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道路的新现代性逻辑

第108期

作者简介

唐爱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 中国道路；新现代性逻辑；三重超越

[摘  要] 经典现代性、资本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以及反思性现代性等都无法有效阐释中国道路，它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现代化模式的新现代性道路。其一，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呈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其二，中国道路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逻辑，吸纳了“市场经济逻辑”。其三，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串联式发展逻辑”，表现为以新型工业化为特征的“并联式发展逻辑”。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背后的核心密码是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类型。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进而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关键任务在于本质性地阐释中国道路的新现代性逻辑。

一、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及其问题

借助于有效的解释框架或研究范式阐释中国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其一，通过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特点、发展趋势，有助于说明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从而增强民众的道路自信。其二，从学理高度透视中国道路，能够有效地揭示出中国道路在现实展开过程中出现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利于我们正视问题、预测问题、解决问题。其三，有助于我们回击国内外关于中国道路的种种疑惑、质疑，把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提升我们坚持独立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其四，可以积极展现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为其他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现代化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取向，实现“现代化强国”构成其历史任务，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化构成其所处的历史方位，这样的时空坐标规定了中国道路的解释框架必然是“现代性”范式的。当前，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阐释，主要有如下几个话语范式：

（1）“经典现代性”。有些学者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中国道路，即便存在，也无非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经验没有否定，恰恰是支持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的正确性。^[1]主张用西方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道路的话语范式，我们称之为“经典现代性”，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经典现代化学派构成其重要的理论根源。但是，经典现代性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道路，它有着明显的不足。一是“二元论”。传统-现代的二元论是经典现代性的核心范式，它认为传统与现代是完全对立的、不相容的。与此不同，中国道路不是对传统的抽象否定，它在诸多方面包括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二是“进化论”。它强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化的方向是西方，因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的是单方向发展的进化论。三是“模式唯一论”。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中国道路是西方模式的翻版。四是“抽象论”。经典现代性主要从西方经验抽象出一般概念、理论阐释中国现代化，在很多方面完全脱离中国具体国情。五是“乐观论”。经典现代性缺乏对现代化的批判、反思维度。

（2）“资本现代性”。立足于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阐释中国道路，形成了资本现代性阐释路向。这一话语范式主张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的同一性，在中国道路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方向。一是肯定性阐释。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都是资本现代性的具体要素，中国道路根本说来就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化过程。这一阐释突出了中国道路承认和利用资本，强调了中国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性，但是，中国道路防控和批判资本的“社会主义维度”被遮蔽了。二是否定性阐释。它主要借助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解读，认为中国道路是一条否定资本、批判资本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阐释强调批判资本，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资本的反现代性立场。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在当前历史阶段，中国道路是需要发挥“资本文明面”的。

（3）“多元现代性”。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首先提出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针对“现代性=西方性”的单一现代性概念，多元现代性指出，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尽管有历史先在性，但不具有唯一性。“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2]相比较西方一元论话语，一些学者的确比较倾向用多元现代性解释中国道路，但其也有两个弊端。一是多元现代性容易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消解现代性的普遍性。现代性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modernity）与多个现代性 （ multiple modernity）构成多元现代性的两个层面。尤其后者完全将现代性概念稀释、抽象，这样任何类型的（进步的、反动的）发展道路都可以冠上现代性标签（东亚现代性、非洲现代性，甚至“法西斯现代性”）。二是多元现代性没有区分现代化的阶段性。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现代化具有进程的不同步性。一些所谓的现代性的多样性，很有可能是同一现代性在不同阶段的差异性。

（4）“反思性现代性”。贝克、吉登斯等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简单现代化和反思性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启蒙现代性，后者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比如，风险社会）的第二现代性即反思性现代性。“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结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即反思性现代化——引者注）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3]反思性现代性研究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再现代化问题（“高度现代性的时期”^[4]），是“现代化的现代化”。尽管反思性现代性对西方经典现代性有一定的批评与修正，但是，它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于从时间维度对西方现代性的变化做出理论反应，缺失从空间维度对非西方现代化的探讨。立足反思性现代性考察中国道路，很容易导致“时空错置”的问题。

