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及其开创性贡献
孙来斌，1967年9月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主任，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兼为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共湖北省委讲师团特聘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 2005-2006）、纽约大学（NYU, 2008-2009）访学学者。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课题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首席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首席专家、多项课题组主要成员。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其中独著2部、主编及合著10余部；在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近30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个人研究成果6次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学术奖励。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年获批“珞珈学者（特聘教授）”。
列宁关于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及其开创性贡献
摘 要：列宁关于俄国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现代文明的有关思想，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形成的，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列宁在对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批判过程中，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上存在的必然性和暂时性；在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辩证关系的论述过程中，深刻阐明了俄国通向现代文明所需社会变革任务的叠加性和复杂性；在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抛弃文化遗产错误主张的批判过程中，深刻阐明了俄国现代文明发展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列宁这一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生动彰显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具有伟大的突破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列宁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拓展。
关键词：现代文明道路；列宁道路；非资本主义道路；开创性贡献
以现代工业经济、民主进步政治、活跃文化氛围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明，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追求目标。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俄国知识界沿着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足迹，对俄国何以通向现代文明之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列宁登上俄国社会历史舞台，开始了求解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的革命探索，形成了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从世界现代化角度来理解列宁的这一伟大探索，对于丰富和拓展列宁思想的研究，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一、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上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和暂时性
既批判民粹派的资本主义制度恐惧，又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列宁在这种双重批判过程中，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上存在的必然性和暂时性。
19世纪后半叶，俄国社会内部遭受沙皇政府的野蛮专制，外部面临西欧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俄国该向何处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为此他们将目光投向西方。“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1]作为俄国民粹派思想先驱，赫尔岑最初把解决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西欧经济危机期间发生的社会动荡，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血腥镇压，改变了赫尔岑对资本主义的认知，也促使其重新思考俄国文明发展之路。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设想，吸引了赫尔岑等人的关注。但是，赫尔岑注意到，俄国不同于西欧，圣西门等人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合俄国，因为法国有那么多工人，而俄国却有那么多农民。经过认真而痛苦的思索，赫尔岑发现“人同土地的关系”构成俄国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他将俄国的村社、农民与空想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批以“人民的精粹”自居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挥赫尔岑等人关于俄国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思想，形成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民粹主义思潮。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不顾条件地主张俄国在村社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过分迷恋俄国社会的特殊性，以至于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片面强调俄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以至于经常念叨“历史像祖母一样，最喜爱小孙子”[2]，因而会给俄国以特别的垂青；过高估计俄国农民在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作用，以至于将俄国社会的变革力量与成功的程序，完全等同于农民力量的发展及其觉悟程度等，是贯穿民粹派运动始终的重要思想。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特殊变种。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现代文明道路的努力探索。
对于俄国的现代文明出路，“合法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19世纪末，在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服务，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经常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在当时经过沙皇政府批准的合法报刊上发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司徒卢威、巴兰诺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归结起来，“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特征的抽象构想，虽然提出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经济制度，但认为它只存在于思想中而缺乏实现的客观必然性；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所谓的“按比例分配理论”；夸大农业的自然特点，并将农业的自然特点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规律混为一谈，竭力宣扬小农经济稳固论。
可见，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是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现代文明出路问题的不同回答。
民粹主义在初期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3]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评价民粹主义。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民粹主义蜕变为自由派民粹主义，越来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障碍。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对民粹派的错误主张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批判和清算民粹派的理论与实践，是列宁早期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的重点。根据当时俄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列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民粹派的理论错误做了深刻的批判。首先，列宁对民粹派的基本特点做了深入的剖析。作为一种观点体系，民粹派社会主义具有如下特点：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它极力“遏制”“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的破坏作用；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有独特性；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4]因此，它错误地抬高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其次，列宁对革命民粹派在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探讨中的得失成败做了论述。民粹派最初作为一种“进步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但是，民粹派对“俄国是不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5]问题的回答，则建立在主观的体验和个人的道德评价上。列宁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才是有根据的；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应该依据“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事实。
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主张，列宁从方法论、理论体系上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首先，批判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揭示其新康德主义实质。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带有庸俗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康德主义，它试图使自己关于俄国经济社会事实的观点表现出所谓不偏不倚的客观性，却“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6]。其次，批判“按比例分配理论”，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这种抽象实现论同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其所谓“按比例分配理论”只是空想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矛盾中进行。再次，批判小农经济稳固论，论证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根本不是普遍规律，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必然会遭到机器大工业的冲击、排挤，农民也因此将会出现分化。[7]广大农民只有与无产阶级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悲惨的处境。
