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 | 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形态分析：躁动的民主

作者简介

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东南亚国家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政治发展之路曲折动荡，面临宪政民主、经济增长、分配公平、民族和解等诸多艰巨任务，这条路各国走得不尽相同，但是，一个大致相似的经历是，民粹主义是其间影响最为广泛和冲击最为强烈的政治考验。东南亚民粹主义涵盖了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各种大众政治现象及其背后的精英政治，它在民主的躁动中萌发，在精英的博弈中成型，展现出3个层面的形态，一是强调分配正义的福利导向，二是突显阶级政治的左翼色彩，三是基于政治竞争与生存安全的策略选择。相比于欧美和拉美，东南亚可谓民粹主义的新发地，有着丰富的本土体验与独特的区域特色，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整体性视域有助于探索该地区的政治共性与民粹主义区域特质。

2016年以来，由于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一波民粹主义浪潮突如其来，引发全球关注，美国与欧洲等后工业化国家的民粹主义现象迅速成为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然而，在关于民粹主义的经验性研究中，除了欧美发达地区和民粹政治的盛产地拉美地区，还有一片有待开拓的区域，那里也涌现了独具特色的民粹主义——政治生态复杂多元、民主转型艰难迁回的东南亚地区。

事实上，人们对于民粹主义在东南亚国家的出现并不陌生，泰国他信上台执政、印尼佐科参与竞选、缅甸民盟选举获胜等被认为是充满着民粹主义气息的事件，尤其是他信执政期间的泰国政治，因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规模浩大的民众对抗，更成为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新代表。东南亚11国在民族、语言、宗教、政体、社会结构方面极具多样性，民主化程度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路径和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有较大相似性，民粹主义生成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基本形态也较相近，存在着一种区别于欧美与拉美的、整体性的东南亚民粹主义。当前学界对泰国、缅甸等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已有较多关注，但是对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总体态势尚缺乏研究。

民粹主义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它在东南亚政治分析中的应用，应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要关注各国具体的民粹主义运动，又要重视整体意义上的地区民粹主义。拉美各国、西欧各国之间也有较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差异，但并不妨碍人们在拉美民粹主义、西欧民粹主义的整体性视域里对地区政治共性、民粹主义区域特质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不管是否可以建构一个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概念，应该看到，在东南亚各国政治转型的民主躁动之中，民粹主义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此消彼涨的现象，值得我们在国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基本形态进行整体的观察和判断。

一、讨论框架：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世界性的现象，最初出现在俄、美及拉美诸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以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核心，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历史进程，民粹主义是其间难以避免的副产品。美国社会学家波酱诺认为，现代化指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社会变革。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所谓的现代化发展与繁荣绝非毫无代价和轻易获得的，它在特定时期内很难惠及全体社会成员，“那些由于传统原因或制度原因没有直接享受现代化成果的社会团体或阶层并不认同现代化，他们可能因为不公正的社会分配而积累不满和愤恨”，这些不满或愤恨在现代化过程中很难自行消除。中下层尤其是农民阶层通常是被剥夺最彻底、失去多最的人群，他们的不满与愤恨有可能会在某一天，借由某个特定事件的刺激或经由某位政治精英的蛊惑，以一种激进甚至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现象被人们解释为民粹主义现象。从经验来看，各地区的民粹主义运动无一例外地拥有一种相同的探索、寻找发展道路的意图，即在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化需求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路。客观地说，民粹主义并不是冲动的现代化与现代文明的反抗者，它内含一种寻找控制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的信念，它期待的是一种普惠于平民大众而非权贵精英专营的现代化。

事实上，诸如现代化、发展中国家这类概念都是在发展主义、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建构出来的，是以先发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模板，而推演至非西方国家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这一发展路径既包含传统与现代的内部冲突，也包含着西方与非西方的外部冲突。雷格斯（F. W. Riggs）比较客观地解释了现代化对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冲击，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较早开发”社会对一个“较晚开发”社会的冲击所产生的种种变迁的过程，“是指一种‘历史相对性现象’，指一个社会或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发生的一种‘形变之链’的现象”。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形变”是被动的过程，早已书写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经历中；对于东南亚的前殖民地国家与未被殖民的国家（泰国）来说，这个过程又何尝不是自愿与不自愿交织的复杂选择。