除了以上四种现代性范式，当然，还有其他解释框架，这里不一一列举。实际上，用以往的现代性理论范式是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因为它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类型，其独特性首先表现为现代化逻辑、社会主义逻辑和中华民族复兴逻辑之间的交汇、组合，任何单一的现代性逻辑都无法有效解释好中国道路。例如，在中国道路的阐释上，经典现代性（以及反思性现代性）仅仅强调现代化的一般逻辑；资本现代性批判只是凸显社会主义逻辑。多元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过于强调民族特殊性，强化了民族复兴逻辑。中国道路既不同于经典现代性，不同于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也不同于抽象的多元现代性，而是包含了“三大逻辑”的独特“新现代性”。我们不准备对“三大逻辑”各自内涵及相互关系作详细阐述，但一般原则性确认足以说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复杂性、多重性，进而证明现有的一些理论框架无法周全地阐释中国道路，将中国道路归结为单一维度的现代性逻辑，也是全然不可取的。用抽象理论给中国道路贴标签是无效的，把握中国道路的真实逻辑，只能是切入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实践中去。当然，了解其他现代性模式也是有意义的，只有借助这些他者视角，我们才能更好地分析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接下来，着眼于中国道路的实践，我们以其他现代性模式为重要参照系，解答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新”在何处？

二、中国道路的三重超越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5]中国道路不是以上任何一个版本，而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开辟的新版本。我们的核心观点在于：与以往现代性模式不同，中国道路是一种新现代性类型，它在对三种现代性逻辑超越中呈现出自身的独特特质，即新现代性逻辑。

（一）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

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性模式就是资本现代性，资本不仅支配了现代性的生产和经济领域，还支配了整个上层建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是资本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等都是资本现代性不同角度的表述。西方资本现代性的起源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6]促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它通过对农民的剥夺，最终形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所有制基础”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权。资本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开创了一个现代世界。资本现代性在带来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现代性危机。一是“自然的异化”。资本为了不断增殖，无节制地开发自然界，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二是“社会的分化”。资本现代性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强调自发市场经济，这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两极、贫富分化，进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三是“全球冲突”。为了在全世界逐利，西方国家搞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侵略、剥削和压迫其他国家，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冲突与动荡。四是“人的物化”。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都物性化、片面化了，人的精神生活、自由个性等都被压抑了或异化了。

实现社会形态跨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中国道路的历史前提。中国道路的根本逻辑是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它的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而资本现代性逻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它完全坚持了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的同一性。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国道路解构了这一同一性逻辑，对资本坚持“两手”，即承认和利用资本与防控和驾驭资本并举。社会主义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区别不在于存在不存在市场经济、资本等要素，而在于以哪一个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是资本现代性，以人的发展为最高原则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国道路对资本的承认，只是经济上的承认，而不是整个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承认。借助于社会主义力量（公有制、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等），中国道路不断驾驭资本，将其限定在经济领域，防止其向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僭越。中国道路是一条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它对资本现代性逻辑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第一，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资本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逻辑，追求资本的价值增殖是资本现代性的根本目标。资本剥削劳动、资本主导生产的现代性逻辑被中国道路所瓦解，它确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根本的发展逻辑。第二，超越了单一的资本动力模式，构建了劳动-国家-资本三元主体协调的动力机制。资本现代性把资本作用推崇并发挥到极致，强化资本的唯一性、至高性，资本扩张构成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机制。中国道路是包括社会主义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主导因素是社会主义力量。在利用资本动力作用的同时，中国道路强调国家权力和劳动主体力量，尤其突出了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中的国家权力的动力作用、在驾驭资本中的国家权力的平衡作用。中国道路摆脱了“去国家化”模式，建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新类型。第三，超越了社会对抗模式，建立了社会和谐模式。贫富分化是伴随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随着自发市场经济的不同推进，贫富分化必然滋生出阶级冲突和社会分裂。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是其基本色，公有制、国家政权等各种力量必然会引导和驾驭资本，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朝着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方向不断发展。第四，超越了西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霸权逻辑、弱肉强食是资本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西方国家通过对内掠夺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外殖民的侵略战争，走上了大国崛起之路。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的霸权逻辑，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和内部积累，开辟了一条和平发展的民族复兴道路。第五，摆脱了依附性发展模式，开辟了独立自主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长期以来，现代性话语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支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选择西方提供的资本现代性方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实现低层次的、依附性发展。以社会主义现代性为基本定向的中国道路证明了“存在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7]，走出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力量摆脱依附性发展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二）超越传统社会主义逻辑

