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余渭恒等：新基建助力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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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助力粤澳深度合作区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余渭恒，杨迪雅，李敬阳

摘  要：结合深合区发展现状，澳门如今正处于经济产业多元化、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战略上升期，以新基建为重要抓手，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需求为导向，可推动深合区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加快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相关人才、产业落地，促进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深合区发展为切入点，深度剖析在顶层设计相关政策下，深合区如何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探讨构建深合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新基建；粤港澳大湾区；橫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技术进步是由分工深化推动的,而随着分工的深化必然会带来交易平台的拓展，交易资源也会越来越多，进而促进设社会公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至新阶段，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1]。在全球化2.0时代，数字经济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数字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的新业态正引领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促进了传统产业结构向新型基础设施的转型,重构了全球经济形态的发展。自2018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会议都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和内容做出明确规定，也对推动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从2014年至2019年，国家相继出台了网络强国战略、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战略部署。后疫情时期，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国借助疫情加速产业链调整，严重损害了全球ICT产业链的公平竞争和技术创新。机遇与挑战并行，其中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信息技术，有效助力我国统筹抗疫，并推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国家如今也处于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无论外界条件怎样严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社会经济建设必须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契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2021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下称“深合区”）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方案提出发展四大重点产业：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产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和现代金融产业。后疫情时期的澳门正处于经济产业多元化、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战略发展期，若以新基建为抓手，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需求为导向，结合深合区发展，推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而数字经济作为新型基础设施也将为深合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加快深合区四大重点产业发展，吸引相关人才、产业落地，促进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深合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政策优势，本文将探讨新基建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提升深合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2021年，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数字化建设任务，相比以往的五年规划，战略位势和建设内容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且明确要求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由2020年的7.8%提升至10%。当前，各地正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列出的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十大数字化应用场景，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3]。粤港澳大湾区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主要载体，加快探索新基建高效配置机制，需紧扣习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做好创新发展规划、协调发展规划、绿色发展规划、开放发展规划、共享发展规划，有力支撑数字湾区的建设。因此，在关注新型基础设施提振经济之际，需要先了解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从数字经济环境驱动和政策扶持、数字经济规模化和发展程度、数字经济功能、数字经济产业特征、数字人才储备、数字市场规范化等深入分析，做好“六稳”落实“六保”¹的工作，从而维持数字经济强国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从数字经济环境驱动和政策扶持上看，新基建政策规划助力数字湾区建设步伐。广东省是国内最早布局数字经济政策的省份之一。早在2003年5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机构资格认定和年审管理办法(暂行)》，旨在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2018年至今，广东省数字经济政策更多侧重于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及数字化治理，出台《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等政策规定。自中美贸易战导致的供应链受创和疫情引起的经济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经济已经难以满足大湾区日益增长的多元发展需求和我国“走出去”的战略定位。为此，我国在基础软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投入持续加大，新基建已成为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的主要驱动力，对内创造新红利、缓解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对外增强对抗经济保护主义、技术垄断和供应链熔断等风险。大湾区作为引领全国的数字产业聚集地，在大数据、云计算、5G、工业互联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业数字化创新等领域的政策不断完善，丰富的政策领域、多元的政策客体、多样的政策手段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不仅是新时代推动行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路径；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更是在国内国际大循环背景下，为打造更高的供给需求，配合实体经济资源利用最大化、减少资金、资源、产品等流动阻碍，帮助我国经济系统增强面对外部冲击时的协同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已成为推动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二，从数字经济规模化程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双区驱动”战略推进落实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以0.6%的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2%的GDP，人均GDP更是全国的近2.5倍，500强企业数量占全国15.5%。从总量上看，2020年的珠三角地区数字产业化规模已超过1.5万亿元，而作为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主攻方向的产业数字化程度在全国遥遥领先，规模约为3.5亿万元。目前，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已达万亿级规模，近30年持续位居全国第一，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都在全国稳居前列。近5年广东推动3万多家企业进行技改，已有6000多家工业企业应用了工业互联网，50万家中小微企业“上云用云”，工业信息化水平不断跃升。中国电子信息十强企业排名中珠三角占三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第一）、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第六）、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此外，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广东排名第一，占19%，超过2万家。2019年广州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增长18.5%、跨境电商总值增长80.1%，深圳数字产业增加值增长18.0%；2020年1-10月，因为疫情倒逼，促发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广州和深圳在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7024亿元。²

