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久雨：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论纲
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论纲
项久雨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从观念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中推动国家建构，在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教育机制、教育活动，事实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从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是通过主体的身份转换、内容的深度嵌入、功能的优化配置、载体的现代发展等方式实现的。展望思想政治教育更好服务、赋能国家治理的前景，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国家治理的成就更具有解释力、对国家治理的主体更具有引领力、对国家治理的实践更具有影响力，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找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结构性定位。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治理 国家战略
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观念塑造、实践引领等多重角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开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构成了国家建构中一种独特的教育活动、教育机制。面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更加关注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实现与国家治理的理念同构、制度同构和实践同构。由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既实现自身结构体系的优化与更新，又能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何以必要？
近年来，“治理”愈发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学术层面的研究与国家战略层面的关注保持着同频共振。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此虽有一定关注，但还较少整体思考国家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结，还没能从结构性、内部性的角度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若干重大问题。实际上，从党的文献来看，虽然“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完整概念首次出现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围绕着“国家治理”等相关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论述，我国也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进入新时代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这一命题的提出，实际上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增长点。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形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国家治理不仅有物质维度、发展维度，更有思想维度、观念维度。因而，整体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第一，国家治理具有复杂性，在协调多元主体关系、整合多样利益之时，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的教育机制使国家治理“化繁为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国家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发挥着主体整合的重要作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其主体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党与政府，同时也包括公民等更多的主体力量。而多元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共同在场，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一个先决问题，即必须将主体凝聚起来进而使国家治理的主体格局更加有序。主体是具有自发意识参与国家治理还是具有自觉意识投身于国家治理，对于国家治理成效的取得有着质的差异，而意识、观念方面的课题往往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在自发参与的情况下，国家治理是零散的、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系统的，主体往往无法全面认识国家治理的意义与价值。国家治理的主体不能仅是一块块“拼图”，我们需要综合运用包括物质生产机制、社会动员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等在内的多重国家治理机制，通过物质力量、观念力量进行主体间的深刻联结，使主体成为有能力、有自觉性、有创造性的能动主体。进一步看，国家治理的利益基础具有高度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发挥着利益聚合的重要作用。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而言，更是要夯实好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利益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从利益观念、利益协调、利益整合等多重角度介入，既从观念上为国家治理的有序展开注入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又从实践中切实协调好国家治理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与具体矛盾。由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进驻，国家治理得以“化繁为简”，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能。
第二，国家治理具有精准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的教育机制使国家治理不断趋向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想状态。国家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管理，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质便是治理的精准性。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实则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不断走向精准化、精细化的时代需要。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美好生活，从现实层面看，“美好生活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对于生活状态的自觉追求”，[2]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需要具有精准性，这与国家治理的精准性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国家治理与美好生活的双重精准性，需要通过多样化的路径来加以实现，而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板块加以理解：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的精准制定、精准落实。“研”、“学”必须与“用”紧密联系起来，思想政治教育在立德树人、价值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智库成果、宝贵经验，需要从国家治理的需要出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精准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全局需要。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内容服务于国家治理各环节的现实展开。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及现如今蓬勃发展的“课程思政”，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个服务于国家治理的育人格局。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的“主阵地”中开展系统的教育教学，同时又在新兴的育人体系、育人格局中为国家治理奠定坚实的观念与实践基础。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服务于国家治理成效的精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与国家治理的实践诉求是高度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既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治理成效的精准提升，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精准推动国家治理的实践，不论是直接的方式还是间接的方式，其最终指向都是通过培养具有创造性、独立性的时代新人来使国家治理的运转更为精准有效。
第三，国家治理具有系统性，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载体来推动国家治理的系统开展与整体协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国家治理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内在地需要与特定领域、环节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大系统。具体来看，在国家治理的经济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推动主体正确认识“义”与“利”的关系，推动主体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济治理活动的一般原则、本质特征与必然要求，从而使国家治理的经济环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核。在国家治理的政治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推动主体正确认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推动主体认识到国家治理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更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为主体明确好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基准线”。在国家治理的文化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推动主体正确认识“文化”与“政治经济”、“传统”与“现代”等关系，推动主体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力量，从而突出国家治理的价值属性。在国家治理的社会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推动主体认识到“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国家治理在社会领域中的系统面向，认识到国家治理所设定的社会层面目标与理想蓝图。在国家治理的生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推动主体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与坚持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使社会发展进步更可持续，使国家治理成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是系统的又是具体的，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又可以拆分为具体化的任务。需要明确的是，主体的认识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终点，在认知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推动主体形成对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的认同，自觉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为国家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最终落脚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何以可能？