从狭义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道路规范性的话语表述。作为一种新现代性类型，它直接超越的对象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指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抽象化运用到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实践中而形成的“现代性方案”，其典型代表就是苏联模式。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率先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搞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有学者提炼为“列宁之问”^[8]。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列宁特别强调积极占有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正如“两个公式”所说的：“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9]，“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0]。苏联以后的发展道路并没有沿着列宁的这一思路（以及新经济政策）发展下去，而是不断僵化，最终定于“苏联模式”一尊。从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我们党就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提出“以苏为鉴”，即便如此，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可以用一个简单公式描述其基本特征：“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重工业优先+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它的核心是计划经济，其现代性类型可以表述为“计划经济型现代性”。计划经济型现代性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突出国家权力的作用，依赖国家权力配置资源。除了配置资源，国家权力还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关键，“以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作为推动社会经济改造与发展的强大杠杆”^[11]。除了经济领域，国家权力的支配作用还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全能主义”特征。科尔奈认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包括了控制型意识形态、国家所有权的支配、官僚协调机制、计划安排等要素。^[12]科尔奈的这些概括并不完全准确，但其突出的权力支配作用，基本反映了计划经济型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二是彻底否定资本、市场经济等。计划经济型现代性呈现出“反资本的现代性”性质，建立在彻底否定资本逻辑、市场经济逻辑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建构了现代性的“三个边界”：不能搞私有产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原则决定的）、不能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原则决定的）、不能搞雇工剥削（按劳分配原则决定的）。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核心，也是中国道路新现代性逻辑的核心。新逻辑可以通过三个关键词被显明呈现出来。一是“改革”。与彻底否定资本、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逻辑不同，中国道路通过改革，打破了“三个边界”，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体现的是“驾驭资本的现代性”的基本定向，与“反资本的现代性”根本取向明显不同。二是“开放”。中国道路摆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框架中，实现对外开放，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从封闭式现代化转向开放式现代化。三是“搞活”。僵化、缺乏活力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3]在现代化动力机制上，中国道路实现了突破，它是一条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之路，它让资本、管理、技术、知识、劳动等一切有效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最关键的是，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现代化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国家意志”或“政党意志”。“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14]重工业优先战略有历史正当性，不可否定，但长期以往，极容易使得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紧密关联的是农业和轻工业）脱节。此外，诸如“斗私批修”的“反资本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仅强调“精神鼓励”，否定“物质刺激”，这也压制了民众追求物质利益所迸发的发展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民众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不断予以承认。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深度契合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从民众的生产实践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每个个体利益切身相关，大家参与其中并能普遍获利。只有“把人民大众从其自身发展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才能实现发展的内源化”^[15]，才能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动力。现代化目标“既是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也把每个人、每个家庭、各方面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结合起来了”^[16]。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突出说明。第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不能囿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将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曲解为“传统性”，甚至歪曲为“封建主义传统”。而改革开放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是“现代性方案”（工业化、政党政治、现代国家体制等），只不过这个方案有着严重的弊端，需要自我变革。因此，中国道路破除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经典现代性意义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更不是导向西方资本主义，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自我变革。第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阐释为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期的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与实施具有复杂历史因素，并且在思想、物质、制度等诸多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有利条件。此外，我们站在新时代中国道路高度，对传统社会主义逻辑、模式的反思，决不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时期的否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7]

（三）超越“串联式现代性”逻辑

除了基本制度、体制机制维度，中国道路还涉及到现代化战略、发展模式层面。与西方现代化道路对比，中国道路的现代化战略选择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8]就现代化战略选择而言，西方发达国家遵循的是“串联式现代性”逻辑，中国道路则是“并联式现代性”逻辑。对这两种逻辑及其界分的阐释，首先要放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开启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从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化，普遍被理解为现代化过程。尽管该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但从“范式变迁”维度看，它大致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指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技术创新、工业革命是主要推动力，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是显著特征；第二阶段指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一轮现代化，主要是从工业社会到诸如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不同称谓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等是主要推动力，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等是显著特征。前者可以称为“第一次现代化”；后者可以称为“第二次现代化”。^[19]第一次现代化的中轴原理是工业化。“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0]第二次现代化的中轴原理是信息化。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为典型）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绝大数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第一次现代化阶段，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跨进它的门槛。