第三，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处于数字经济高梯度地区。大湾区凭借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高度、技术经济实力、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数字经济资源发展规划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以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为依托，紧盯前沿技术，加强数字技术创新驱动能力，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大数据、5G网络产业、新型显示、超高清视频产业（4K）、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产业，区域内形成产业互补格局。在广东省内大数据建设功能上逐渐呈现出“一区两核三带”³为主的整体推进，联合香港人工智能研究世界领先、澳门集成电路研究等国际领先技术，夯实三地产学研合作优势。2020年受疫情倒逼和政策拉动，湾区内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开始转型，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数字化营商模式，企业创新能力出众，加快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向纵深拓展，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新国民经济平台。

第四，从数字经济功能上看，数字技术正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金融融合。在国家顶层设计方面，金融科技与智慧金融、跨境金融等将是粤港澳三地金融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受到鼓励和扶持，为三地融合发展创造出更为便利的条件，目的是直接促进三地要素自由流动、尤其是生活领域，利用互联网等大数据，打造新的数字化营商环境，贯通和推进“智慧城市”的理念，达到民生交流、流动和相通。同时，在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数字技术将助力金融跨境联合，在香港和内地间实施“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近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也推出了16条多处涉及金融的惠港措施，数字技术将让湾区经济由传统形态走向多体制并存、市场化主导的开放性新经济业态，加快三地金融跨境互联互通、促进优势、功能互补。以琴澳金融合作为例，考虑到差异化和特色化，依托网络与电子商务的金融创新业务将是重要突破口，而香港目前已推出虚拟银行牌照，未来，在大数据联通等跨境金融领域，数字技术日益扮演跨境金融重要角色。

第五，从数字经济产业特征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内数字经济发展特征极点突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区域特征明显，如“香港-深圳”极点主要是数字的研究基础和创新；“广州-佛山”极点主要是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澳门-珠海”极点主要是在休闲娱乐、文化旅游资源的数字生活，三个极点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同时，基础扎实的信息技术产业也支撑了珠三角城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产业和数字社会的率先发展和不断突破，解决随着城市群的建设，城市间政务服务衔接不畅通、水平不均衡等问题。为此，广东省大力推进“数字政府”的建设，并逐步打造出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掌上政府”，而以“集成”阿里云城市大脑为例的智能能力，先后在澳门、广州等湾区城市落地，优化城市治理，政务服务不断优化提速、数字经济资源聚集、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空间联系更加紧密。

第六，从数字人才储备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正抢占人才高地。相比于北京、武汉，粤港澳大湾区对数字人才更具吸引力，数字人才流入大湾区数量与反向流出数量之比分别达1.41和1.58；和上海、成都相比吸引力不相上下。⁴从全国来看，珠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都属于高层次人才和数字人才流入地，人才队伍呈现年轻化，集中在25-34岁之间，占比接近60%，尤其是深圳，这一群体比例接近70%，深圳地区对于两类人才的吸引力在湾区排行第一,湾区人才的平均数字化程度为26.98%，深圳超过30%，远高于其他城市，更体现深圳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科创研发的核心地位。珠海、香港数字人才占比靠前；广州尽管高水平人才储备量高，但数字化程度较低，接近25%左右；而佛山数字化程度程度最低，不到20%。

第七，从数字经济市场规范化，三地合作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仲裁联盟。数字经济成促进粤港澳规则衔接新路径，广州仲裁委员会发起成立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并开发了互联网仲裁云平台，全国已有160多家仲裁机构会员。粤港澳三地以此为技术支撑，有效解决跨境电子商务、跨境资本流动等新型争议，并逐步突破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障碍，有效提升聚合大湾区整体法律服务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本节注释

¹ “六稳”是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是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² 该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

³ “两核”是指以广州、深圳为核心; “三带”是指重点打造佛山、珠海、中山、肇庆、江门等珠江西岸大数据产业带; 惠州、东莞等珠江东岸大数据产业带;并辐射全省，打造汕头、汕尾、阳江、湛江等沿海大数据产业带。

