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贵清、车宗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逻辑

第117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肖贵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车宗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过程，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整体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中国道路，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对道路探索的坚强领导，在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既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样本。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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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求答案的“时代之问”。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变，西方学者提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证明，历史并未“终结”，社会主义也并没有“崩溃”，反而以一种全新的发展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道路在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同时也深深震撼世界。2020年11月，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探寻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之“谜”，首先应该从纵向维度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背后的历史逻辑。

老校长

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是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

作为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命题，“中国道路”的历史分期应该从探索中国道路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出发，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作为划分依据与标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探索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贯穿中国道路的逻辑主线。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一直延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既需要分别把握中国道路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也需要正确理解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是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的逻辑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建立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与基础，这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逻辑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从“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也曾在俄国革命道路的影响下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但是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之下根本走不通。

与俄国不同，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中心城市长期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占据着；相反，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虽然落后贫穷，但是反革命的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中国的广大农村具有建立先进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先天条件。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走进罗霄山脉，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解释道：“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辛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框架。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解决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下篇”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任务的基本完成。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面对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课题。

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接续探索。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设想，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总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标志着“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和“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开始。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在中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夺者”必将被“剥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则，也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阶段。实现对“剥夺者”的“剥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方式，即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进行夺取；另一种是和平方式，即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逐步剥夺“剥夺者”的私有财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1953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对个体农业与手工业采取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是选择和平赎买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进行赎买。

从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通过先集体化、后机械化，采取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变分散为集中、从低级到高级，中国共产党初步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通过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下篇”，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

（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基础上，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建设工作，为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认识是从反思苏联模式开始的。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运动的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这样一个经由民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展开初步探索，并提出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4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针对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毛泽东特别强调：“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同年9月，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开始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加之苏联模式影响，也出现了曲折。但是，这一时期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理论准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基础上的接力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道路探索相互联系、相互承接，“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回答。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就是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是实现“小康之家”。1982年，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说，我们相信，这条道路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飞跃”。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化、内涵更加丰富。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道路问题有了更为系统深刻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更加明确。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系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内涵的概括。党的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准确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愿望、新诉求，提出“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呈现新的局面、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纵观十八大以来党的道路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更将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推向更加广阔的历史纵深。

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是一个相互承接的有机整体。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引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障碍；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引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引领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继续引领中国人民奔向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征程。在探索开辟中国道路的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引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并日益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探索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呈现连贯性与整体性特征，而不是相互矛盾、互相对立，更不能由于实践和时代变化以及历史任务的阶段性转变而用前者否定后者，或者用后者否定前者。只有从整体性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中国道路，才能厘清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一以贯之和背后的深刻逻辑，读懂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

二、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中国道路的内在动因

在一百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完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而且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实现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中国道路，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对道路探索的坚强领导是根本原因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开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力量。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道路探索的坚强领导一以贯之。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方向性引领。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为道路探索确立了坚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即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将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就将完成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矢志奋斗的宏伟目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理想献身、冲锋、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之中。二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动摇。中国共产党作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始终未放弃社会主义方向。正如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后，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没有动摇过社会主义的方向。1979年邓小平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道路探索具有进程的连续性与目标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是一以贯之的接续奋斗。如何完成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进行了科学的谋划。一方面，立足中国国情开展道路探索。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原因就在于“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内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艰苦斗争，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命题，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深刻剖析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之上，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道路探索的基本方向。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遵循着一张蓝图接续奋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思考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构想，还只是停留在“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沿着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不断前进。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再次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1954年，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并在1964年重新对这一设想作了表述。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系统认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的设计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拓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擘画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叶的三个发展步骤；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党的十三大“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新三步走”战略，作为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三步”谋划，形成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增加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节点，在1987年“三步走”和1997年“新三步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张“中国式的现代化”蓝图的指引下，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以贯之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取得胜利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是同样适合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曾围绕救亡图存的主题、围绕如何完成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展开了一系列道路探索和理论尝试。但是，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其道路探索与理论尝试都没能成功。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也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探索有了坚强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从理论与现实的维度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也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问题而形成一系列理论成果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些理论成果指导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被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开展道路探索的经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解决和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指导、方向指引、理论支撑。

（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进程中的核心价值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在于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在于其始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牢牢坚持人民在道路探索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善于动员和凝聚广泛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也谈到，红军“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随后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并践行着这一原则。无论是在革命的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时刻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党的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正是因为代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革命、建立的政权、推进的改革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在百年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开展革命斗争，并从人民群众当中汲取开展工作的灵感与经验。毛泽东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确如毛泽东所言，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他就注重到中国广大的农村中开展社会调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呼声和实际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农村调查成果，既彰显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眼睛向下”的深厚情怀，也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确保自己的道路探索与理论创新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党的七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在与人民群众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党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艰苦的斗争中凝聚起了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在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而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目的，在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改革的积极性。通过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就在人民群众当中。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历史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民主制度等方式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革命斗争的积极性；通过“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从而团结和凝聚起社会各阶级的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也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成果，善于发现和运用这些成果，并将这些成果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探索出的新形式和新办法，党“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也成为中国道路创新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他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的参与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紧紧依靠的不竭动力。解读中国道路的“密码”，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背后的核心价值、深厚情怀。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道路至关重要，决定中国的未来。经过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艰辛探索，21世纪的中国正在这条道路的引领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推进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样态。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融入道路探索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路探索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性质下进行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对“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逐步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掌握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符合近代中国实际的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并进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构成了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的“上篇”和“下篇”。毛泽东指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道路探索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开始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上，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才能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针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伴随着新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建构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初步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为改革开放后的道路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开创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政治担当，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进而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从时间节点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高度吻合的。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滋养与思想支撑。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列宁等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都没有能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与策略作出具体性的规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功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问题，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在革命时期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还形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等。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但是，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新中国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采取了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通过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式，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避免了流血与冲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由于身处不同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初步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道路不仅成功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成功阐释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寻求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是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愿望。实现现代化有多种道路选择，但是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西方模式，都没能很好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中国道路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道路的生成土壤是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曾有过半殖民地的惨痛历史。尽管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且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二三百年的路程，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伟大成就。从运行机制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势互补；既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又实行必要的集中，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既发挥各民族自治地方充分自主权，又保证国家统一，维护了各民族的团结，呈现显著的优势和特色。

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全新探索。相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展现出巨大优势。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遏制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无法发挥民主的优势；西方模式虽然在政治形式上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其“三权分立”、联邦制等政治形式也导致因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互相扯皮而效率低下。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的优势，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探讨也愈发热烈，他们从“自以为是”转向反思，开始批判性自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致力于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切实努力让国外学界聚焦中国的发展模式。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英国社会学家、“全球化”概念的首倡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就指出：“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最新部署和举措应该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因为这其中就包含着中国日益强大起来的‘秘密’。”一些国外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尤其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中国具有举国体制的优势，一旦调动起来，其力量巨大无比”。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道路探索成功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世界范围内打破了现代化模式“必称西方”的范式垄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参考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研究”（20ZDA01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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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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