可见，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判断，既不同于俄国民粹派，也不同于“合法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民粹派所谓在村社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俄国资本主义的理论赞歌同样是不切实际的虚构。对于俄国通向现代文明过程中所谓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中给予了科学回答：“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8]
二、俄国通向现代文明所需社会变革任务的叠加性和复杂性
既强调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又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列宁在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过程中，深刻阐明了俄国通向现代文明所需社会变革任务的叠加性和复杂性。
从世界历史来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文明一般需要如下基本条件：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以民主进步为内容的政治制度，以激发人民创造性为特征的文化环境。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满足这些条件，必须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与英国相比，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9]。列宁等俄国革命家曾多次借用这个论点来说明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而造成的社会阶级矛盾。俄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走向现代文明创造政治前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西方国家而言，专制、落后、野蛮构成俄国社会的主要特点。从经济上看，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社会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迟缓。从政治上看，俄国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工农群众不能享有基本的民主权利。1905年，沙皇政府发布的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实质上将杜马变成秘密警察局，剥夺了工农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列宁评论说：“常言道：不摸狐狸不知臊。当你阅读关于国家杜马的诏书和法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人在你鼻子底下翻腾着一堆积存了不知多久的脏东西。”在列宁看来，这确实是映射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全部卑鄙、龌龊、野蛮、暴虐、压榨的一面‘镜子’”，可以用做现成的宣传，“以激起民主主义思想和革命自觉”。[10]政治要民主、经济要发展、文化要革新，这是俄国社会通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为此亟需一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11]
如果俄国的社会变革只满足于民主革命的话，那么，它的现代文明发展之路无疑将是尾随于欧美的。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深刻阐明了俄国通向现代文明所需社会变革任务的叠加性和复杂性，深刻揭示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并成功地将之付诸实践，从而开创了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新路。在189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等论著中，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开展两种斗争，即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的民主主义的斗争，和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剥削阶级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有把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针对当时俄国出现的从“左”右两个方面歪曲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口号的现象，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完整过程。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既不能跳过民主革命的阶段，也不应当使革命运动局限和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简言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方向。这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列宁的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历史契机。当时，面对原沙俄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临时政府手足无措，各种政治力量软弱无力。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赤卫队和广大士兵的支持下，迅速平定了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在俄国民众的革命热情高涨的情况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挽救了俄国和俄国民主革命。”[12]十月革命发生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提出了各种质疑，认为布尔什维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原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1921年，在即将迎来十月革命四周年之时，列宁深刻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针对所谓布尔什维克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指责，列宁回应说：“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13]。列宁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布尔什维克完成民主革命方式的特殊性——“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14]考茨基等人无法理解两种革命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更不知道：“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15]
从理论上看，考茨基等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认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落后的俄国就更不能搞革命了。列宁对此作了理论回应。在列宁看来，“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16]，这看似一条奇怪的历史之路，但仔细深究，实则并不奇怪。“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倒是奇怪了。”[17]落后与飞跃、奇怪与不奇怪的矛盾背后，是革命辩证法所反映的历史逻辑——“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8]
三、俄国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性和超越性
既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文明成果，又要积极改造旧社会的文化遗产，列宁在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抛弃文化遗产错误主张的批判过程中，深刻阐明了俄国现代文明发展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性和超越性。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文明，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文化发展是其中应有之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资源以使其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是其中绕不过的问题。对于俄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而言，这些问题在其通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俄国处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在文化发展道路上长期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路向之争。其中，在19世纪上半叶，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尤为典型，并对俄国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斯拉夫派主张回归俄国文化传统，强调其独特性、优越性。他们认为，相对于西欧发展遇到的道德困境，俄国的情况要好很多；西方人注重物质满足，而俄国人注重内心高尚，俄国人民的精神世界相对于西欧国家更加丰满。就文明发展而言，“进步并不是西方或欧洲专有的特权，而停滞也不是东方或亚洲特有的烙印”[19]。同时，“进步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向同一个方向，而是要从各个方向走遍构成人类历史活动舞台的整个原野”[20]。对于不同民族来说，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类型不同，它们因此具有不同的文明发展方向；俄罗斯应该发扬自己的独特传统，走出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之路。相比之下，西欧派从根本上否定俄国的文化传统，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他们认为，俄国文化愚昧落后、封闭保守，由此导致人们缺少足够的信心、生活的智慧，并最终拖曳俄国文明步伐。西欧派痴迷于西方文化，主张全盘接受。其中，有人还说，英国、法国这些西欧发达国家就是“文明本身”，是“借助数千年的劳动和努力而得以变化、发展、完善的文明”，[21]俄国只有学习西方国家，才能摆脱一切的落后与不文明。
毫无疑问，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对俄罗斯文化的认识，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性。其中，斯拉夫派主张的合理性在于认识到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而片面性在于它过分夸大了这种独特性，因而将其奉为圭臬；西欧派的合理性在于认识到俄罗斯文化的保守性，而片面性在于它过分夸大这种保守性，因而对其弃如敝屣。值得注意的是，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争论对后来的俄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位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而且系统考察过西方社会文化样态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所掌握的科学方法论、所具有的丰富人生阅历，使其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同时注意到它的优势与弊端，并以此采取正确的态度。
