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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案丨民粹的狂欢

南洋富商 南洋富商 2019-12-15


01


朱令案每过几年都会复热一次,流行的各种文章已经打造了一个悲情故事:一个风华正茂的清华才女,被某同学投毒陷害。投毒者有着深厚的家境背景,足以干涉各种案件。办案人员虽然早已查明真相,却由于上面的压力而无法公布真相,最终让凶手逍遥法外。


这个故事非常符合人民大众的想象力,让他们的正义感一次又一次发酵。


但是,编一个有想象力的合理的故事和侦破不是一回事,与法庭定罪更是差距甚远。


法庭要给人定罪,得有充足证据。首先,得有物证。物证中最关键的,是铊。铊来自哪里?大众趋向于认为铊来自清华实验室。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合理想象,清华实验室并没有丢失铊的记录,也没有报案。与此相反的是:协和医大认为朱令的症状与铊中毒类似,与上世纪同样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一起铊中毒病例非常接近,当时清华大学还出了一份证明,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没有铊。清华大学有铊丢失的证据么?没有。


当然,清华大学有没有丢失铊,并不是重要证据,因为铊可以有其他各种来源。


如果你把这事件定性为室友在宿舍投毒案,你得有证据显示铊是如何到达朱令的宿舍并给朱令摄入。是用杯子装溶液运的,还是用纸包固体?并没有这样的证据。


现有的证据是:头发检验显示,朱令有二次大剂量的铊摄入。中间有二十天的间隔(可能是寒假到开学后都几天)没有摄入铊。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朱令是在宿舍摄入铊。现在的证据只显示朱令摄入了铊。


你可以有各种合理化的联想。比如朱令的洗漱用品被盗窃是因为凶手想毁灭证据,朱令喝咖啡的杯子被洗干净也是凶手想毁灭证据。但是这只是合理想象,帮室友洗杯子,这是最普通的人都会干的。洗漱用品被偷更不是合适的投毒证据——投毒显然更应该在食物里投毒,而不是投毒在漱口水的杯子里,因为一洗就没了。


剩余的铊在哪里?也没有任何证据。


所有这些,都没有证据存在,你是如何认定某人是凶手的?


有人说应该把某室友抓起来,逼出她的口供。这并不难,聂树斌和呼格,都是这么被逼成强奸犯再杀了。如果你把清华大学的二万师生都抓起来刑讯逼供,把各种酷刑都用一次,大概会有一万人招供下毒陷害朱令。以清华师生的聪明才智,会编出很多个合理的情节以迎合审讯人员的暗示和需求。最终总有一大堆人编的故事既可以解释他杀朱令的理由和情节,又和各种证据吻合,尤其是讲述他毁灭证据的过程,会让证销毁找到合理解释。


所幸的是:专业法律工作者不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人定罪。刑讯逼供的口供也不能作为法庭证据。


一千个合理的想象,不能代替一个证据。即使十亿人相信某人是凶手,法官也不会在有证据之前给人定罪。你们的想象,不是他人是凶手的证明,也不是法庭给人定罪的依据。


朱令案甚至都没有列入刑事案件。因为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这件事是一件投毒案,而不是误食被铊污染的食品,或者其他方式意外摄入铊。


所以,不以刑事案件立案,也没有什么不对。


北京公安局对此事做过公开表态。新闻报道说: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微博声明中称,对于“这起案件未能侦破,我们至今深感遗憾”,并对朱令的个人不幸遭遇“深表理解和同情”。北京市公安局表示,工作中未受到任何干扰。“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北京警方希望公众能理性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


那些不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的人,或许可以再制造聂树斌和呼格案之类的冤案以平息民愤,但是法治却会再次被破坏。


法治的意思是:法律不仅不能被权力绑架,也不能被民意绑架,尤其是民粹思潮,是法治极大的祸害。



02



朱令案之所以引起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铊中毒对大众而言是一种神秘的事,大众以为用铊投毒需要高技术,需要特殊渠道搞到铊,不像用耗子药或氰化钾之类那么普遍而没有技术含量。


现实却并非如此。铊最常见的用途,就是耗子药和杀虫剂。铊作为老鼠药的最大好处,是无色无味,制造和使用很容易,而且价格便宜。上世纪五十年代澳大利亚老鼠成灾时,曾大量采用铊老鼠药,也导致很多用铊投毒的案件。无论东方西方,用老鼠药投毒似乎是最顺手最常见的。毕竟老鼠药容易买到,而购买老鼠药也是很正常的需求,不容易引起怀疑。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路边地摊上随处都能买到各种各样的耗子药。虽然早在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要求限制用铊做灭鼠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铊老鼠药的灭绝。


