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经济危机1：直接发钱给国民启动特别救济，绕开企业和寻租主体等中间商拯救中国经济的时刻已经到了！

邪恶的美国深层政府沼泽生物、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伙同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制造了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不知悬崖勒马的她必将摔得粉身碎骨。

这是美国衰落全纪实/共济会档案的第133篇《走出经济危机1：借鉴高福利国家无差别向全体国民发钱，是经济危机期间最直接高效的民生措施》作者为中国生产力学会策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张原同志。

走出经济危机系列是供给侧系列的孪生课题，主要论述在由美国制造并至少持续3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我国应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并让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于2025年于我国全面爆发。

在本课题的孪生课题《十论供给侧》中，张原同志详细论述了由美国华尔街银行家和共济会血贵族炮制出来的供给侧经济学在流毒全球后，造成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并令全球经济周期的节奏开始围绕美联储的收割节拍起舞，最终导致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

面对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全球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以供给侧经济学为依据的救市政策，但这些政策在源自美国的供给侧经济学的错误指引下都无异于饮鸩止渴，全球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几乎没有效果，甚至帮倒忙、起反作用加剧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

全球各国在美国资本家花重金豢养的芝加哥学派（供给学派）的忽悠下，纷纷按照供给侧经济学的原理出台了重企轻人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图度过本次经济危机，结果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在全球蔓延的烈度和广度，其传导链如下：

重企轻人刺激措施→贫富差距拉大→生产力过剩和消费不足→经济危机→新一轮的重企轻人刺激。

事急应从权

应对全体国民开展特别救济

乱世用重典，事急应从权，这套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大智慧同样适用于本次经济危机。

在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重大的运行和发展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适时出台最灵活、最有效而不是最正确、最十全其美的方法度过本次经济危机。

这里举个例子：在苏俄内战结束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列宁对此就采取了非常灵活全面的政策，为了避免大饥荒席卷全国，苏俄直接从美国购买粮食。

在随后的第一次五年计划期间，伴随着哈里曼家族（布什家族）等美国共济会大族对苏联国运进行大举押注的，是苏联大举抄底美国的过剩产能。

列宁通过购买美国粮食避免了全国的大饥荒，斯大林抄底1929经济大危机期间的美国实现了工业化，将美国的过剩生产力转移到了苏联完成了自身的工业化，这都是事急从权的典型案例。

在对本次经济危机的应对上，我国与美国还是存在着一些区别的。

美国为了刺激消费，对所有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是直接发钱的。

我国因为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因此学界和民间都对直接发钱给国民存在一定的顾虑，认为高福利会养懒汉。

张原同志认为，在疫情导致我国的货币乘数之源上海停摆整整2个月，以及美联储疯狂加息缩表的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之下，我们部分行业出现了失业潮，许多国民的眼下面临的情况是连工作没有了，收入随之也没有了。

没了收入来源会让我国许多家庭陷入困境，孩子上学需要钱，老人看病需要钱，还清房贷需要钱，养车养狗需要钱，交际应酬需要钱 ，吃饭喝水也需要钱。

收入没了，开支依旧在，而许多行业的裁员潮和倒闭潮还没有停止，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在2个月内找到工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即使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出台，但是这些政策的出台和传导是存在一个周期的，不是今天出台，下周就能见效的。

张原同志认为，一揽子经济刺激和救市方案从出台到真正惠及每一个企业，至少存在着半年的传导周期。

这6个月我们千千万万个家庭怎么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出台一套针对全体国民的特别救济计划，直接给全体国民发钱人均1-2万元。

数字经济时代，这项举措1天就可以见效。

张原同志认为，直接对全体国民展开大规模特别救济的效果会比以工代赈好很多。

通过由国家至个人一步到位的方式，可以避免中间商企业或地方上的各种寻租主体对救市资金的截留。

供给侧经济学

导致各种政策相互打架

张原同志认为，发源于美国并流毒全球的供给侧经济学不仅会导致前文中反复提到的宏观调控失灵，还会导致我们出台的各种救市政策自相矛盾，互相打架。

我国作为一个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超巨型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上出台的大政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自己的方针会影响到实体经济。

全国有一个大环境，各地各有自己的小气候。

真正热死人、冷死人、饿死人、饱死人的，从来都不是大环境，而是小气候。

没有一个自然人是可以天天活在云端，活在宏观里面的，大家总归是要活在一个个经济单元之中的。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策略，中央自己出台的多条策略之间，各个地方出台在策略之间都会发生矛盾和打架。

这里就拿稳增长和调结构来举例。作为稳增长促就业的一项基本措施。我们必须要保一些巨型龙头企业，这就会令许多低端产业、过剩产能继续得到扶持。

但为了调结构、产业升级和产业替代，就必须要出台一些有倾向性的政策，使用一些或明或暗的手段淘汰掉这些低端产业和过剩产能。

这就会导致许多产业升级和产业替代的措施往往会与稳增长保就业的措施相互打架。

稳增长是为了短期利益，调结构是为了长期利益，许多唯短期利益是图的企业主，是能够左右其所在的地理单元的地方政策的制定的。

在我国，传统企业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企业主个人的资源整合能力。

这种所谓的资源整合能力主要由两大块构成：

1，政府资源的整合能力；

2，银行资源的整合能力；

对于传统企业主来说，搞定政府就能拿到土地和政策扶持，能搞定银行就能拿到贷款。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周期内，拥有土地和贷款的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就能突飞猛进。

从2019年到2022年，许多企业主都在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前的路子好像走不通了。

这些问题归根到底的原因，不是政府不帮企业了，也不是银行不帮企业了，政府和银行都在想方设法地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唯生产力、唯GDP的考核标准之下，我国出现了全行业性的产能过剩。