⁴ 该数据源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

三、橫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经济

发展的问题及风险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发展的主旋律，将成为未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做好相关的风险分析也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化2.0时代提升综合竞争力，并且数字经济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数字地缘政治”正成为观察世界，审视中美关系的新视角。目前，橫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及风险如下：

第一，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政治风险。疫情期间，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基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活力和韧性，催生了经济市场新业态和新发展模式。机遇与挑战并行，从中国数字经济所处的宏观环境看，美国如今采取“全政府”模式，尝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战略。2020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两党合作的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发布《美国科技竞争新战略》政策报告，从人工智能等领域针对中国，重造美国在全球技术标准上的领导力，中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行业受到严峻挑战。《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科技企业的通信和监控设备，同时宣布禁止抖音（TikTok）和微信在内的59款应用，虽然2021年6月，拜登政府撤销对抖音和微信的禁令，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商务部会调查与外国“对手”有联系的应用程序，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应用程序可能会对该国的隐私及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对市场的泛安全化和随意化极大增加了各国的紧张情绪。

第二，从世界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来看，中国在创新技术等方面还处于弱势。目前，中国位居数字经济竞争力排行榜第三（如表1所示）。从中美数字经济竞争力近三年的差距变化情况来看，中美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差距正在逐年缩小，但两国间的差距依旧不可忽略，远未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地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在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占据市值的前二位,美国占68%,中国仅占22%。根据CB Insights数据（如表2所示）,2020年美国和中国拥有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分别居前二位,美国占48%,中国占24.7%。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环境，深合区要重视领域研发计划和技术，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领域开展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及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突破技术瓶颈和环境限制，以揭榜挂帅等方式持续支持数字化核心技术的攻关和拓展。

第三，构建科学的制度体系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经济发展仍要不断完善的课题。为推进深合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必须借助数字化的创新手段，为深合区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变革提供新的技术手段与治理理念，推动制度融合与创新。粤港澳三地需要进一步实现优势互补，推进开放发展、创新发展，从而有效增强各自在全国发展格局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功能和地位，即要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谋划，结合实际环境扩大需求，激发经济市场活力，又要立足民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少不了科学的制度体系建设，构建新产业生态、推动经济转型，引领新基建的未来发展。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发展资源不协调，供应链对接不高效。目前，大湾区内部差距较大，区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因此，要夯实数字化发展基础能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融合发展的数字产业集群，有利于统筹湾区内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集成电路等核心产业，主要包括信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信息化发展两大方面，缓解内部发展资源不协调的问题。同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大战略中，大湾区将通过外向型经济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竞争，需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产业，鼓励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等交叉融合，支持跨界新技术新产品通过电商、大数据等平台，将新零售、新制造通过智能网进行全链接闭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打造高效的供应链对接和新基建产业集群。

第五，为推进智慧城市群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需加强推动公共数据方面的开发和保障水平。为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在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的对接，以及构建大湾区智慧城市群，需要统一协调的公共数据管理体系，促进数据资源在大湾区充分汇聚、顺畅流动和深度应用。因此，湾区各级政府要合作继续提升数据融合和智能应用能力，探索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完善数据应用场景，提升数据开发利用水平，进一步释放湾区数据价值。同时，2021年6月10日，我国数据安全法获表决通过。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力抓手。数字政府系统作为超级数据平台，面临来自不法分子盗窃金融数据、黑客攻击政府网站、公民信息泄露等诸多威胁和风险。因此，保障数据安全，不仅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也是保障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化治理。加强数字化治理有利于稳步推进数据产权制度、数字化发展领域立法工作的完善、构建包容审慎的行业监管体系和治理制度；也能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在数字化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企业核心技术等重要信息系统提供安全保障，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市场为此，市场不仅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更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关注如何让更多人在数字化浪潮中享受发展红利，避免“数字鸿沟”出现的风险，防止“赢者通吃”的数据垄断，更要警惕数字经济带来新的贫富分化加剧，更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对标国际市场，学习先进的国际规则，在全球数字经济整理规则创新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步。

第七，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新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时仍需注意“放管服”的问题。依据新基建的特征和存在的风险，粤港澳大湾区新基建不可忽视秉持开放包容的政策取向。制定有效的国家战略和政策。5G市场巨大，更新换代较快，新基建滞后，社会智能化转型则会遭遇发展瓶颈；新基建过于超前，则可能落入“大干快上”的风险，增加地方性财政负担、造成资源浪费。新基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掌握发展全局，制定和监控发展方向的同时，要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留足空间，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从公共利益出发，构建更好地营商环境，调动市场积极性。