在西方模式的示范下，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被本国精英、西方学者解释为，走一条以选举政治、政党竞争为标志的宪政民主之路，但这条以西方为楷模的政治现代化之路在非西方国家走得非常艰难，以至于在西方早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今天，以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虽在形式上有了西式的民主制度，但事实上仍未完成所谓政治现代化的转型，究其根源，与非西方国家本土的、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西方模式难以调适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效仿西方议会民主制时期、威权主义政治发展时期和政治转型时期。之所以有如此反复迂回的政治历程，既是西方模式“水土不服”使然，更是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对西方民主不断反思、修正和再适应的结果。从最早的20世纪30年代的泰国，到最晚的2002年恢复独立的东帝汶，东南亚11国先后确立了总统共和制、议会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和人民代表制等现代政治休制，开始了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或温和或激烈的对接历程。其间，在威权政府的主导下，东南亚实现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开始孕育亨廷顿所寄望的“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中产阶级。亨廷顿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东南亚国家政治变迁的推动者是那些“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中长大成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大众民主观念不断强化，政治参与日益活跃。东南亚各国的威权政府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和民族冲突泰国、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更是频繁发生群众政治运动骚乱甚至暴乱，致使国家政治陷入了“民主-动乱-专制-再民主-再动乱-再专制”的怪圈。在这些国家中，民主政治体制虽然建立，但政治活动的主体仍然是占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传统利益集体和权贵阶层，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严重失衡，制度内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极其狭小。在这种情形下，反体制、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运动便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一样，民粹主义也成为了东南亚社会转型的“形变之链”中无法摆脱的一环。

以西方的标准看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转型意味着一系列综合性国家建设任务，比如经济层面的持续增长、私有化与市场化；政治层面的宪政民主、竞争性选举；社会层面的开放、多元和宽容。20世纪末以来，东南亚国家中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被认为是较顺利地实现了“从监管式民主向协商式民主转移的国家”，印尼和柬埔寨“顺利实现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但仍缺乏足够的自由。然而，在缅甸、泰国、菲律宾这样一些存在着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军人干政、王室干政等特殊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家，政治转型曲折漫长，普选制成为政治精英垄断权力的工具，民主政治异化为“富人的民主”，中下层民众或特定族群因分配不公和自主性被侵犯而充满怨恨。正如人们所知，民粹主义在一个政治自由有限、民主意识高涨而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着最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在一些形式上实现了民主选举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成熟的政党竞争和传统政治的反击，民粹主义更容易发生。比如，泰国1997年宪法确定了民主选举的“一人一票”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泰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完成了关键性的程序和任务；另一方面，它将普通民众推到了政治前台，突显了民意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至关重要性，打开了民粹主义的大门。从此，迎合和顺从大众意志变得极其重要，政治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有责任照顾好有产者和无产者、有工作者和无工作者。政客必须确保失业工人能获得新机会，否则就有可能失去选票。”最终，这一制度变迁带来了群情激昂的大众政治，泰国的选举政治最终演变成各党派竞争选票的民粹主义政治。