我国市场的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即使你生产出了再多的产品，结果也只能是库存积压货卖不掉。

同类型的产品生产厂家过多，产能过剩了，就会导致厂家发生价格战，大家都压低自己的利润争抢市场，进而导致生意越来越难做。

为了防止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出现萎靡

类美债务货币体系建立后可试行普遍救济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另一个提法是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如果生产端和消费端都长期萎靡，我国经济就会出现停滞和萎缩。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5月份，我国经济进入了自疫情爆发以来，甚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困难时刻。

面对本轮经济危机，我国和美国的应对措施还是有所区别的：

美欧采取的是财政扩张政策兜底民生，而我国仍然在传统采用传统的信贷扩张政策即给企业发信贷来以工代赈。

信贷扩张对我国的经济有利有弊，在经济向好的周期内，信贷扩张是有利于倒逼企业的技术升级的。

之所以信贷扩张会倒逼企业研发和技术升级，是因为企业手头的资金是有成本的。

企业为了归还利息，就必须制造更先进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于是乎技术的突破就会不断产生，全行业的技术突破最终会量变引起质变触发科技革命，这就是以往的信贷扩张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在如今的21世纪20年代，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面临着严重的债务负担。在这个债务负担过重的周期内再次进行信贷扩张，有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美国经济之所以在疫情之下没有陷入全面危机，就是因为通过政府救济直接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让他们能够持续进行消费拉动内需和经济内循环。

救市政策救的是市场，而市场是由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又一个存在各种需求的家庭所组成的。

起源于美国的供给侧经济学的最大的危害就是重企轻人，重视生产单位而轻视每一个劳动者，这就会导致经济刺激政策每出台一次，贫富差距就会拉大一次。

政府的救市资金本来是想流入到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手里的，让他们去买家电、买生活日用品，还房贷去医院看病的。

结果却是在视企业而非家庭和个人为国民经济的细胞的供给侧经济学的指导下，救市资金全部流入了企业主和各类寻租者手里而非劳动者的手里。

企业主和各类寻租主体会将这些救命钱按比例截留一部分后再分配到劳动者手中。

这就导致这些救市资金中的绝大多数最后都无法用于大宗消费品的去库存，而是变成了天龙人们名下的豪车名表豪宅等实物资产。

于是乎，供给侧经济学指导之下的救市政策最终只是拯救了部分富人。在市场经济国家，私人企业主会优先考虑自己的身家不缩水，而不是企业不裁员。

许多无私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会被自私的人所截留，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人性。政策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

企业主和各类寻租主体的人性这一关，是供给侧经济学永远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

令人欣喜的信号

需求侧和消费逐渐被重视

令笔者感到宽慰的信号也在逐渐出现：在5月23号召开的国常会上颁布的33条救市举措当中，已经把促销费列入到了继稳增保供之后的第3优先级。

在该次“稳住经济大盘”的国常会上部署的财政货币政策、稳产业链供应链、促消费和有效投资、能源安全及稳就业6个方面33项举措中，更加务实落地措施渐次出台。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地方债和融资担保的松绑。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买家是大型商业银行、大型券商等金融机构，通过债市和融担给特定的地方主体和行业放水有利于维持国家机器的地方零件的正常运转，尽可能地减少大水漫灌带来的副作用。

个人购买地方政府债券主要是出于对其偿本付息能力的信赖，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债都是安全的，许多盈利能力不强的地方政府在以债养债甚至出现债务违约都是众人皆知的常识。

想知道许多收益率达到7%—12%的地方政府债券到底能不能买，你首先要搞清当地政府多年财政收入的3个主要数据：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就是省和地市级的税收所得数据；

2，政府性基金和预算收入，也就是卖地和罚款所得数据；

3，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是会哭的孩子们问妈要来的奶的数据；

我们的中央政府与美国联邦政府不同，我们是很少发行国债的，这就导致我国的政府债券主要是以地方债为主。

早在2015年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刚刚开始露头的时候，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2015-102号通知中，就出现了如下行文：

将地方债纳入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和试点、包括现金管理抵押品和质押品的范围。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债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可纳入部分货币政策操作的抵押品范围。

把这句话解释地更通俗些，就是地方债这种违约风险高于银行存款，但收益率也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债券也可以像房子车子、大型矿山、大型油田、交通基础设施等有价有形有价的产品一样，成为抵押品。

无形但有价的地方债可以像有形有价的实物资产一样，成为地方政府或平台公司从央行贷款的抵押品。

这在宏观层面上就让地方政府的债务与央行的货币发行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地方政府可以拿着自己的债券向中央贷款。

这预示着我国的货币发行模式正在慢慢地从土地人民币和外汇人民币向债务人民币转型。

类似美元发行的货币创造方式，也将逐渐在我国建立。

一个全球债务和信用比价的时代即将到来。

张原同志认为，当货币系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一个内循环之后，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和消费是完全可行的。

地方债与个人消费之间形成循环，央行的货币发行与地方债形成循环，在此双循环之下，大规模的全民救济就能够得到兜底，政府与公民的义务通过地方债务和债权这个桥梁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路径即：

债务→消费→去库存→再生产→经济增长→债务偿付→新一轮的债务创造

在这种正向循环无限接近于美元的新人民币创造过程中，新一轮的债务创造基于对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和经济增长预期，而直接救济到市场经济主体即家庭和个人的资金会通过消费最终拉动经济的增长，实现货币的健康回流。

信用货币时代，只要本国政府想卖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政府债券，无论卖多少，总归是能卖得出去的，你懂得。

因此从这个视角上来看，绕开企业以及各类寻租主体，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根据本国本省本市的情况向全体国民直接发放现金或数字人民币的方式纾困并拉动消费，是度过本次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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