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我们竟然无计可施？

1、刑事责任年龄14岁，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今天打开互联网，刷屏的除了区块链，就是讨论未成年人犯罪。很多人建议修改法律，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

为什么要定为14岁？15岁和14岁的孩子有本质区别吗？难道他过了14岁生日，哪怕只超过一秒，就有了质变？

并没有。

在中国唐朝，法定责任年龄是7岁。在二百年前的美国，处死过9岁的纵火犯。

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国的规定也不一样。最低的是没有限制——即使3岁孩子杀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地区，是7岁。其他国家是8岁、10岁、12岁、13岁或14岁。

到底什么年龄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并没有科学的依据。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法律也没有共识。这仅仅是基于文化观念的设定。

每个人有自己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的总和，我称之为社会道德场。

一个好的法律体系，应该尽可能与社会道德场符合，否则就难以满足大众的正义感。

现在的问题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已经激发了大众的愤怒。14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被大众视为刑法的bug。

虽然未成年人犯罪率一直在下降，但是互联网的传播会聚焦热点事件。这种聚焦，最终酿成强大的民意：要求修改法律。

有人说：刑事责任法定年龄应该从14岁改为12岁，甚至10岁。

也有人说：应该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能让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犯罪的保护伞。

更有人说：面对这些极其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政府应该以“特例”处理，即使他们未满十四岁，也予以重判。

2、维护法治比惩罚罪犯，伸张正义更重要

这股民意，可能裹挟机关修改法律，也可能裹挟机关“特例处理”。面对群情激昂的民意，有人认为宁可放过罪犯，也要维护法律。比如不锈钢老鼠就持此立场。
我们为何需要法律？在没有法律和国家的社会，在天高皇帝远的落后地区，人们是如何处理罪犯的？人有先天道德本能。Jonathan Haidt的道德本能理论，把人类的共同道德本能归结为有限的维度。这种道德本能，不是后天文化导致的，而是在进化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人类生物本能。甚至在其他社会性动物中，也有类似的道德本能。所以在没有国家的年代，在没有法律的年代，人类并没有失去行为规范，那些冒犯人类道德本能的行为，会受到惩罚。比如大家合伙揍他一顿，受害者直接复仇，或者血亲复仇，这些都符合道德原则。有些作恶尚未得到惩罚。人类依然期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可以维护正义，这就是宗教信仰。在传统社会，未成年人作恶，会被揪到他父母面前，让父母教训他。父母会当着众人的面，狠揍一顿孩子，直到围观者觉得惩罚已经足够，大家说一句“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孩子”。如果孩子更大，又不服父母管教，可能会被族人绑到祠堂，按族规惩处。在古代中国，宗族势力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在某些社会，有一种行为叫“荣誉谋杀”，就是为了家族荣誉，杀掉让家族蒙羞的不道德亲属。即使这位亲属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仅仅道德上的不检点就可能被荣誉谋杀。另一种惩罚是群体私刑。在电影《楢山节考》里，有一个情节：屡次盗窃的一家人，被村民半夜绑起来活埋。这种极端的私刑，在偏远地区极可能发生。对村民而言，是一种合理的博弈策略：如果去举报盗窃，按照法律小偷全家不会受到严惩，而举报人却面临报复的危险，全村人依然可能会被小偷盗窃。如果村民齐心密谋杀了小偷全家，大家都心安，不担心报复，对外只需要说“他们全家搬到外地了，具体地点不详”，就可以应付外界的怀疑。这种活埋小偷全家的做法，在他们看来是符合正义的。所以，在没有法律和国家的社会，人类也不会没有秩序。那么，法律和国家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法律和国家的强大，意味着国家垄断violence。父母不能毒打作恶的孩子，族规不能严惩作恶的族人，血亲复仇被禁止，荣誉谋杀被禁止，村民也不敢活埋小偷一家。民间的任何私刑，都被视为非法，只有法律才是唯一权威。这样避免了无休止的复仇，减少了保护自己的成本，也减少了社会冲突。法律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剥夺了民间violence，也限制国家violence。法律是国家和公民的共同契约。在法律可以限制国家的前提下，大众把行使violence的权力让度给国家才是低风险的。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一旦允许国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时按照“特例”来判决，或者轻易修改法律，就给国家侵犯个人留下太多的空间。也给民意绑架国家侵犯个人留下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宁可有犯罪得不到惩罚，也不能进一步破坏法治”，是很理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体系可以保证所有的罪犯都得到惩罚。契约比正义更重要。正义感因人而异，个人得到的信息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都会影响正义感。因此以正义感为理由破坏法律契约，后果是自由不再有界线——你的自由随时可以被别人的正义感剥夺。所以，对少数的未成年人犯罪，宁可让正义得不到伸张，也不能破坏契约精神。除非成为严重问题，才有必要修改法律。