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我们必须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嵌入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约束性条件与内在动力。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仍有很大的展开空间，国家治理的迫切需要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时代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在服务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即不是所有的国家治理活动都能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加以调整与解决的。总体来看，明确回应与全面解读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何以可能”这一关键问题，可以从主体、内容、功能与载体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主体的身份转换：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成为国家治理的能动主体。一般而言，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都可以构成国家治理的主体，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划分与界定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的主体可以划分为领导主体、执行主体、参与主体、监督主体等，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国家治理中依据不同的情境会形成不同的主体身份。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形成了国家治理主体的身份意识，很多人可能认为自己与国家治理相距甚远，甚至认为国家治理仅仅只是官员或少数人的责任，这实际上便是身份意识没有转变且较为淡薄的表现。对此，我们必须使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明确自身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使自身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找到明确清晰的定位。例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则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初心和使命从观念维度与实践维度激活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与行动”，[3]这里的身份也包含着党员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了党员之外，对于其他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而言，也可以通过与各自需要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形成一种确切的身份意识。当然，这种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条件的变化而进行一定的调整，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自身身份向国家治理能动主体的重要转换。国家治理的能动主体有一些显著的身份标识，最为核心的便是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活动，并从不同的微观环节中为国家治理付出自我努力，积极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贡献。总体而言，主体进行身份的转换，是从观念到行动的一个完整过程，这也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将为这条路径的开辟与发展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
第二，内容的深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围绕着国家治理的时代诉求而展开设计。在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有与国家治理相贯通、相协调的部分，但实际上还未能精准对接国家治理的全局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服务国家治理的目标，就必须深度探寻国家治理的结构及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内在规定性。例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4]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民主政治不断走向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观教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有与其内在机理相匹配的民主观念、政治观念，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念、民主观念掌握群众的重要方式，其内容体系的简单对接并不能够充分释放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功能，还需要对内容进行体系化的梳理与整体性的构思，才能真正做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对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深度嵌入国家治理，还需要注意一些关键问题：一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内容需要整体保留。即便是进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地积累起来的优良传统仍然可以产生巨大的现实效能。二是低效内容需要重新加以设计。低效内容作为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的“短板”，会影响服务国家治理整体效能的实现。三是无效内容需要加以剔除。思想政治教育投入大量资源与人力开展的无效活动，有时不仅无益于国家治理的实践展开、无益于实现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更有可能阻碍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预期目标的实现。
第三，功能的优化配置：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围绕着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而动态发展。一般而言，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转化、调节、保障、激励等方面的功能，这实际上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基础性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境遇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实现自身功能的现代演进，即实现功能的优化配置，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与国家治理需要相适应的功能类型，这主要包括“战略功能”与“治理功能”两种功能，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在功能层面上成为可能的必备条件。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功能，即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这是“实然”存在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较少关注的功能类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功能的生成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这一功能深刻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与战略价值，表明了国家战略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定位与延伸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进驻，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得以从“软力量”的层面更好地推进。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功能，即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治理类型的能力，包括维护国家治理的思想秩序、价值秩序，凝聚起全体人民关于国家治理的共识，激发全体人民投身于国家治理的行动，等等。必须明确，“战略功能”与“治理功能”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是同一过程中不同维度的功能展开。这两种功能类型也不是定型化的，而是需要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与国家治理的需要更加适应。
第四，载体的现代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围绕着国家治理的实践活动而同步扩展。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主要集中于课程教育、理论宣讲、实践活动、大众传媒等，这些载体确乎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现如今，与国家治理保持高度同构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综合运用与整体把握国家治理的各种载体形式，使之既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支撑，又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其一，载体的“守正”。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载体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直接全盘更新，经过实践检验的合适载体、高质量载体必须予以保留。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守正是由国家治理载体本身的结构性与相对稳定性决定的，已有的高质量文化载体、传播载体、物质载体、政治载体等需要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其二，载体的“创新”。从“管理”走向“治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的变化，就是对于载体中“主体”的关注，更加强调载体的主体参与性。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载体，要更加关注“主体”本身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及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载体的功能性与应用性。因而，就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需要进一步促进“主体”与“载体”之间的交互性，实现“主体”对于建构“载体”的深度参与、自我参与、积极参与。除此之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要与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理论载体、文化载体等更加紧密地关联起来，激活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治理效能。
