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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全球化：技术竞争、规则博弈与中国选择

作者：史丹  聂新伟  齐飞

来源：《管理世界》2023年第9期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速崛起，正推动全球经济数字化变革。然而，数字技术的非均衡扩散使数字鸿沟扩大化、数字领域风险正从个人隐私泄露向国家主权安全升级跃迁，加之共同的数字贸易规则“供给赤字”，亟需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协调。本文基于“收益—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数字先进”经济体与“数字落后”经济体之间围绕数字技术差距缩小与扩大的策略选择及其对贸易规则偏好影响，重点分析了从电子商务到更广泛数字贸易规则焦点议题的国家分歧，归纳得出“美国做法”、 “欧盟规则”、 “日本主张”和“中间道路”4种数字规则模式，并比较了不同模式的核心关切与理念差异，以此展望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未来趋向。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技术成为构筑数字贸易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驱动力量，为了缩小技术代差，数字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既需要科技自立自强，更需要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应对技术先进国家的遏制打压。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收益—风险”偏好的异质性，造成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的同时，基于“公共政策目标”等例外安排也促使规则模式或主张趋同化，而趋于“同盟化”的“小圈子”规则亟需发展中国家高度警惕。本文基于数字技术水平差异与国家竞争策略选择的理论阐释，以及数字贸易规则更加包容开放的趋势性展望，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战略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数字经济全球化  数字鸿沟  数字安全  数字贸易规则

内容概要✦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历史地看，重大技术革命总是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每一次全球化浪潮都是由技术变革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变革而实现的。铁路、电报的革命性突破，引发了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大规模扩张。20世纪40年代以来，集装箱、航空、卫星、光纤电缆等运输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创新突破，使许多生产环节必须聚集在毗邻附近地区的时代结束，并逐渐形成了以美国、德国与中国为核心节点的全球价值链网络。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习近平，2021）。在计算、通信和信息处理领域三股强大技术力量的融合发展作用下，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速崛起，驱动经济社会加速数字化变革。

研究发现

01、数字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数字贸易特点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当前，以数字新兴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以更新颖、更基本的方式重塑和重构世界经济。数字技术进步促成了互联网的产生、数据存储和处理的发展等数字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通讯、消费和生产的方式，从贸易条件、贸易方式到交易双方，更加深刻地改变着国际贸易的方方面面。

数字技术创造了新产品、新服务，改变了传统产品特性和生产部门构成，降低了贸易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从贸易条件、贸易方式到交易主体等方面深刻地改变着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

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通常是与产品或部门特征相互作用的国家特征（表现为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或相对生产率等要素禀赋的差异），以使这个国家在生产这些产品时相对于其贸易伙伴具有相对的成本优势。由于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可用性增强，比较优势传统来源的重要性正在发生改变，既有的贸易模式也将随着交易内容、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数字技术加快改变原有制造和服务模式的同时，也使流动数据成为贸易扩张的关键驱动因素。

随着数据应用的普及与深化，数据安全、隐私安全、数据垄断等数字安全问题也随其而至。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资产与国际竞争力体现，还涉及数据使用相关方的隐私保护和资产安全，更关系到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

02、数字技术差异与竞争策略选择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数字空间构成了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外部环境（郎平，2018）。一方面，技术进步加速数字化变革，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贸易福利提升，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要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非均质化扩散造成数字鸿沟，并直接或间接引致隐私泄露、市场垄断、网络安全等问题挑战，又迫使不同数字经济体不得不采取一些加强数字规制的公共政策目标（或不符措施），以最小化数字安全风险。基于此，为考察不同技术发展水平国家面对数字收益与数字风险时的策略选择，本文构建了“收益—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

03、数字贸易规则模式竞争及未来趋向

在国家利益优先考量下，国家间的妥协与竞争背后实质是利益与价值之间的较量，利益诉求的差异，造成不同发展水平的数字经济体在数字化政策和规则形成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孤岛化格局（刘斌、崔楠晨，2022）。

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国际贸易规则加速重构的趋势下，数字贸易规则正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所在。由于美国和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起步相对较早（欧盟于 1995 年出台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加之美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上拥有主导权，并通过《美墨加协定》等不断完善，造成全球数字治理理念受美欧主导的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框架影响较深。但由于不同国家遵循的原则理念、核心诉求、政策偏向的不同，在收益—风险博弈下，全球数字治理或将形成以数据自由流动优先和以数字安全优先的两种“平行” 理念。

研究结论

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一方面是关键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多边贸易体制顺应及管理这些变化和调整的能力，决定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在前进还是倒退。当前，新型数字技术与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正在创建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新格局。然而，数字技术在推动全球贸易模式重塑，驱动数字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同时，也从国家间互动视角引致了行动选择的逻辑困境：

一是数字技术进步与否愈发关系到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增长、贸易创造和数字鸿沟扩大等问题，通过领先数字技术和网络空间战略提升实力并抢占优势的同时，遏制打压后发国家技术进步，使数字技术政治化武器化特征愈发显现，“技术非中性”转变推动国家间技术战略性竞争博弈态势不断升级；

二是数据作为关键性要素，叠加数字收益与数字风险的“孪生”特点，造成了不同国家不得不在数字收益最大化（大量数据流动）与数字风险最小化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利益诉求与数字空间治理偏好趋于分化，即各国监管政策和监管方法分化造成 “数字保护主义”或“数字贸易壁垒”呈上升趋势；

三是在国家“收益—风险”异质性偏好的影响下，是谋求构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排他性”数字贸易规则还是兼顾个体与集体利益的更为开放包容、公正合理的国际通用规则，既造成了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谈判中立场和诉求的分歧分化，也考验着数字经济全球化转型是前进还是后退。

本文研究发现，在数字收益递增与数字风险递增效应共同作用下， “进步赢得一切，落后失去一切”在使国际社会越发倾向于“零和”博弈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家间在技术、产业、贸易以及规则合作上的动态复杂性，一定程度上甚至会造成合作悖论 — —“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合作既很容易达成，也很难达成，致使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和孤岛化，进而加剧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壁垒化 — —数字贸易规则议题分歧和模式竞争愈发激烈。同时，基于收益风险不同偏好形成的异质化制度规则需求，显然会增加数字贸易协定谈判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或贸易壁垒），进而制约全球数字贸易增长和数字技术进步带来潜在收益的充分发挥，迟滞全球数字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要求关键技术与贸易规则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历史逻辑相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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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世界》

作者：史丹  聂新伟  齐飞

编辑：贺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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