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友刚||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及其当代建构
第127期
庄友刚
庄友刚，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原初理论形态中，哲学视域的探讨宏观阐明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进路和历史趋势，澄明 了确立共产主义目标的合理性。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集中探索并回答了已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 家和地区通向共产主义的基本路径、方式和战略策略问题。马克思晚年人类学视域的研究转向则是要回答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延续了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探索，充分回答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没有能够在理论根本上阐明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根本的是要思考和解决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问题。这种探索是以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为基础的，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 义的中国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重回答了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尚未回答现代化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逻辑当代建构的主要中心指向。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西欧逻辑; 东方逻辑; 中国逻辑; 当代建构
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一直思考的基本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为争议的重大问题。即使在当代，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这一问题仍处在探索过程中，尚未形成定论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逻辑的当代建构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是在中国语境中对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具体探索和回答，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中国 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民族化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中国逻辑包含着双重内涵: 一是指经济相对落后语境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发展规律; 二是指这一具体发展进程和发展 规律的理论表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在理论上存在一个表达和建构的问题，由此所形成的理论呈现也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逻辑的建构和发展，既是一个实践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逻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澄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不能仅仅依赖于对社会发展实践的概括和归纳，还必须阐明其学理依据。这种学理依据既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源头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探索中，也在 历史唯物主义后来的理论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深化。阐明了这种学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逻辑的话语体系建构也就有了明确的方法论支撑和宏观的理论构架。
一、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的中心主题及其理论形态演进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任务的 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分期，呈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态。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进程，在创始人那里所呈现出来的理论样态，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自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创立之后，在马克思那里，理论研究的重心经历了几次转换。不 仅研究的理论对象、关注的问题、理论思考的任务目标等有明显的转换，话语方式和理论体系也有显著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转换，似乎形成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有学者追问: “在马克思本 人那里，有几种形态的马克思哲学?”①同时也正是由于研究重心的转换及其理论形态的差异，人们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到底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和争议。问题的讨论固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理解，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状况也造成了马克思主 义被弱化和消解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连这一问题都模糊不清的话，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依据。
在我国，由于学科管理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构成部分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如果撇开学科视野的局限而从整体上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话，会形成全新的认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和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运动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材料来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其他两个主要构成部分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事实上，正如 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样，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在这样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展开和深化，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理论形态也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态。当我们撇开学科的界限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的理论重心和话语方式的转换，并不是不同理论体系的转换，不是哲学革命意义上的异质理论形态的变革，而是服从于其内在的统一的逻辑。阐明这一点，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社会理想谈起。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②自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诞生以后，对人类通向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道路的探索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活动所环绕的轴心。在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中，随着研究重心和理论任务的转换，主要形成了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以及晚年人类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从表象上看，三种话语语境有较大的差异，话语体系也有很大的不同，从而给人以三种不同理论形态的感觉。实际上，三个话语语境贯穿着同一个中心主题，三个话语体系围绕着同一条中心线索展开，这就是: 人类通向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怎样的。如果把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看作是一个总问题、总任务，那么这一总问题、总任务又可以分解为若干分问题、分任务，三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实质上是对这些分问题、分任务的回应和解答。
无产阶级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未来理想的社会目标。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 在理论上澄明共产主义是否可能，阐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此，就需要阐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进步性，透视社会基本结构，阐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指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如果 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规律性，某一社会形态的出现不具有必然性，或者社会历史发展即使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具有客观性，再或者社会尽管在运动着但只是直线运动而并不具有上升性、进步性，那么把共产主义确立为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也就失去了逻辑依据。因此，探索人类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 道路，首先必须阐明社会发展的上升性与规律性从而澄明确立共产主义目标的合理性。而要阐明社会发展的上升性与规律性就必须进一步阐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的辩证运动过程 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理论任务是在哲学视域中完成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 由此形成了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叙述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主要担负的任务及其理论地位，并不是说马克思先入为主地形成了共产主义观念，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而有意识地建 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实际上，正是在对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中，马克思才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
哲学视域的探讨只是宏观澄明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进路和历史趋势，把握通向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方式，还需要结合现实社会的发展实践来阐明。因此，在宏观阐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历史趋势之后，马克思把目光聚焦于现代社会，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和现实实践的深入考察来探究通向共产主义的具体方式和道路。这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与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无法深入把握他的共产主义思想; 反之亦然，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无法全面、合理把握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探究共产主义运动及 其思潮的需要是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对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解剖，马克思集中探索并回答了已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通向 共产主义的基本路径、方式和战略策略问题。在 19 世纪，西欧社会发展状况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 水平，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这种阐释和回答主要是以西欧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为实践基础的，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欧逻辑。西欧逻辑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以“同时胜利论”为代表 的社会主义革命逻辑和以“未来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建设和发展逻辑。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着重回答了发达国家和地区通向共产主义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但是，人类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西欧国家完成工业化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东方世界仍然处于前现代状态或最多处于现代性的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通向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④。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欧逻辑尚未根本回答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具体如何通向共产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指明发达国家的未来革命和发展道路之后，马克思又把目光转向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力图探索和回答相对落后国家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问题。由此才有了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换言之，马克思晚年研究的理论转向，不是偶然的，不是率性而为，而是由其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欧逻辑，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相对落后国家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理论思 考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方逻辑。相对落后国家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共产主义，它们的共产主义道路是怎样的，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思考，但遗憾的是，由于他的逝世，没有能够在根本上完全、充分回答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那里，尽管理论探讨的内容和重心发生了几次转换，话语体系也不尽相同，但是中心主题没有变化，对人类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探索构成了马克思理论研究一以贯之的中心线索。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的理论演进，实质而言是这一中心主题的展开，分别回答了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总之，既要承认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研究重心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形态的差异，同时又不能片面放大这种差异，不能把不同理论形态的边界绝对化从而认为不同理论形态之间是相互隔绝的。恰恰相反，要深入理解和把握这种理论形态转换和演进的内在逻辑，在更宏观的理论构架和理论视野中合理看待马克思研究重心和话语体系的转换。事实上，正是沿着这种探讨的内在逻辑，造就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程。