四、新基建助力深度合作区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加快“新基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普遍共识，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它不仅符合产业升级要求，更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有效手段。国内有不少学者研究“新基建”与“数字经济”的关系，袁国宝（2021）所著的《数字经济：新基建浪潮下的经济增长新引擎》一书也进行了详细叙述。提到新基建之所以可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新基建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设施基础和技术基础，为数字时代铺设一条功能强大的“信息高速公路”^[4]。李海舰（2021）认为“新基建”可分为狭义“新基建”和广义“新基建”。狭义的“新基建”指的是数字基础设施，包括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广义的“新基建”指的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包括能源、交通、城市、水利在内的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例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慧水利基础设施等^[5]。赵剑波（2021）指出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生产模式新型基础设施，有着促进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经济活动发展，新基建的本质在于要发挥互联互通的连接作用，打通实体与虚拟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四个领域。数字经济的相关发展领域均具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力，新基建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分配效率，有利于推动深合区经济模式的转型升级^[6]。充分考虑深合区当前的现状，去剖析新基建促进深合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新基建加强深合区数字化产业水平的提升

高水平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各国政府都大力推进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G20大阪峰会达成的《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高度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将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作为全球共同的战略目标。而对于推进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经济发展而言，高水平基础设施尤为重要。新基建除可以为合作区数字经济提供基础条件和直接动力外，还可以通过构建数字产业群、加深数据流动和共享等路径助推合作区数字经济动能转换。

新基建建设能够吸引以时间节约为导向的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和高端产业链的形成，提升深合区吸引、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从而优化合作区的经济空间结构，增强深合区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和区位优势。此外，新基建能推动深合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深合区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加成下，升级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即建设新基建是推动实现深合区高质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新基建的特性适应了目前深合区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也决定了其能通过发挥重构效应来推动深合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一，新基建具有显著的资本与技术偏好、高附加值偏好等特性，能优化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发展环境，提升资本供给能力，促进合作区传统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高阶跃升。第二，新基建本身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其独特的产业形态正符合了深合区产业升级的高层次、高成长、高溢出、高附加值以及绿色低碳的方向性要求，能显著提升合作区高端产业的供给能力，并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推动深合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着重培育基于合作区比较优势的产业竞争优势。新基建能催生出独特的产业体系，其产业带动作用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链条几乎可惠及所有产业，能有效推动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融合，促进产业结构高端化、特色化，起到“产业升级助推器”作用。

（二）新基建加速深合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不仅是数字的经济，是融合的经济，实体经济是落脚点，高质量发展是总要求。产业数字化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新基建能为后疫情时代深合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加速度。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追求高效、敏捷的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其一，新基建可以帮助实体经济企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新基建能够破除阻碍万物互联的痛点和堵点，加速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分享，更加彻底地释放现有人口的消费能力，促使实体经济企业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传统消费在下降，而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消费快速发展。实体经济企业可以通过有效供给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带动与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经济等相关的新型消费，打造出一个统一的、体量巨大的网络空间市场，进而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二，新基建可以充分发挥新科技的催化技术。高新技术是深合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澳门拥有珠江西岸领先的学术科研基础，在中医药发展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具有良好的科研优势。深合区实体经济企业可考虑针对澳门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研优势领域进行有效转化。新基建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不仅在“建”，关键在“用”。要推进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实体经济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打造深合区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

