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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的诗人:张执浩在黄鹤楼下
张执浩住在黄鹤楼下三十年。他写诗,但不常待在书房,喜欢在菜场、江边,老武昌城的大街小巷漫游。
他哀悼不听话的阑尾,注视墙缝里的野草。赞美洋葱和甘蓝,偏爱油烟的味道,与日常生活同归于尽。
张执浩所到之处,目击成诗。以下是他的口述:
张执浩/口述
大部分时候,我喜欢在日常中寻找不起眼的物像,诗就潜藏在这些生活的褶皱中。
水杉树的叶子如果没有绽开,会觉得天空好枯燥。一旦绿叶绽开高屋顶,密密麻麻地在空茫天空中撑出一片生命的力量,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买应季的青菜,鲜活的鱼,有时跟菜市场的摊贩聊天玩,卖的豆腐哪来的?
那时特别叛逆,反抗命运,认同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觉得这日子怎么过啊,生命太平庸了。
我开始变得特别会做卤鸡蛋,特别会炖筒子骨汤,女儿实验小学的老师小周每次来家访,都要来吃我做的这个套餐。
后来女儿在省实验读高中,我就会在她晚自习之前,把饭做好,从音乐学院大门出去,走过解放路,再拐到中华路,准点准时到她校门口的一个梧桐树下等她出来,“像一个托钵僧”,坚持了三年。
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走路,以音乐学院为圆点,方圆万步我都走了无数回。省实验、昙华林、水陆街、江边、菜场,总在走来走去,熟得要命。
我家钟点工每回来打扫都问“这锅你还要不要”,我说不要,拿走吧。好多次买了不用就叫别人拿走,这是个病态,我自己也发牢骚,怎么这么喜欢买锅啊。没办法,热爱生活嘛,我经常说,你拿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毫无办法。
这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特别日常。我可能是中国烟火气最重的诗人之一,和武汉这个城市的气质很像。
外地人觉得面条应该都是汤汤水水的,怎么武汉搞个热干的。有一次诗人于坚来武汉,他边笑边跟我说,“老张,我发现好奇怪,武汉人怎么边走边吃?”
我就讲,武汉人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武汉太大了,原来交通不便,没有地铁,武昌人到汉口上班,汉阳人到武昌上班,武昌人到汉口上班,奔波去码头坐轮渡,匆匆忙忙的。干的面多方便,端上就走,他也没时间坐在那个地方悠闲地吃。
我想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武汉,就终老在这了。
但是最近10年,我发现我和我的一帮老伙伴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慢慢地改变城市的文化气质,开始体会到和城市交互的感觉。
从2012年开始,我们做地铁公共空间诗歌活动,连续做了六届,征集了3900多块广告牌,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诗歌活动。
诗歌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能让那些上下班等地铁的人们驻足片刻,看见几句分行的文字,其实挺好的。后来我们又和武汉园林局合作,做公园诗广告牌。现在在解放公园、堤角公园、洪山公园里还能看到一些散落的诗歌。
写作者最终还是要进入公共生活,不能置身事外,只是埋头写诗而已。介入的效果多大,那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但是要尽可能地介入,尽可能地让改变发生。
每一次看到黄鹤楼压力都蛮大。古往今来已经有无数关于黄鹤楼的杰作,那后来的诗人你还怎么写,写了也白写,写了干什么?
但是也没想过搬走,因为那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
我足不出户待在家里找他们的史料,重读他们的作品。先试着写了杜甫,之后,我再看看李白在干什么。
写完这两人之后越写越觉得有意思,干脆从头到尾说一遍中国古代诗人,将他们的性情命运与自己的生命观投注在一起。持续写了一年多,变成了我最近的新书《不如读诗——在黄鹤楼下谈诗》。
虽然现在黄鹤楼的楼址变了,结构也变了,但是无数诗人还是认可它。它像个火炬,高擎在武汉大地,是很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觉得武汉这个城市的气质围绕着两个词语,一个是英雄之城,第二个就是诗性之城。
如果把武汉当成一只黄鹤,英雄和诗性这两个词就是它的两个翅膀。当双翼撑开,我们武汉才是名副其实的黄鹤之城。
早年我写诗,是被李白唤醒的。但杜甫的人格投射在我身上,与我重叠的部分更多。
杜甫是一个凡人,穷困潦倒,但完全是个赤子的形象。除了有济世报国的情怀,他对家庭的担当,对日常生活的热爱,特别是客居成都的那5年焕发出对日常生活的空前热爱,让人惊讶。很少有人能做到杜甫那样顺应时代的变化,那种力量,与生活、与现实,平起平坐。
假如你现在跟李白说,我在安徽,希望你来喝杯酒,他可能马上跑去了。但在古代,他也没什么钱,要走路,坐驴车,然后碰到大风雪,为了杯酒一走就是大半年。李白诗里写过一个“白发三千丈”,那地方我去过,在安徽秋浦河,现在从合肥到秋浦河坐车还要三个多小时。放在古代他从长安过去呢?路途漫长又辛苦。
还好我们有诗歌。诗歌一定是对生命的肯定,人们能在其中找到活下去并给自己尊严的那一部分,找到不会畏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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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康巴汉子戴着毡帽坐在道路中央,敲打身边的一堆石子。所有的车停下,看他把石子敲打完。整个山坳里只有他敲击石块的声音。就是那样一种地老天荒的场景,像走到了尽头。
当时高速公路都还没开通,从雪峰上流下来清浅的河水,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我一下子脱口而出:
刚好我披头散发,刚好我带着女儿,刚好30多岁到了那样一个山花盛开的地方,然后写下这首诗,在诗坛留下老父亲的形象。
我一下子傻掉了,第一次有人说我慈祥。从“慈祥”到“死亡”,这些遥不可及的词语,终会一个个找上门来替代我。
我在写出了《高原上的野花》后,出于对原有的“披头散发”的形象反抗,先剪了个光头,结果头型不好看,然后留短发留胡子。
时光已把我的情感生活变成一床“百衲被”,生命和时光都需要珍惜。
但我不愿意别人把我形象固定下来。一般长则10年,短则5年我要做一次改变,包括外在形象和写作风格,我要调整,不断地调整自己。
我现在的心态调整到什么都不用多想,就把诗歌当作是与我手牵手一起往前走的一个伙伴。看自己还能往前写多久,还能写多少好东西。
至于黄鹤楼,在写完《不如读诗》这本书后,我已经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焦虑了。现在即使我不看黄鹤楼,它也矗立在我眼前。甚至脑海里全是,只要想到,它就出现。
@张执浩
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主要作品有《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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