二、福利导向：强调分配正义的东南亚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建立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之上。在这个体系中，社会被有意识地分化为“人民”和“精英”两个对立的社会集团。民粹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强调“人民意志”和“人民民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保障“人民利益”和追求分配正义。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政治立场与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一样，大体以底层政治、大众民主和大众动员为内容；而相对于这些政治性的、标签式的人民至上主义，东南亚民粹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态度更为突出，它高度强调福利分配的正义，是一种典型的福利民粹主义。这一特色与东南亚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而言，在那些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对立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民粹主义在社会经济层面通常倾向于强涸国家干预经济，重视再分配政策的政治、社会效益，主张增加民众收入和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众所周知，贫富的两极分化最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而导致社会动荡，东南亚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基尼系数通常都在0.4以上，特别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45左右，而马来西亚在1984-2009年间基本上处于0.48-0.46之间，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这一地区的分配不公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中，也体现在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中。“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为了集中优势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大多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结果导致地区不平衡发展”，越南的地区发展差异、泰国南部社会冲突问题、印尼和缅甸等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实质上都属于地区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在分析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时候认为，“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有着非常严重的收入与财产不平等问题。收入的两极化可能会增大再分配的压力”，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国家中也普遍存在。各国政府长期受到收入分配不平衡现象的困扰，旨在实现平等、公正的再分配政策在这些国家符合大众的期待，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从政策实践上看，持民粹主义立场的政治人物十分关注通过宏观政策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他们“强调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而不重视通货膨胀以及财政赤字的风险、外部的限制条件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实体对扩张型非市场化政策的反应”。就结果而言，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会立即带来短期的经济与政治上的好处，这些好处可以简单地以选票来换算和衡量，因为有组织的城市劳工和农民等中低收入群体即是民粹式再分配的主要受益者。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转变时期，农民问题就是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问题”，因此提高以农民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的收入与福利，使他们避免因为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陷入经济窘境和失去身份与地位，这是赢得中下层支待的最便捷策略，远胜于任何宏大抽象的国家治理目标。泰国他信的民粹主义政策具有鲜明的草根性，其用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由两个具体部分构成：一是旨在切实改善农民群体生活水平的生活性补贴（如3年缓债、30泰铢治百病）；二是旨在提高农民群体生产能力的生产性扶持（如乡村基金、一村一特产）。客观地说，“他信经济”的民粹主义尝试中还夹杂着自由主义、发展主义的成分，如主张“瓦解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启动农村市场，将农民融入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从而在根本上弥合城乡裂痕，缓和经济发展失衡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总体上来看，他信惠民政策中的民粹性质还是最为鲜明的。印尼的佐科政府也关注社会福利，主张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与国家主义。2015年，佐科不顾国会的反对，宣布了一项增加国内匡疗、卫生、健康与教育投入的惠民计划。为了筹集该项目的启动资金，佐科削减了政府机构的燃料补贴，甚至关闭了一些被视为腐败温床的国有石油公司。佐科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强调，使得他的执政披上了较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

在东南亚地区，由于现代民主政党选举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传统政治力量仍然强势，各派政治精英对休制内、宪政框架下的政党竞争还十分生疏和不信任。相反，他们相信扩大民众福利、刺激增长和保障就业可以换来最直接的民众支待，获得最牢固的执政合法性。

三、左翼色彩：突显阶级政治的东南亚民粹主义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始终存在极化现象，比如早期的俄美与拉美的民粹主义都具有突出的阶级政治色彩，强调中下层大众反抗上层的政治经济精英，这种大致可称之为左翼激进民粹主义。而21世纪的欧美民粹主义则因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与外来文化的冲击，表现出右翼保守主义倾向，甚至极右翼的种族民粹主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政治的中心一方面是对公平以及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关切，另一方面是对国家、民族和种族认同的关切”。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方一旦缺失，都可能催生民粹主义，前者的缺失与左翼的、激进的阶级政治有关，后者的缺失与右翼的、保守的族群政治有关。

东南亚国家在治理层面同时面对这两方面的考验，但民粹主义的形态却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色。一方面，政府对“公平与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关注不足，造成了东南亚以阶级政治为底色的民粹主义。如前述所论，东南亚民粹主义注重分配正义的实现，而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恰是导致阶级冲突的关键因素。东南亚民粹主义的频发与国家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不足有关，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结构性因素。