新基建能为深合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新基建”是新经济、新业态的基础设施，高性能、低使用成本的新型基础设施将会极大降低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技术难度，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大量的创新和就业机会。新基建发挥着前沿布局牵引作用，随着新基建的建设和应用，必将释放更多经济动力和消费需求，对实体经济产生全方位带动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入数字化转型浪潮，可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三）新基建为深合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基建能够为深合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以5G基站建设为例，作为新基建的领衔领域，5G基站本身具有极高的成长特性和乘数效应，其投入产出比可达1∶6，在4G产业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零部件、主设备、运营商和下游应用等多个高新产业，形成的5G产业链又能够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在深合區发展数字化产业过程中，会产生海量数据，凭借新基建建设大数据中心，对深合区的海量数据进行搜集、整理、挖掘、分析，将其转化成为生产要素或最终消费品，以实现其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新基建能够产生时空压缩效应，新的信息交流方式的出现降低了交流成本，因此新基建使深合区的经济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提高了深合区的经济活力。新基建聚焦现代生产生活“交通”“信息”“能源”等基本要素，通过城际高速铁路和新能源充电桩等设施建设形成城市快捷交通体系，通过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设施建设形成实时信息处理体系，既可以推动区域经济补短板目标的实现，又可以压缩时空距离，推动要素流动，深合区能够依靠本省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通过新基建通过发达的交通系统、信息系统、能源系统等，能把城市间的空间连成网络，降低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信息成本，打破城市边界，实现城市间市场的有机融合，增加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五、新基建促进深合区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自横琴开发建设以来先后多次视察，就横琴开发建设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作出重要指示要求。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时指出，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7]。新形势下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是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举措，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推动深合区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迈进，是促进琴澳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基建能广泛作用于深合区经济发展，在效率变革、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等方面对提升深合区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深刻影响。为此，进一步提出以新基建促进深合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打造领先性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¹，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深合区加快向融合感知、传输、存储、计算、处理为一体的智能化综合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迫切性，要形成琴澳两地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格局，构建高速、移动、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深合区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定位不仅仅是以基础建设为主，而是要走在全国甚至全球的领先位置，把深合区打造成领先性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要考虑以下两大重点。

一是持续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2021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发布，提出统筹构建先进算力和数据新型基础设施，支持珠海横琴建设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并规划打造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由横琴新区管委会与中科院计算所合作建设的横琴超算中心，为国内最快的超算中心，目前每秒算力可达116亿亿次，已为近百家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待项目三期建设全面完成后，算力将进一步提升，将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超算中心。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和推动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动力，透过持续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将通过正向空间效应辐射周边地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补强了珠江口西岸城市在“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上数字基础设施的短板。

二是加快推动琴澳两地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深合区信息高效流通体系，加强通信管线、基站、机房等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推动取消或降低在澳门与横琴之间通信漫游和长途资费，实现深合区数据传输和网络互联的高速度、低成本、广复盖。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在各类服务场所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建设深合区公共服务大数据采集、开发和应用体系，提升全社会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

（二）构建具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群

加快数字经济平台培育。杨海深等（2019）研究发现大湾区中小企业普遍出现“不会数字化、不敢数字化、不想数字化”的现象。能力不足、技术储备不足导致企业“不”数字化；数字化投入风险大、效果不可预知导致企业“不敢”数字化；跳不出传统发展模式、依赖原有路径导致企业“不想”数字化。^[8]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正在经历两种转型，一种是数字经济从传统产业向产业融合转型，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释放出巨大能量，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另一种是数字产品从需求端向供给端转型，产业升级需要数字经济给企业赋能，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为数字经济给企业赋能提供了更强的营运能力。李治国等（2021）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即不仅加快了产业转型速度，而且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起到了显著提升作用^[9]。余姗等（2021）认为一区域可加快孕育数字经济平台，围绕支柱产业打造一批面向垂直行业与细分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利用数字平台聚集资源，共享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促进数字经济红利向行业末端释放^[10]。当前澳门经济的转型发展要围绕深合区四大重点产业，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机制助力深合区四大重点产业相关的企业，实现产业链全面数字化，涵盖品牌、制造、组织、销售、渠道、供应链等各个环节。同时鼓励推动澳门中小型企业积极融入深合区发展，运用低成本、高效率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全方位系统性落实产业数字化路径，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培养战略性数字产业集群是广东省提出的重要指导性策略，2021年8月《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提出，要推动跨行业、跨领域以及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建立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健全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深合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一部分，组建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联盟，广泛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海内外相关产业机构落戶，形成数据、产业、创新资源共享机制。强化和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粤澳双方联合组建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的合作，围绕深合区建设发展出台推动产学研合作相关政策措施，促进科研经费跨境使用，实施引进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加大对校企合作和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等。有效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新资源，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将数字经济能应用于商务场景，也能为深层次的基础科学研发服务，发挥数字经济对科技研发的支持作用，助力产业升级。依托新一代计算机技术，提升深合区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让数字经济产业更好地服务于深合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具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群。