尤其是中国是富铊国家。很多铊矿石分散在地表,很容易开采。中国贵州滥木厂的还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铊独立矿床,出产大量红铊矿。
红铊矿 成分TlAsS2 ,单斜晶系,斜方柱晶类,颜色洋红色,条痕暗桃红色,半金属光泽、金刚光泽,透明、半透明,三组解理,极完全至中等,具挠性,硬度2-2.5。比重5.53。



贵州滥木厂的铊矿,曾经是一家农药厂的主要原料提供处。铊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杀虫剂原料,尤其是白蚁防治农药,经常用到铊。


铊还是很常见的治疗头皮癣的药膏的原料,治疗头皮癣有特效。


铊的另一种用途是做脱毛霜


有人说铊很难得到,全北京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这是指日常工作中经常用到铊的科研人员。但是,那些买老鼠药的,治疗白蚁的,手里有很多铊。


此外铊还有各种还有工业用途,这些行业的人员,从研发、采购、库存、到流水线工人,都可以接触到铊。铊汞齐制造低温温度计,醋酸铊制药和脱毛剂、杀鼠剂,氧化铊制造光电管,碳酸铊用于光学玻璃,硝酸铊用于制发光漆。在碳氢有机化工中,铊也经常用作触媒。这些行业,都是需要大量铊的。


投毒只需要几十毫克,但是工业上用铊可能是几十公斤到几吨、几十吨、上百吨的用量。矿场采铊,矿石更是每天都一车车的往外运。


铊还经常伴生在其他矿石中,比如和铅一起。铅矿中的铊杂质不容易处理,著名的韶关冶炼厂就因为冶炼铅锌矿过程中没有处理好铊污染问题,而被勒令关闭。



上面这张图片,就是硫砷铅矿。


朱令的头发测试,发现除了铊之外还有大量的铅,可见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摄入低纯度的工业原料铊做的产品,而不是化学实验室使用的分析纯铊。如果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化学实验室,不可能在铊里面还有大量的铅。


所以铊并非某些人所以为的那么罕见,也并非什么难以搞到的东西。比如前几年一起建筑工地投毒案,嫌犯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民工,在网上以400元的价格网购了一瓶铊试剂。


在日本,按照法律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购买铊盐。但是2005年11月,伊豆市一名16岁的高中生用铊投毒谋划母亲而被捕。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女生不仅通过网购买铊,甚至在实体店以真名买过铊。


铊投毒并非罕见案件。如果你搜索一下互联网,能发现不计其数的铊投毒案。有些案例甚至上了电影。


有一部电影叫《一个年轻投毒者的手册》,取材于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真人真事。1961年,痴迷化学、从小对毒药感兴趣的14岁的少年格雷厄姆.杨,在家人身上用铊做试验。后来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他成为一家化工厂的材料管理员,该工厂主要研制溴碘化铊红外镜头,使得杨又有机会接触到铊,又制造了一系列的铊投毒事件。


2011年澳大利亚纪录片《谋杀菜谱》中,重现了半个世纪前的"疯狂铊投毒热"。 很多家庭妇女,用铊毒杀家人。她们的铊的主要来源,就是杂货店买来的老鼠药。这是群体性的大规模铊投毒事件。


《谋杀菜谱》上映的时候,刚好又有一件与北大清华校友相关的铊投毒事件发生:旅美华裔女化学家李天乐因涉嫌利用铊毒死丈夫王晓晔而被警方逮捕。李天乐和王晓晔分别毕业于北大和清华,后赴美留学并且定居于新泽西州。


铊并没有那么难以获取,无论是旅美的化学家李天乐,还是中国的建筑工地民工,或者澳大利亚的家庭妇女,或者日本的未成年少女,或英国的未成年少年,都可以轻易获取铊。


即使一个最普通的中国文盲大爷,也可能在地摊上花几块钱买一包铊做的老式耗子药——甚至连卖耗子药的人都未必知道药物的成分是什么。



03



某些大众以为朱令案的真相早已水落石出,只是由于某种“不能说的原因”而被隐瞒,因此他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朱令案确实是连故意投毒的证据都不存在,更不用说某人是投毒者的证据了。