二、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探索和发展: 从列宁到毛泽东
马克思充分回答了当时以西欧社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通向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和策略问题，而对于相对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进程，马克思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却未能充分回答这一问题。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理论路径就是围绕这一问题深入展开。列宁继承并延续了对历史唯物主 义东方逻辑的探索，对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探索，构成了列宁主义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特征。列宁主义理论就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初形态的关系而言，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理论逻辑上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探索。在阐明“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列宁深入地回答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式和道路问题。
进入 20 世纪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资本在自身的积累中有不断集中的特点和趋势，当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垄断。垄断现象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出现，只不过这时的垄 断主要表现在某一行业或某一部门，尚未形成整个社会生产的垄断现象，就社会生活整体而言，资本总体上仍处于自由竞争状态。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垄断现象已经遍布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现象，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行业都为垄断资本所控制。第二，自由资本和垄 断资本都是资本积累的特定状态和形式，都不会脱离资本运动的一般特征和要求。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市场是资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市场也就没有资本。资本与市场的关系，恰如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中的“原子”与“虚空”的关系，二者的存在是相辅相成的。资本的发展最初依赖于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走向世界市场成为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 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 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 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⑤“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呈现了资本发展和扩张的必然逻辑和基本趋势。第三，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到垄断阶段并且国内市场逐步饱和之 后，在它们面向世界市场的时候，发现世界市场已经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瓜分殆尽。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各国也有对外扩张，但相互间没有形成世界性的武力冲突。当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随着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争夺世界市场的需要必然造成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世界性的冲突。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上，列宁强调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都是两大资本主义 国家集团围绕争夺世界市场而展开的战争。
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条件下会造成资本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首先出现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而不是发达地区。战争是对双方的消耗，最终考验双方的经济实力。在战争的深度消耗下，会造成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统治体系的崩溃，统治阶级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也 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人民的革命觉悟大大提高，即如列宁所言，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另外，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是由本国的民族产业造就的，同时也由殖民产业和买办产业所造就。与此同时，除了本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之外，殖民和买办势力的挤压和榨取， 也进一步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由此，无产阶级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其地位和作用被凸显出来。再加上有经历过长期革命锻炼的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就是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基本逻辑。
“一国胜利论”理论的提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有显著的差异，因而导致了重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是否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里就存在一个对“相对落后”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如果说 19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的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基础，而同一时期的东方社会是相对落后的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东方的俄国社会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 19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社会的发展水平，尽管和同一时期的西欧社会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那么 1917 年前后的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 的基本物质基础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具有相对的性质，而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求的基本物质技术基础却具有相对稳定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尽管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十月革命 的胜利以及“二战”后亚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实践上证明了列宁关于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认识具有科学性与正确性。
必须看到，列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探索，深入地回答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 命道路问题，但是对于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他却未能给予充分的阐释和回答。尽管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创造性探索，比如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概括，再比如对文化革命的探讨，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⑥，这些探索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列宁没有能够充分回答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列宁逝世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进程，1936 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形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由于苏联模式成功经验的吸引，以及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情况，“二战”后新建立的亚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在建国初期) 都借鉴并采用了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在促进工农政权巩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等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不过，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具体的建设思路和方式上，主要沿袭了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的相关探索和论述，主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思路及其基本要求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却忽略了两者在历史前提上的根本性差异。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的阐释是明确针对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阐明的是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如同马克思指出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⑦。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建设中忽视了马克思的告诫，教条地沿袭了马克思关 于未来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与未来社会发展三阶段的理论设想机械地对接起来。不仅如此，还教条地理解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论述，仅仅根据基本经济特征来理解社会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而根本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也是苏联模式建设中教条主义失误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所在。实际上，列宁在指明文化革命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之 后明确强调: “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 因为我们是文盲) 或物质方面( 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 ，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⑧可以看出，列宁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意识是十分清醒的。遗憾的是，由于他的早逝，没有能够对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式作出充分的阐释和回答。
谈到对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不能忽视毛泽东思想的成就与贡献。就理论发展的宏观逻辑而言，毛泽东思想同样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探讨的延续、深化和丰富，是在十月革命道路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充分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有差异， 比如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俄国革命则是从中心城市开始然后辐射到农村。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次要方面、第二性的差异，是“战术”意义上的差异而不是“战略”意义上的差异，从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而言，在主要方面，二者都是在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多重的革命任务，这与发达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根本的不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列宁主义一样，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探讨的继承和延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
