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外交观察·第7期 | 中国经济外交夏季形势分析会“经略东南亚：经济与安全”在线举行

中国经济外交夏季形势分析会

“经略东南亚：经济与安全”在线举行

经济外交项目组

2020年7月1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主办的中国经济外交季度（夏季）形势分析会 “经略东南亚：经济与安全”顺利举办。本次会议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与新华社的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主编李巍在引导发言中梳理了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形势。结合具体的事件分析，李巍总结了这三个月间中国经济外交的三个主要特点：新冠疫情下中国外贸继续承压、中美金融及技术战再度升级和中国以高水平开放应对中美脱钩压力。李巍进一步指出，2020年上半年，东盟已经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预示着东南亚在中国经济外交和地缘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经略好东南亚，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首要前提。随后，与会嘉宾重点围绕中国-东南亚的经济与战略关系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上半场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王锦主持。王锦首先指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安全深受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反过来，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边”也对两国竞争产生关键影响，由此强化了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沈铭辉对亚太视域下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沈铭辉首先指出亚太区域的经贸合作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美欧为亚太区域最主要的最终消费品市场，而中国与东盟之间主要进行的是中间产品贸易；二是亚太区域生产端与消费端间缺乏机制化保障，亚太地区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利用率较低；三是全球价值链导致地区内产品间贸易向产品内贸易转变的特点。目前，受中美关系与疫情影响，亚太区域将面临着来自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多种不确定性。未来中国可以从地区生产端-消费端的关系入手处理亚太经贸关系以及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从消费端来看，中国需意识到美国市场对亚太区域及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并在外交上维护中美经贸关系；从生产端来看，中国需注重保障地区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稳定，而东盟及东南亚则是最重要的落脚点；中国应积极推进生产端与消费端间的机制化保障，用机制锁定高水平开放。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毛维准从背景介绍、政策设计、资源投入、效果评估、政策启示五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毛维准重点介绍了中国基建外交的效果评估情况，目前积极成果表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基建合作范围拓展与合作程度有所提升、安全领域参与及合作有所推进、中国经济及安全影响力有所增加、原有地区秩序有所改变四个方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在局部地区强化、东南亚国家“忧虑”与“恐惧”升级等负面效果。这主要因为基础设施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种公共产品，是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重要议题，基建外交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政策工具和具有高度冲突性的外交工具，基建外交发挥作用需要系统性的政策设置和环境要求。最后，毛维准指出，虽然基建外交是一种要求高但功效一般且政治效果周期较长的大国秩序塑造的工具，但基础设施建设是大国必须要选择投入的一种政策工具。未来中国要更精致系统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刘若楠探讨了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的经济“对冲”问题。刘若楠指出，东南亚地区存在经济与安全相分离的二元格局的判断存在一定误区，因为从中国和美国推行的战略来看，二者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越来越难以剥离，东南亚国家也往往对二者综合解读，经济“对冲”因而成为东南亚降低风险的选择。在贸易方面，中美贸易战加速了东亚生产网络的战略布局，其中东南亚作为贸易中转站，需要减少对单一进口来源和出口市场的依赖；其中，东盟各国的经济“对冲”纷纷抛开东盟，各自为政并彼此竞争。在投资方面，欧、日、韩等受够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战和日韩安全摩擦等影响，积极寻求降低风险，这为东南亚国家扩大出口市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东南亚为依赖全球产业链的投资提供了避难所，中美在满足东南亚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需要方面各具优势，可能形成“中国VS美国及其盟友”的竞争局面。最后，刘若楠表示，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受到大国竞争与国内政治安全的扰动，但经济逻辑仍具有一定独立性，除危机时期，大国竞争的安全风险并非东南亚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时的首要考虑。

会议下半场由新华社环球杂志新媒体负责人、原驻越南记者乐艳娜主持。乐艳娜在肯定上述老师相关研究的实践意义的基础上，以越南为例，指出基于具体的基础设施项目，围绕项目类型、签约对象、危机公关与争端解决等不同议题展开深入的案例研究，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云探讨了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的角色，指出百年大变局之下，跨国公司对利益的追逐和规避政治风险的需求是始终不变的。首先，张云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国家为单位看待东南亚区域的问题。东南亚的跨国公司有本土化的特点，同时华人在东南亚跨国公司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在东南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多将金融业务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新加坡。其次，跨国公司对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有着较为特殊的作用，在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区域主义”网络中，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形成了区域化、本土化经营战略，而东南亚又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趋利和规避政治风险的土壤。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跨国公司通过“全球本土化”（Globalocal）的经营策略，整合了东南亚的市场，建立了区域性生产和经营网络，形成了东南亚的区域生产链，推动了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未来，跨国公司在东南亚的发展会继续引领东南亚区域治理的进程，会更趋向于金融便利化和发展数字化，投资也将集中在数字基建、智慧城市、海洋经济和卫生健康等领域，并将会把影响力拓展到东南亚的外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广涛围绕“中国+1”背景下日本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进行了发言。王广涛介绍了日本在东南亚布局的背景，即“中国+1”战略的提出和发展，不赞同日本舆论“退出中国”的观点，认为尽管更多日企会在两个及以上国家寻求供应商，但仍会保留其在华投资。在日本向东南亚转移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加大对东南亚的投资，由此将导致中企与日企可能在东南亚存在竞争。王广涛在简要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在东南亚近半个世纪的经营获得了较大成效，双方关系紧密。目前中日在东南亚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日本推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是为了规避高成本竞争风险、扩大商业机会和减少政治外交风险。而中日在东南亚第三方合作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日方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补贴带来的非公平性竞争、对第三国的考虑不足以及东南亚未必是中日两国第三方合作市场的模范。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助理教授衣远介绍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南半岛互联互通建设的发展与挑战，并以泛亚铁路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泛亚铁路最初是由东南亚国家建设“大东盟”的需求推动，但囿于东南亚国家有限的经济实力，泛亚铁路的建设实际上是近十年内才开始真正进行，而中国也因经济快速发展而从参与者转变为了主要推动者。中国在推动泛亚铁路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种种挑战，东、西线铁路因为不同原因而在短时间内无法真正打通，中线铁路的建设虽有波折但仍在推进建设。衣远指出，大国博弈或许不能完全解释目前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考虑东南亚国家的地缘环境、国内权力分布、社会认知等因素。虽然泛亚铁路的建设是一项涉及多国协作的工程，但目前主要是以中国同对象国家的双边谈判合作为主。而中国在其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难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因此，如何建设一个互联互通的多边沟通协作机制，一方面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其他国家的疑虑是目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展开经济与战略合作面临的困境及其突破之道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最后，李巍作会议总结，他指出，听了半天的会议，感觉中国通过经济杠杆、基建外交和跨国公司来经略东南亚确实还面临诸多挑战或局限；与此同时，日本经营东南亚的经验值得参考与借鉴，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今后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东南亚研究将长期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板块，需要更多的学术力量汇集于此。

文字 | 罗仪馥、孙忆

图片 | 孙忆

编辑 | 张湘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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