东南亚转型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于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集中于以经济议题为核心的贫富之争问题”，因此，东南亚民粹主义从意识形态光谱上来看，基本上仍然属于左翼阶级政治范畴，它的社会基础以贫穷、无权的中下层民众为主。美国政治学家莱格特将经济不安全与激进主义联系了起来，认为“在世界各地，易于遭受收入巨大波动之苦的职业团体，按照惯例一直把自己的生计寄托于左派政党”。莱格特所指的职业团体是工人阶级，但在泰国，遭受收入巨大波动之苦的职业团休则是农民阶级。尽管，他信系的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是否是严格意义的左派政党还需要讨论，但很明显他信的政党确实将农民等中下层民众视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他信在选举中对农民做出了承诺，并在上台后开始履行。他信执政期间，以农民阶层为一方，以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为另一方的剧烈冲突，已演变为一种具有明显激进性质的民粹主义运动。农民、城市贫民等草根阶层在运动中待强烈的反独裁、反威权、反权贵精英的政治立场。显然“这一运动正是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阶级矛盾、社会冲突的集中体现”。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上世纪70年代的泰国政治发展历史中，就已捕捉到了这种左冀政治的气息。他认为70年代的泰国是个极其自由和激动人心的国家，到处是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农民动员和尖锐的政治辩论。1975年春，泰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空前绝后地将大批左翼入士选入议会。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迫切需要，新阶层与旧阶层之间、既得利益集团和新生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阶级矛盾一触即发，民粹主义自然带有某种鲜明的阶级政治色彩。

另一方面，政府对“国家、民族与种族认同”问题的处理，对于东南亚民粹主义的萌发影响较弱。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启程较晚，基本上是上个世纪中叶殖民历史终结后才逐渐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在认同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整合作用。学者龚浩群认为，“佛教和国王被证明是泰国现代国家认同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认同问题在东南亚并不是导致民粹主义的关键因素，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是阶级性诉求而非民族性诉求，其依据如下。

其一，尽管东南亚各国存在着悠久的主体民族与边缘民族、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社会、宗教与文化矛盾，民族和解问题十分棘手，但是这些民族矛盾是发生于民族国家范畴内的内源性矛盾，不同于因文化差异、外来移民的输入而引发的外源性族民矛盾。具体而言，东南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各国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民族矛盾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过，这有少数族群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原因，也是在全球化、一体化压力下，少数族群保护自身文化价值的意识使然。但是，这些矛盾都发生于具有“共存”“共生”关系的主体民族内部或主体民族与边缘民族之间，更接近于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性诉求，并且在民粹精英的政治操作中常常被转化为阶级、阶层矛盾或者地区差异矛盾。

其二，全球化给东南亚带来的经济发展远大于文化冲突，与欧美相比，反全球化意识在东南亚并不突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左派与右派以前主要在政治和阶级不平等上发生分歧，而在全球化时代，欧美的情况是“对于移民间题和文化差异问题的态度在选举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以往的阶级分歧更加重要”。事实表明，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文化受到全球化的极大冲击，右翼保守的民族民粹主义要比左翼激进的阶级民粹主义要激烈得。多但是，东南亚地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地之一，它的经济成长和巨大市场的形成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的，与西方的境况不同。东南亚并不是外来移民的主要输入地，没有受到移民问题和文化差异问题的重大冲击，反全球化排外种族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并未成气候，相反，左翼的、激进的、阶以级政治为内容的民粹主义更为普遍。

其三，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势力更关注经济利益与权力分配，民族矛盾与阶级冲突有较大重合。东南亚的民族关系中存在着较严重的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少数民族因此发动了以争夺文化自决权为主的民族抗争。但正如塔林所说，在东南亚，“在少数民族比主体民族贫困的国家，很少为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而采取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受到故意的歧视，而仅仅是在发展进程中被忽略了。”发展进程中被忽略意味着经济上没有得到照顾，意味着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但是东南亚许多民族分离势力并非要真正获得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享受不到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因而提出独立的口号，以取得本族应有的利益”。事实表明，在东南亚的民族分离运动中，独立有可能被作为少数族群与政府谈判的筹码，例如在泰南的穆斯林。因此，“并不是族群认同导致族群矛盾的激化并发展为冲突，而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以及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分配才迫使人们强化族群体意识并由此而相互竞争。”

