要素加以阐释。二是基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性理论体系,意识形态本质功能就是为特定利益集团和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辩护。意识形态要有效发挥其自身的合法性功能,就必须根据时代变迁,推进自身的转型与合理建构。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抵制功利化趋势,突出意识形态的“合规范性”建构,加强其价值“吸引力”。三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针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要从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决策—操作等层面,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以上就是我们考察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完
文字 | 《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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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思想先声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