3、极端设想：用未成年人惩罚未成年人犯罪

在一个讲究契约的法治社会，对个人而言，法未禁止就是自由。

对国家而言，法未授权就是禁止。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犯罪不受惩罚，并非一件很坏的事——至少意味着法治没有完全被破坏，契约不会被民意摧毁，个人自由不因为大众的愤怒而被剥夺。

这个国家在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维持了法治的底线。

但是，难道正义竟然就无法伸张？

并非如此。你有伸张正义的机会。比如说，等那个未成年人杀人犯出来后，你去亲自杀了他，或者砍下他双手。

你，就是维护正义的侠客。

当然，代价是你自己会按照法律被判刑。你是否愿意为了伸张正义而去坐牢？

或者说，你的正义感到底有多强烈，以至于愿意为了正义去坐牢？你的正义到底是至高无上的，还是廉价的？

大多数人不愿意以身试法去维持正义。但是，如果被害的那女孩是他女儿，他可能会愿意。这种血亲复仇的案例，非常普遍。

有没有侠客去惩罚未成年杀人犯，自己却不会坐牢的办法？

办法当然有。比如说，那个被害女孩的同学朋友组建一个全部由未成年人组成的锄奸队，去杀了那个杀人犯。

主力刺客找个从小练习搏击的高手，十二岁时武功已经出类拔萃，这样的孩子提一把刀去杀那个十三岁的杀人犯，轻而易举。

锄奸队的都是未成年人，他们杀人不会被判刑。他们为社会伸张了正义，却不会因此坐牢。

杀人犯可以利用法律的bug去杀人，锄奸队也可以用法律的bug去杀人，以维护“杀人偿命”的传统道德。

你觉得这是否可行？

你会认为这是在煽动未成年人犯罪吗？可是这并不是煽动呀，因为法律就在那里，是法律给了他们未成年人这种杀人不用判刑的特权。

其中的是是非非，大家各有判断，并不需要思想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不要轻视未成年人的正义感和暴力。四十年前的红卫兵的正义感是何等强烈，他们的暴力又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一个人作恶心虚，无论如何作恶，其暴虐程度也赶不上一群满腔正义感的热血沸腾的人。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恐怖分子，无论是奥萨马本拉登，或刚刚死去的IS首领巴格达迪，他们虐杀人类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在作恶，而是觉得自己在践行神圣的正义。

那么，我们自己的正义感，是否也值得怀疑？

当我们愤慨十三岁的杀人犯可以逍遥法外的时候，也应该想一想为何很多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会提高到十四岁，而不是古代的七岁。这背后会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立法者也一定是参照本国大众的正义感和民意而制定的。如果你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自然也会冒犯另一些人的正义——他们可能觉得十四岁都是个偏低的年龄。

4、中观维度的法律修改意见

其实法律可以这样修订：刑期不是按照一个年龄值分二段的分段函数，而是一个连续的变量，用某个公式计算未成年人的量刑。比如说把七岁到十七岁之间设置为线性量刑，七岁以下的免刑，十七岁视为成年人。

这样，如果某种罪成年人需要判刑10年，17岁以上的都判刑10年，16岁的判刑9年，15岁的判刑8年，14岁的判刑7年，10岁的判刑3年。

这样就避免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量刑的巨大差异，可以兼顾大多数人的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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