从结果来看，东南亚复杂难解的民族矛盾没有发展出某种保守的、排外的民族民粹主义，各族群之间虽然存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差异，但本质上还是民族国家内部争夺民族平等权、民族自主权的问题。这些问题起源于经济社会层面的资源分配不公、区域发展不平衡，“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的贫困与反叛的关联，主要表现为围绕文化自主权的民族抗争”。相对而言，东南亚民粹主义内含的阶级性成分要比民族性成分更为突出，接近于一种具有阶级政治色彩的左翼民粹主义。

四、策略选择：基于政治竞争

与生存安全的东南亚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有着与众不同的内在价值，即对人民力量、智慧与美德的崇尚和对精英政治、代议民主的反感，但是民粹主义毕竟衍生于现代政治的民主规则之中，身处于宪政民主、政党选举等元素构成的制度环境下，从而表现出某种工具性、策略性的特点。欧美的经验表明，民粹主义的工具意义某种程度上正在超越它的价值意义，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政治策略性。对于政治精英（尤其是在野精英少数派精英）而言，民粹化的政治能提供体制外的有效途径，通过与民众直接而广泛的联络，获得合法性支持，在权力竞争中胜出，因此现代民粹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建立在民意政治基础上的精英竞争策略。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性特征同样非常突出，其特点在于，民粹主义不仅是各派政治精英的政治策略，同样是所谓“非理性”的中下层民众维待自身利益的政治策略。

从精英政治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是在野精英、反对派获取权力的重要工具。东南亚宪政历史比较短，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通常是政党政治、选举竞争等现代政治模式刚刚形成的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体制外政治活动（如罢工、示威和民众运动）的正当性很高。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但因入口结构（农民为主体）、文化结构（庇护传统、佛教传统）相似，再加上民主自由观念和竞争性选举的共同刺激，民众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这种现象对于在野精英、反对派精英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泰国的他信系精英、缅甸的昂山素季、印尼的佐科、酋拉博沃等都运用过民粹动员工具，这些领异人善于倾听、精于演讲，主动亲近民众，体察民意，深得民众欢迎。他们利用制度外的渠道去竞争政治权力，不管他们上台后是否确实践行对民众的承诺和继续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民众的支待是他们战胜对手的保障。亨廷顿认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有可能现出”，这种冒险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大众民主或强人政治，而非自由民主。2015年缅甸大选前夕，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公开表示，如果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胜，那她将“高于总统”，绕过因有英籍子女而被宪法否定竞选总统的限制。这种超越既有体制的个人权威具有明显的克里斯玛型政治色彩。他信、昂山素季堪称东南亚地区最具魅力、领袖吸引力的政治人物，红衫军对他信的崇拜，昂山不是总统却胜似总统的个人权威都证明了这点。

随着选举竞争的激烈化和官僚政体的衰落，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参与已经发展成为各种群体（包括银行家、工业家、商人、地方精英与乡村大众）进行“利益分配的游戏”，政党在这场游戏中扮演了别有用心的组织者的角色。他信执政期间曾发动了一场打击权势大佬的行动，公开宣布的行动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发展民生，但其真正意图是削弱政治掮客或媒介的势力，实现泰爱泰党与选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泰国，选举使得政党的领导层被同化到政治阶层中去，在激进事业中永远位于中心集团的那种民众参与却被边缘化了。”当然，保守的传统精英、执政精英在面对民粹派精英的挑战时，也不得不重视体制外的民意压力，纷纷效仿民粹派精英利用体制外的政治手段。例如，由于他信凭借民众支待而垄断了选举，“他的政敌，皇室-军方-官僚同盟明白只能通过非选举途径和议会外手段才能赶他下台”。因此，由于政党之间进行选举竞争的需要，民粹主义最终成为了各政党屡试不爽的策略性工具。