一方面，列宁反对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注重利用优秀文化遗产。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波格丹诺夫等人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度非常活跃，并形成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该协会的立场不同于此前的西欧派，但在完全否认既有俄罗斯文化的态度上与其很相似。该协会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化“不应当消极地接受旧艺术的宝藏”[22]。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无产阶级文化派不承认过去的文化成果，认为它是一种落后、消极的反映形式，不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发展新文化必须依靠纯粹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艺术的实验室只能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23]。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这种否定人类文化遗产的观点，列宁进行了尖锐批评。1920年10月，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从历史角度看，“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4]无产阶级文化派试图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这一套主张不仅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规律，而且完全脱离了俄国的现实社会关系，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列宁强调，要努力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来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提升文化素养，使之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另一方面，列宁要求坚持同愚昧、粗野遗产作斗争，提倡文化革命。
与斯拉夫派极力颂扬俄罗斯文化的主张不同，列宁强调在继承俄罗斯文化遗产时，要大力摒弃落后的文化观念，积极革除陈旧的社会陋习。在他看来，革命是推翻剥削制度，是“摧毁了外部障碍”，完成它并不困难，甚至是容易的；但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对这一工作“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25]当时的俄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社会普遍存在小资产阶级意识，而这种“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26]。这种意识“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长期影响人们的思想。要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影响，增强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教育和组织工作。[27]要消除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盲状态，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其中重中之重的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28]为此，列宁号召要有一场文化革命，“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9]
总之，列宁对待俄罗斯文化遗产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继承与批判、吸收与改造。他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0]因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31]
四、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的独特性和开创性
既不同于马克思的早年设想，又不同于马克思的晚年设想，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生动彰显了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的独特性和开创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未来社会先后有过两种设想。（1）早年的资本主义道路设想。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马克思坚持和运用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强调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2]一般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将先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发生社会主义革命。（2）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33]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绝对化、普世化的错误，强调一个国家是否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34]。马克思针对当时俄国人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提出了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设想——俄国抓住历史机遇，利用好农村公社这一历史跳板，并借助于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和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可以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两种设想，前者侧重强调现代文明之路的普遍性、统一性，后者侧重强调现代文明之路的特殊性、多样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互补充，共同构成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丰富思想，体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35]
马克思逝世以后，俄国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进一步发展。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力冲击下，俄国的村社大遭破坏。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毕竟很短，还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因而它在经济上、技术上还比较落后。因此，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36]。列宁就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的。列宁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设想到赞成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转变。在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列宁结合俄国新的实际，继承、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
一方面，列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科学方法、基本观点，并在反驳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所谓十月革命“早产论”的理论斗争中，对这一设想做出新的阐发。针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所谓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阶级条件和文化水平的攻讦，列宁回应说：这些人只看到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不了解俄国革命形势的特殊性。“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37]俄国完全能够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利用这种政治前提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条件。在列宁看来，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
另一方面，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马克思非资本主义设想中的某些具体论断的时代局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1）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的设想。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起点是俄国农村公社。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公社早已大遭破坏。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早先提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设想有明显区别，也不符合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起点条件。因此，列宁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路。（2）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际条件的设想。马克思早年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共同胜利”为特征的，晚年设想仍然坚持“共同胜利论”，只不过发展为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互为信号的特殊的“共同胜利论”。列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提出“一国胜利论”并领导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必须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对俄国的援助为前提的设想。（3）列宁明确提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具有复杂性。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明确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38]同时，他告诫那些向往俄国革命道路的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非适合于所有落后国家，各国要“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39]和本国国情出发来选择发展道路。列宁这些创造性贡献，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新的历史内涵，而且为其他落后国家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的形成特点、主要贡献及当代启示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人类思想宝库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是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新路。列宁关于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形成于列宁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经过艰辛探索而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启示。