（三）加速深合区跨境数据流动与共享

有别于传统的生产要素，数据只有聚合、开放、流动和共享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而新基建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创造了更多数据生产要素，数据生产要素好比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新基建对于数据而言，就像是“石油”与“输油管道和存储罐”的关系，而数据治理则是“炼油技术和工艺标准”。张莉娜等（2021）的实证研究显示在“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进而促进收入增加的渠道显著存在^[11]。曾坚朋等（2021）提出坚持“双循环”协同，构建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调度综合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全球数据港”，推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拓展数据、算法、算力等资源共享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体系。^[12]深合区方案有提到促进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在符合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探索数据跨境互联互通，透过数据跨境流动助力深合区产业进一步升级。有学者³指出通过数据中心、网络、终端等硬件基础平台，以及数据库、数据服务等软件基础平台，人才、资本等要素在实体经济中可以实现融合，有利于与数据科学相关的产业合作与发展。以数据驱动产业升级，更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专者⁴认为通过对国际互联网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跨境数据将会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以及製造与服务等各场景，可为法律、大数据、人工智能、消费、零售、软件开发、平台、知识产权等产业带来非常好的商业前景。

深合区已具备一定的数据科技基础，也有着强大的需求，要促进深合区跨境数据流动与共享，一是澳门施行较内地更为严格的个人资料保护法，需要在法律上实现协同创新。明确私人数据和商业数据的权属，提高数据的社会开放度，着重开放公共信息助力深合区建设。二是在深合区新基建建设中，由于琴澳两地在数据标准、数据制式、数据安全、数据公开等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对数据的跨境流动产生影响，需要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及标准设置等方面协同。同步开展数据标准、数据质量、元数据、主数据等数据管理机制建设，确保数据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配套及时。三是在深合区的新基建运营中，不断探索跨境数据应用的新模式与场景，实现深合区经济、交通、金融、居住、治安等各类社会民生信息的网络化整合和高效匹配，持续开展数据治理工作，充分挖掘琴澳两地跨境数据的资产价值。

本节注释

¹《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新华网[DB/OL].(2021-10-19) [2021-10-20]. http://www.news.cn/2021-10/19/c_1127973979.htm

²《横琴“超级大脑”为大湾区建设赋能》，南方网[DB/OL].(2021-03-04) [2021-10-20]. https://economy.southcn.com/node_550560ee2a/05a1a0884d.shtml

³《横琴探路数据跨境流动，打造数据治理创新样本》，21世纪经济报道[DB/OL].(2021-09-09) [2021-10-17].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10909/0052dd35ee00dd29ba0987a32a353f51.html

⁴《梁海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如何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中新经纬[DB/OL].(2021-09-09) [2021-10-17]. http://www.jwview.com/jingwei/html/09-07/426868.shtml

参考文献

[1] Smith, Adam.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Reprint, edited by Edwin Cann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2016年G20杭州峰会 [DB/OL].(2019-09-05) [2021-06-20].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812/P020181219311367546218.pdf

[3]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Z/OL]. (2019-2-18) [2021-06-20].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0836.htm.

[4]袁国宝.数字经济：新基建浪潮下的经济增长新引擎[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

[5]李海舰.五方面理解“新基建”内涵与重点[N].经济参考报，2020-07-07.

[6]赵剑波. 新基建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J]. 区域经济评论(2):8.

[7]张燕. 坚守初心全力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N].光明日报，2021-09-08.

[8]杨海深,王茜.全面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新路径[J].新经济,2019(10):15-19.

[9]李治国,车帅,王杰.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中国275个城市的异质性检验[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05):27-40.

[10]余姗,樊秀峰,蒋皓文.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影响——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视角[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36(02):16-27.

[11]张莉娜,吕祥伟,倪志良.“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36(03):34-45.

[12]曾坚朋,王建冬,黄倩倩,易成岐,郭巧敏.打造数字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的关键问题与路径建构[J].电子政务,2021(06):29-38.

本文收录于《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湾区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7-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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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渭恒，澳门科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博士生，澳门管理学院客席讲师；邮箱：[e-mail]

杨迪雅，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

李敬阳，澳门科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