从大众政治的角度来看，作为民粹动员对象的民众并非是被动的。虽然，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有赖于精英动员，而一场声势浩大的民粹政治运动得以形成，不能否认其中也有普罗大众策略选择的成分。传统观点通常认为，政治生活是由精英设计并操控的，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日日奔忙于生计，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疏离，如何谈得上有闲暇和能力思考民粹主义的策略问题？这一传统观点的立论理由有二：一是，普通大众对政治天然地不感兴趣，在政治上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大众的日常生活是非政治的并且深受传统影响。如泰国农民普遍认为，所谓“民主政治”不过是少数上层精英争权夺利的“不道德游戏”，既与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无关，也不符合农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二是，民众缺乏政治自主性，依靠大众参与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有非理性的特性。群体心理学家提出了“民众的非理性主义”的概念，认为“政治基本上就是一种利用民众非理性本质的理性形式”，他们希望证明民众在一场民粹政治运动中是出于冲动与激情而被动地卷入的。

然而，这两点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却不是绝对的。关于第一点大众与政治无涉的观点，这在前现代社会中是一种事实，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大众在民主思潮的熏陶下、在政治精英的动员下完成了政治社会化，纷纷被裹挟进了现代政治中。由于他信派系在草根的深耕，泰国农民的政治化程度不断提高，学者周方冶认为：“近年来农民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参政意识都明显提高”，而“泰国红衫军能够成为‘挺他信’阵营的中坚力量，关键是农民群体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维护他信派系执政地位-争取农民群体共同利益’的政治自觉意识”，能够以更积极的方式表达他们争取社会经济权益的基本诉求。关于第二点集体非理性的说法，这一概念在群体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成立的，因为当个体被卷入群体行动时，个体理性很可能被群休非理性所压制、掩盖，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一切群体行动都是个人行动集结而成的，民众参与政治的个体动机具有无法否认的理性。詹姆斯·斯科特专门研究了东南亚的农民反叛行动与生存需要的关系，认为在生存问题上获得安全感（即斯科特所谓的“安全生存”）是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剥削和对剥削的反叛不仅仅关乎食物和收入的问题，更是农民维护自身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的问题，这些观念无疑都包含着充分的理性。根据斯科特的观点，在东南亚，农民和地主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式的交换关系，维持这一关系平衡的前提是农民的生存安全得到保障，“同其他人一样，佃户们能毫不困难地分清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他们在强迫之下所必须接受的东西”。当农民与精英的互惠关系向不利于农民的方向转变甚至威胁其生计之时，农民们常常会行动起来，要求恢复权利，这无疑是一种基于利益需求的理性选择。正如穆尔所说，“民间的公正观念，确实具有理性的和现实的基础，凡背离这一基础的安排可能就需要进行欺骗：背离得厉害，就需要暴力”。

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普通民众关心自身利益或生存安全远甚于关心抽象的民主进步，民主对于他们的意义在于，民主或许可以解决一切与其利益有关的问题。在缅甸，民众认为，国家的经济体系有利于富人，他们希望民主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昂山是最适合的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人选。但是，民众还有另一种现实考虑，在军方长期的统治和传统庇护文化的影响下，民众对权威有深刻的畏惧感，相信一旦国家有难，只有强大的军方能够站出来撑起这个国家的重担。因此，在民粹主义运动中，民众并非绝对的被动参与者，不管他们是被政治精英以何种方式所蛊惑，也不管他们是选择以游行、示威或者投票等何种方式来表达诉求，他们的行动逻辑首先是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民粹主义对于民众而言，同样是一种策略选择，在东南亚一些政治制度化较低的国家，民众运动甚至是维护利益的唯一策略。

五、结语：比较视野下的东南亚民粹主义

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转刚开始于民主化的第三波，但至今仍未最后完成。在这个追求宪政民主、经济增长、阶级调和与民族和解的漫长过程中，民粹主义是一种时而出现的伴生现象。相比于民粹主义的原发之地欧美和多发之地拉美，东南亚可谓是民粹主义的新发地，有着丰富的本土体验与独特的区域特色，展现出上述诸方面的不同形态。

