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从文化到文化

一、                     

我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惑。

我年轻时，满大街都是卖音响设备的，年轻人刚结婚家家户户都有对大音箱，发烧友数量极多，三四线城市都会有各种音响听音交流会。

当年一对几千元的入门级发烧音箱，可以换北京二平方米的房子。也有县城的发烧友花半套房子的钱给自己配置一套高端音响。现在房价涨了十几倍，音箱价格一点都没涨，功放价格也一点没涨，可是大家都去买房却不买音箱功放了。

有了互联网和数码音乐，各种版本的音乐作品都可以轻易搞到。可是年轻人对音乐音质的要求却并不高，大多数用iPhone和iPad外放听音乐，听到那大鼓像敲塑料碗的声音，他们也不觉得难听。直径7毫米的喇叭演绎的音乐，就可以满足他们的听歌需求。

不仅我不理解，黄霑也不理解。黄霑临死前挂在墙上的横幅写的是：不信世间尽耳聋。这是讥讽那些年轻的追星族追捧那些根本不会唱歌也不知道什么是好音乐的小鲜肉。

二、

可是，世界终归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们的文化，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老一代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是可笑无聊的。我们对音乐的偏执，或许显得很矫情。

我试图说服自己去理解年轻人。我们年轻时，视频并不流行，传播的媒体是收音机，录音机，磁带，黑胶唱片，薄膜唱片，cd唱片。那时候，我们是用耳朵听音乐。但是新一代的传媒是用视频化的，他们用眼睛看歌手的脸，而唱歌，仅仅是对小鲜肉脸蛋身材的一种包装。也许，小鲜肉如果唱歌太好，反而喧宾夺主，干扰了他们对小鲜肉的欣赏。

正如传说中的罗丹曾经砸掉一双雕塑太出众的手。

这世界上有多少人看到别人美而爱上对方？有多少人听到对方声音就爱上？显然是前者居多。我这样给自己一个解释，告诉自己年轻人爱歌手的脸蛋身材远远超过他们的音乐，是很正常的。我们那个年代，是因为没有互联网视频才不得不听音乐，我们这一代发烧友的音乐欣赏品味，其实是视频信息匮乏而带来的畸形发展，正如瞎子的听力总是特别好。

所以，我就这样自我安慰说：音乐，其实本来没那么重要。我们只是生活中在物质和信息匮乏的年代，音乐才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就是瞎了才耳朵特别好。

年轻人也有发烧友，大多数是耳机发烧友。看到他们认真煲耳机，听那些对音频技术一窍不通的耳机大咖夸夸其谈，又让我觉得很亲切，毕竟这一套玄学，都是我们年轻时就玩剩下的。当然，我们的发烧玄学，也是继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承。

三、

Luca 跟我说，他年轻时进录音棚当了三个月助手，就把以前积累的所有的发烧音响杂志全扔到垃圾堆去了，觉得自己被这些玄学骗了太久，进了录音棚才知道事实是这么回事。

但是，音响技术和发烧文化，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音响技术正如工程师用质谱仪分析葡萄酒的分子成分，而发烧文化正如一个魅力十足的品酒师引导大家进入高深的品酒文化，陶醉在被催眠的快感里。

对专业人士，音响是一种设备，一种机器，一种仪器，其目标就是把记录的音频信号转化为声波的震动。这种音响是没有生命的，因为仪器就可以测量，它没有人的生命参与进来。

双盲测试，是对发烧玄学理论的一种打击。但是，真正的音响，它必须是一种文化，而不是双盲测试。发烧的音乐欣赏，它必须是靠文化和暗示打造完美的心理体验，正如爱情需要靠情话和幻想彼此催眠。我们需要的不是精密的科学，不是没有缺陷的器材，不是完美的科学理论，我们需要的是心理情感的体验。

无论是咖啡，美酒，还是发烧音乐，他们必须用各种文化包装，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打造心理体验。

四、

杨亘先生很讨厌那些酒吧和民宿弹唱的民谣歌手，他觉得音乐不如牛叫好听。我不能说杨亘不懂艺术，他是建筑史专家和建筑设计师，对人类艺术史也非常有研究，在他的文章里经常流露各种音乐作品和艺术史的关系。但是，他就是觉得民谣歌手不如牛叫。

对文青而言，民谣歌手不仅仅是一个歌手，他们还是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远方和诗的寄托。

现在叫民谣歌手的那种人，在古代叫行吟诗人。

杨亘是个洞察力冷酷到极点的人。他读过很多书，热爱很多知识。可是，他没法从文青游吟诗人的的音乐中得到享受，他宁可听牛叫。

我想，杨亘这种人也是一种残疾人。因为他失去了被文化催眠的能力，也就无法得到这种快感的体验。这和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快乐感缺失是一个道理。

人一旦不能被玄学催眠，人生的快乐就失去大半。你不能享受到周边人的幸福和激动，别人看看爱国电视剧都能经受一场心灵的洗礼，而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个镜头背后的催眠术。

如果我要给杨亘灌输发烧友文化，要说服他收藏一对音箱，应该如何去设计包装？

五、

或许有一天，杨亘看到一对音箱，被它的设计风格深深打动，然后他积累的艺术史知识都蜂拥而来，围绕这音箱抒发了一大堆的感想，当然只是借此来表达他才华横溢的艺术见解。然后这音箱，可能杨亘就收下了。虽然这音箱发出的音乐，不会比牛叫更逼真。

也许我可以给音箱编一个故事，说一个艺术家，为了抗议1984年代对心灵的禁锢，雕刻了这么一对音箱。

我还可以迎合杨亘的反催眠反玄学，说这对音箱被一个音响工程师用来反音响玄学，做过很多次双盲实验，但是最终没有说服发烧友，反而被发烧友愤怒谩骂。这故事，激发了杨亘设身处地的共情，他忍不住多看了音箱二眼。

六、

但是，杨亘这样的客户，永远不是主流。主流客户的热爱文化包装，必须是主流文化。

比如说，要告诉大家这款音箱的设计者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设计师，他不仅设计了这款音箱，也是保时捷和劳斯莱斯汽车的外观设计师。

跟他合作的是一位法国女助手，后来这位设计助手成了香奈儿的著名设计师，然后又在香舍里大街自己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他们之间有着某种默契或暧昧，最终是一场伤感的友情。

这对音箱的高低音单元，和西湖的某款音箱是一模一样的。

这款音箱的声学工程师，其实是真力公司的某位怀才不遇的实力派大师。

但是，我觉得这种包装还是太高雅了，只适合小资风格的发烧友。对普通用户，最有效的广告应该是这样的：

这款音箱的外观和喇叭单元，和那款意大利音箱几乎一模一样。听起来也难分伯仲。但是那款意大利音箱的价格是一万八。我这对音箱的价格是五千六。

七、

无论如何包装，我明白一个道理：产品的背后是文化。

发烧音箱已经不再可能是汽车和手机一样的流行品。即使你有出众的品牌和运营能力，市场会依然萎缩。

但是有一种需求依然在。那就是那些非常少数的孤独的人，他们期待遇到那种让他们亲切的文化。这种文化驱散他们心中的孤独，因为他知道传播这种文化的人，与他同类。

他的案头会放着这么一对音箱。全世界或许只有一对，或许有几十对。总之很小众。没有品牌，没有知名度。只有一个匠人，凭着自己的爱好打造几对，放在那里，看看有没有人喜欢。

正如手工耿那些狂放不羁而毫无用处的作品，迟早也会成为稀罕的收藏品。因为它传达的不是功能，不是性能，不是品牌，而是一种理念和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