总体上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成熟期，并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但是，第二次现代化在中国已然逐步显现。如何进行战略选择？第一种选择，直接进行第二次现代化。第二种选择，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现代化。这就是串联式现代性逻辑。第三种选择，两次现代化同时进行、综合协调发展。这就是并联式现代性逻辑。第一种选择具有空想色彩，不切实际。中国的战略选择主要是在后两者之间进行抉择。就政策角度而言，我们选择的并不是先完成工业化，再进行信息化（以及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而是同步进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提升工业化，实现“四化同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就现代性逻辑而言，中国道路选择的是综合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超越了串联式现代性逻辑，建构了并联式现代性的新逻辑。一是，超越了单一线性论，中国道路彰显了现代性的多样性与非线性逻辑。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是从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依次历时态呈现的。单一线性论者把西方“依次历时态”（即串联式发展）路径模式化，当成现代化的唯一模式。西方历时态发展在中国共时态呈现的“时空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串联式现代化道路是不现实的。中国道路走得通，其意义在于证明了并联式现代性的有效性，更为突出的是，它打破了现代性的线性逻辑，彰显了现代性的多样性。二是，超越了渐序发展逻辑，中国道路遵循了跨越式发展逻辑。渐序发展与跨越式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面。马克思认为，在特定情况下，不仅社会制度可以跨越（跨越“卡夫丁峡谷”），而且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也是可以的。针对一些人否定俄国跨越式发展可能性时，马克思指出：“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21]1978年以来，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前提。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是中国道路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的基本路径。三是，打破了追随西方亦步亦趋的依附性发展，中国道路探索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如果按照经典现代化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搞串联式发展战略，实际上将现代化目标限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完全靠移植西方，忽视了聚焦信息化潮流的自主创新，长期以往，发展中国家会被“锁定”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低端，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中。如果中国搞串联式现代化，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两者根本不是在一个发展跑道上，我们只有走并联式发展战略，才能摆脱世界生产力体系中的初级生产者和依附发展者的地位，借助“弯道超车”，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四是，超越了简单现代性，中国道路担负起复杂现代性的时代任务。西方串联式现代性是一种简单现代性，现代性不同发展阶段依次展开，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和任务也是依次解决或完成。与此不同，中国是在“时空压缩”条件下搞现代化的，其并联式现代性是一种复杂现代性。何为“压缩”？发展时间的压缩、发展任务的压缩以及发展问题的压缩。发展时间压缩指我们要把西方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走过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到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发展任务压缩指我们要把西方发达国家用较长时间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压缩到用较短时间较快地完成。发展问题压缩指西方发达国家在二三百年现代化进程中依次出现的各种阶段性、不同性质的问题，在中国集中压缩到较短时间中同时出现。因此，各种复杂的任务、问题在当代中国同时存在、“并联存在”，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大大增加。大体说来，中国道路面临“双重压力”，一是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第一次现代化）的压力；二是要快速进入并奋力完成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等（第二次现代化）的压力。从现代性评价标准看，双重压力就是要处理好一系列“矛盾”关系：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即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既要提升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进步又不能影响经济发展，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提升人的自由解放、促进全面发展又不能过度分化、损害社会和谐，即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总之，用单一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正确之道在于用复杂现代性思维观察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三、结 语          

通过以上关于中国道路逻辑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性的东西。

第一，不能囿于传统的、单一的现代性话语阐释中国道路及其内在逻辑。由于独特的时空条件、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中国道路必然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现代化模式的新现代性道路。经典现代性、资本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以及反思性现代性等“现代性话语”都无法有效阐释中国道路，但是，它们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特别为我们阐释中国道路的新逻辑提供了他者视角。缺少这些他者视角，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很难被呈现出来。

第二，中国道路的新逻辑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它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既表现为中国道路的规范性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也表现为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驾驭资本、国家作用）。从规范性逻辑看，中国道路在新时代的拓展进程中会更加凸显共同富裕的价值原则。如果说，在之前的某些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的重心有所偏向前者的话，那么，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实践逻辑看，中国道路自始至终都是一条运用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力量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但是，在“后小康时代”，中国道路在运用社会主义力量发挥动力机制作用的同时，更需要强化平衡机制作用，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第三，中国道路的新逻辑还表现为“市场经济逻辑”，它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逻辑。实际上，中国道路也改写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两者泾渭分明。中国道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新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从制度逻辑看，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实践逻辑看，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核驱动。

第四，中国道路的新逻辑又表现为（并联式）“新型工业化逻辑”，它超越了串联式现代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中国道路超越了亦步亦趋的串联式现代性逻辑，遵循了并联式现代性逻辑，依托科技创新，采取综合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并联式发展的战略支撑。

当然，关于中国道路的新现代性逻辑，本文只是初步探讨，诸多问题（比如，新现代性“新”在新文明秩序的建构）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

三、脚  注    

^[1]《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对话陈志武》，《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8期。 

^[2] [以]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

^[3] [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

^[4]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

^[7]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2页。

^[8] 可参见任平：《论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及其世界意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

^[9]《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0页。

^[10]《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1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12页。

^[12] 具体参看[匈]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42-34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15] 黄高智等：《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页。

^[1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页。

^[17]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页。

^[1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19] 关于两次现代化的具体比较，可以参看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0-27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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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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