从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看，东南亚民粹主义接近于一种传统民粹主义，而欧美民粹主义更具有后现代主义特性。欧美各国在第三世界启动民主化转型之时，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欧美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一方面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重燃了左翼民粹主义的阶级怒火，另一方面则是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催生了保守性质的右翼民粹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因此，欧美不得不面临民粹主义的左右夹击，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不得不开始进行自卫和自我修正。而东南亚与全球化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欧美，东南亚广大发展中国家得益于鼓励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的全球化，尤其是得益于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大部分国家获得了经济、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增长，尽管经济的增长并未赶上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步伐。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新移民的强烈冲击，排外的、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在东南亚并不严重，东南亚需要面对的是传统威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割中出现的左冀激进民粹主义。

相比于欧美民粹主义，东南亚民粹主义更接近于拉美民粹主义，他们同属传统民粹主义范畴，都注重分配正义、福利扩张和国家干预，也都是转型过程中阶级政治激化的产物，但是具体而论，民粹主义在两地的表现仍然有较大的差异。

首先，两地民粹主义是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拉美民粹主义高潮出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拉美各国反抗资本主义体系世界性扩张的产物。拉美领导人为了摆脱本国对于西方国家的依附性地位，努力寻求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推行了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严重脱节，从长期来看束缚了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东南亚民粹主义是在民主转型和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时代萌发的，泰国他信旨在争取中低收入阶层的民粹主义政策虽然也出现所谓“福利超载”的情况，但他信更像一个自由主义式的新民粹主义者，而不是传统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东盟机制较为有效地整合了区域经济，使得各国避免陷入拉美式的依附性发展困境，东南亚经济正在日益融入世界体系并得到快速发展，因此东南亚民粹主义并没有太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和反全球化的诉求。

其次，两地民粹主义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拉美民粹主义无论是在庇隆时代，还是查韦斯时代，都是威权体制下产生的民粹主义，拉美走的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尔所概括的威权官僚主义的发展道路，民粹主义成为威权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重要策略，成为极具拉美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东南亚民粹主义普遍地出现在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是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相互较量的产物，除了泰国的他信在上台执政后有机会推行民粹主义政策之外，大部分民粹主义运动出现在政治精英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更具有工具性、策略性，而缺乏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机会。

第三，两地民粹主义所萌发的本土文化完全不同。虽然两个地区都有过被西方殖民的历史（东南亚的泰国除外），也都有着比较强势的军人统治和比较深厚的传统庇护关系，但是拉美国家内在地具有一种排斥和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始终希望走一条属于拉美的独立发展道路，这使得反资本主义、反西方的民粹主义政策可能成为一种待续的选择。而东南亚民粹主义产生于一种不同的本土文化：其一，东南亚并不排斥西方，甚至与美国、欧洲、日本维待着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部分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友或准盟友；其二，东南亚以东盟为平台，整体地融入了世界体系并在全球化中获益；其三，东南亚民族关系虽然复杂，但分离主义并未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完整，中南半岛国家又都有佛教文化的深厚影响，再加上“本地的伊斯兰教有本土化特点，穆斯林文化的主流是温和而不是激进的”。因此，东南亚本土文化的多元性与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粹主义的扩散和激化，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激烈性与持续性整体上要弱于拉美民粹主义。

如我们所见，东南亚政治正走在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上，它先是以效仿西方议会政治的方式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在遭遇失败后又落入长期的威权政治的案臼，然后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试图走出这一政治璇涡、走向宪政民主。这是一个漫长而迂回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自由选举、宪政法治被普遍地视为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仍然根基深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不同步，再加上新旧精英集团间无休止的权力争夺、民众被超前动员而民主热情高潮，各国获得了独特的政治经验，这种经验造就了一种新型的地区性民粹主义。无论其形态如何，东南亚民粹主义已然成为该地区政治发展、民主转型的复杂历程中，大众抗争政治和精英权斗政治的标签。

文章来源：

《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