与列宁主义的情况相类似，毛泽东思想充分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深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式、路径、进程、策略等问题，也正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之后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深化和发展。不仅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仍然在体验和享用着这些成就。比如，没有“两弹一星”时代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就不会取得如此成就。从总体上来说，毛泽东思想充分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毛泽东思想未能在理论上根本回答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道路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关于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道 路问题，毛泽东同志有过创造性的探索，比如 1956 年提出“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他没有在这样的思路上一直坚持下去。因此，毛泽东与列宁一样，一方面他们立足于世界历史视野，继承并延续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探索，充分回答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 另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也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思考，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没有能够在理论根本上阐明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探索仍然处在历史的进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最初是针对片面模仿苏联模式这种情况而言的。在建国之初，在客观上，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再加上长期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是满目疮痍，能够动用的物力、财力极为有限。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全国一盘棋，把极其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最急迫的领域。就主观而言，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而苏联模式则在实践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向苏联模式学习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如上文所述，这种模式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初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同时也由于这种作用的发挥，对苏联模式形成了盲目的信奉与崇拜，甚至达到了刻意模仿的程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特色”的理解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民族特色的意义上。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 在于把苏联模式理解为社会主义建设普遍适用的模式，并且片面强调了普遍性而忽视了各个国家自身的特殊性。针对这种情况，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彰显民族特色。这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心在于“中国特色”，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特色”还需要从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理解，是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相对于发达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色社会主义。这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在“特色社 会主义”，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即在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完成在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中原本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等等这些社会发展任务。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根本的是要思考和解决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基础之上，工业化没有完成，尚未实现现代化，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及生产资料的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此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革命问题而是建设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道路问题。如果把问题更聚焦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相较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认识到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所论述的道路在历史前提上的差异。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主要探讨的是发达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主要思考的是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建设的道路和方式问题。由于这种历史前提的差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所提供的思路和方法，不能再走苏联模式的老路。当然，强调不能教条地照搬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的思路方法，并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启示和借鉴意义。作为内在逻辑根本一致的理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⑨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 辑看作是完全隔离的。由于历史前提的差异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完 成西欧逻辑语境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社会发展任务，即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这样的历史任务在西欧逻辑的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相应的社会发展任务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完成了。
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历史发展任务，造就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社会基本制度不是外在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相反，社会基本制度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式和道路有着特定要求，存在着根本性的制约。比如，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有必要的工业化资金来源。西欧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主要通过对内剥夺( 以“圈地运动”为代表) 和对外掠夺( 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殖民压榨以及万恶的黑人奴隶贸易) 获得了大量的工业化资金来源。在英国，由于资金过剩，甚至在工业化初期已经开始向国外投资。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尽快实现工业化的迫切任务，但是很显然，在工业化资金的来源上无法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这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 性质根本不相容的。因此，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面临着异常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由此可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思考的延续和进一步探索，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历史唯物主义西欧逻辑既包括了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探索，也包括了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 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阐明。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探索也包括两大部分，即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充分回答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 命道路问题，但是尚未在理论上充分回答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探索的延续，着重探讨和回答了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种以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为基础的探索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首先围绕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而展开，因此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所直接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一理论探索尽管以中国逻辑来指称，但是不能忽略中国逻辑的世界历史 意义。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不仅适用于中国，对于和中国一样处于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其他国家的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言，同样具有普遍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探索的延续、丰富和发展，中心是要探索和 回答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问题。必须看到的是，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相应的巨大成就，但是从世界历史发展 的宏观视角来看，这种探索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着重探讨并且充分回答了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主要包括以阐明发展目标为根本指向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澄明我们行动的基础和条件即历史方位为指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以阐明从现实起点到理想目标的发展 方式和历史路径为指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未在理论上充分回答实现现代化之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尚未回答未来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换言之，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的理想更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不仅要回答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式和道路问题，还要思考和回答实现现代化之后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逻辑的建构，只是进行时，并非完成时。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逻辑 对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现有探索和回答尚不是完整的、充分的，目前只是部分地回答了历史唯物主义东方逻辑的理论主题。因此，一方面，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作为理论问题被明确概括和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世界历史视野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历史目标，其理论呈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目前只是提出了这一理论任务并进行了部分的探索和回答，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答案，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逻辑仍然处在建构的进程之中。对实现现代化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心理论任务。
脚注
① 陈忠: 《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有几种形态的马克思哲学? ———对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的一点思考》，《河北学刊》2005 年第 5 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95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82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 269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 页。
⑥《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74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839 页。
⑧《列宁全集》第 4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72 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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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21年11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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