其一，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一思想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斗争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40]。其实，列宁主义的生命途程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样充满斗争性。针对资本主义的“使命”这一俄国知识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列宁既批判民粹派拒绝承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现实、试图跳过资本主义的空想，又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试图使资本主义永恒化的幻想，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上存在的必然性和暂时性；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完全抛弃文化遗产的错误主张，列宁既强调对已有文明成果的积极利用，又强调要大力改造旧社会的文化遗产，深刻阐明了俄国现代文明发展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性和超越性；针对所谓十月革命“早产”的攻讦，列宁批判考茨基等人将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绝对化的错谬，深刻阐明了通向现代文明道路的多样性、俄国道路的特殊性。
其二，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实现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伟大突破。在列宁这一思想形成之前，世界现代化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准备和发展。大致看来，18世纪中后期，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19世纪中后期，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标志，以仿效西方为特征的第二次世界现代化浪潮兴起。这两次现代化浪潮都是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开创了以非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新路，事实上掀起了第三次世界现代化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化理论研究兴起，西方长期把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经过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演绎，现代化成了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的代名词，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被一些人有意地漠视，列宁的形象甚至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故意丑化。就此而论，我们应该还原历史，还列宁这一思想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承认其独特性贡献，破除长期存在的关于现代化的错误认知定势。
其三，俄国通向现代文明之路思想拓展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向现代文明的路径。（1）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以非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现代文明，存在叠加性的革命任务，必须处理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以后，还会遭遇传统、现代、后现代等“时空压缩”的矛盾，要同步完成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等多项现代化任务。在这方面，列宁的革命辩证法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2）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向现代文明，要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坚持辩证的方法、理性的态度，避免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偏执，走出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的虚妄，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与发展。正所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3）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以非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现代文明，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蕴含的科学方法、基本原理，又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和自身国情实际，才能闯出一条越走越宽广的历史新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1]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积极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又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宽广大道。可以说，这进一步“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42]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2] [苏]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贝璋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8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2页。
[4]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
[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6]《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
[7] 参见靳辉明主编：《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实》，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4～111页。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83页。
[10]《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3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3页。
[12] 参见孙来斌、李玉姣：《妙论抑或谬论?——从苏联演变看考茨基的“早产论”》，《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7期。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3～564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6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6页。
[16]《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5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2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页。
[19] [俄]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肖德强、孙芳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20] [俄]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肖德强、孙芳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21]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22] 白嗣宏选编：《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23]郑异凡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0页。
[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25]《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9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27]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28] 参见姚芳、孙来斌：《列宁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7期。
[2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4页。
[3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
[3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33] 根据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一般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走向未来社会，而某些处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落后国家，在世界市场形成以后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未来社会（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7～118页；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7页）。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表达，“非资本主义道路”专指那些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走向未来社会的一种道路，即学术界所称“东方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相比，“非资本主义道路”更显包容性，它涵盖从前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形式、手段和方法，以及革命、过渡、建设等阶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4页。
[35] 参见孙来斌、颜鹏飞：《关于马克思“跨越”设想历史地位的确证——与一种否定观点的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3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4页。
[3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7页。
[3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9页。
[3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
[4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4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4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图片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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