三、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向何处去？
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最为核心的就是明确目标、规划蓝图，明确自身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应当“向何处去”。从根本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围绕着国家治理的需要来实现自身的现代演进。对此，本文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三个必要向度。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国家治理的成就更具有解释力。我们都非常熟悉马克思的经典论断“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5]但对于彰显这一命题的当代价值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作出论证与思考。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看就是一项思想理论武装的工作，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就是思想理论武装，即坚定教育对象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信心与信念。解释国家治理是一项重大的理论任务与实践课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把握时代、切中现实的必然选择。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起一套具有彻底解释力、逻辑自洽的解释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回应与解答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进一步调整：其一，对国家治理成就的现象解释。思想政治教育要整体把握国家治理成就中的具体表现，能够从生活叙事、经验叙事、实践叙事中对国家治理进行宏观解释与微观解释。现象是教育对象直接体验、直接观察的重要内容，是教育对象理解国家治理的直接“窗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紧把握国家治理的现象维度，对其作出一般性的解释。其二，对国家治理成就的本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要透过现象揭示国家治理的本质，即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类型。国家治理的本质，根本决定了国家治理成就的限度，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其置于国家治理成就解释体系的核心。其三，对国家治理成就的历时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国家治理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考察，揭示国家治理成就的历史渊源、历史由来、历史演进。其四，对国家治理成就的共时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不同国家之间国家治理的根本差异、基本差异、具体差异进行比较，认清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质，不盲目崇拜西方国家治理，也不妄自菲薄中国的国家治理，使教育对象在国际比较中坚定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信心、认同与信念。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治理的主体更具有引领力。凝聚起国家治理的主体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主体内部凝聚的一项重要机制。恩格斯在谈及“历史合力论”时指出：“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6]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同样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必须实现对主体更为广泛、更加深入、更有力量的引领，形成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合力”，创造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的共同体。其一，是对国家治理主体的价值引领。价值引领是最为根本、最为内在的引领，一种价值一旦为国家治理主体所接受，就会反映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凝结为国家治理的文化底蕴。在价值理念上，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阐释好，又要将其具象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发挥引领国家治理主体的效果。其二，是对国家治理主体的信心引领与信念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主体对于国家治理前途命运的信心，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主体的信心转化为更高层次上主体的信念，使主体不论遇到何种风险挑战，是都能够具有内在的定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道路。其三，是对国家治理主体的行为引领。无数国家治理主体的实际行动，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结果，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最终成效。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用规范性的要求来引导国家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行为，实现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统一，使主体的行为与国家治理的走向保持在同样的轨道上。从内在逻辑上看，价值引领、信心引领、信念引领与行为引领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国家治理主体的完整结构，也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主客体关系时的核心着眼点。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治理的实践更具有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的建立，不能缺少影响国家治理实践这一核心维度。在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影响，这本身也是正确的。但思想教育要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就不能与国家治理的结构相脱离，而是必须紧密嵌入国家治理的结构中。因而，这样一种“镶嵌”关系在评价体系上就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必须设置国家治理的相关指标体系，并将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个体维度、社会维度、国家维度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看，国家治理的成效实则反映在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社会和谐安宁稳定的实现程度、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实际状态等方面。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治理成效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出发加以考察：其一，从理论上增强对国家治理实践的影响力。这一影响维度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传递、传播给教育对象的理论，对于国家治理成效的影响。具体看来，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本身对于国家治理的可能影响之外，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正确的历史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等来推动国家治理成为一项与正确理论保持高度一致的活动，这实际上也是国家治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重要体现。其二，从伦理道德关系中增强对国家治理实践的影响力。这一影响维度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推动整个社会建立起一定的道德秩序，推动国家治理的活动坚守公序良俗的底线，推动把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项活动中。其三，从制度层面增强对国家治理实践的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活动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走向制度化、不断定型巩固的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制度性安排，如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制度、规划制度、运行制度、宣传制度、评估制度、发展制度等，要为国家治理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为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转提供制度支撑。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治理既包括“常态化”的治理活动与治理形式，又包括“非常态”的治理内容，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非常态化的考验与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治理必须是全方位服务而非是部分服务，因而服务非常态化时期的国家治理或者说在不确定性条件笼罩下的国家治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握的一项重大课题。在非常态化时期的国家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深刻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既保持常态化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又能够基于特定时空条件的转化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治理的特定需要相吻合，增强对于国家治理主体的影响，提升非常态化时期国家治理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2.
[2]项久雨.论美好生活的马克思主义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7).
[3]项久雨.制度化的“身份”：初心与使命对中国共产党人身份的内在规定[J].教学与研究，2020(9).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