大众的“合理想象”只是讲故事,同样的故事我也可以编出几十个,如果我闲极无聊以编故事打发时间的话。


故事一:


有个村民跟邻居有仇,买了一包耗子药,想毒杀邻居的牛。牛吃了以后,肌肉萎缩全身无力没法干活,牛主人只好把他卖给做牛肉干的,朱令买了包牛肉干,就是这头牛做的。这包牛肉干被朱令分二次吃掉了。


为何其他吃牛肉干的人没有发现?或许吃得比较少,或许根本没有查出来什么病。你想,朱令在协和医院这种中国顶尖医院都被误诊,普通县城的二级医院查误诊不是很正常么?


这个故事也可以演变为别的版本,比如几只鸡误食耗子药死了,被无良商家做成了“xxx鸡腿”之类。


故事二:


有一个牙膏厂工人被上司冤枉处罚,或者被勒令解雇,他非常愤怒,决定报复公司,在最后一天工作时,扔了一包耗子药在牙膏浆里,所以有几支牙膏里含有很多的耗子药,有一支被朱令买到了。


这故事也可以有更多翻版:牙膏可以替换为口红、沐浴露、速溶咖啡伴侣、xx麦片、xx巧克力、xx奶粉。


故事三:


朱令有头皮癣,为了治疗,天天用醋酸铊药膏涂头皮,由于皮肤瘙痒抓破,导致摄入铊太高。好了以后,过二十天复发,又开始天天涂醋酸铊。


故事四:


朱令为了皮肤光洁,使用了硫酸铊脱毛剂。



故事五:


一毛不拔大师,也就是朱令的中学同学和追求者贝志诚,因为朱令高冷看不上他而无计可施,决定让朱令低下高冷的头,于是搞点铊来偷偷给朱令下毒,希望她生病并且脱发,没有别人追求。


贝志诚看到协和医院就是不给“铊中毒”的疗法,眼看事情要搞砸闹大,心急火燎,赶紧利用刚刚流行都互联网国际求助,其实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提醒协和医院都医生:她真的是铊中毒呀,我比你们清楚呀,只是我不能说呀。


这故事是否编得很阴毒?但是想想贝志诚这些年努力让某人担当嫌疑犯的努力,难道贝志诚不够恶毒?所以编排他一下并不过分。


当然,贝志诚投毒这个故事并非我原创,是别的网友在论坛原创的,方舟子也采用过这个故事。


故事六:


我再编一个更恶毒的故事。这故事其实就是上世纪澳大利亚大批“铊婶”的翻版,某女人本想给丈夫下毒,耗子药混在奶粉里,结果奶粉被女儿拿到学校去喝了。


编这样的故事简直太诛心太恶毒。


但是,几百万网名多年来一直传播某个早已被公安部门解除嫌疑人名单的人是投毒犯的消息,导致她无法露面、被迫改变姓名、远走他乡,这种群体性的恶毒,跟我一个人编故事的恶毒比,要恶毒千百倍吧。


故事七:


这个故事是网传的,可能让大家更不舒服。


朱令的父母收到一封署名为“冬冬草”的信,指责他们没有教育好朱令。东东草说:如果朱令不是干扰全宿舍的人睡觉,怎么可能被全宿舍的人集体毒残?


落款“冬冬草”的作者在信中称,如果不是朱令影响别人休息,“也不会被同宿舍人集体毒残”。信中写到,“她影响别人睡眠已有两年多了,同宿舍人均处于半崩溃状态,且忍无可忍,只想将她逐出宿舍,要她生病留级,将她毒残,纯属意外。



最后一个故事,看起来是否更像真事?毕竟这个故事有很多细节是可以查证的:朱令是否在宿舍制造噪音?室友是否就此事向宿舍管理处门投诉过?朱令是否出口伤人?朱令是否歧视外地人?当年参与此事的政协副主席是哪位?当年参与的清华高层是谁?



04



刑事案追溯年限为20年,朱令案距今已经25年,早过了追溯期。即使你抓到真凶,也无法给他判刑。


如果说朱令案有什么正面意义,那就是大众民粹通过这个事件又爽了一把,充分享受一下他们的正义感和网络言论参与感。


这种编故事的正义,还让智商平庸的大众有一种智力快感,让他们觉得朱令案早已水落石出,还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有见识,看透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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