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斯：数字国王

导读

本文传主Jim Simons是数学界的传奇人物，三十出头的时候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 (Shiing-Shen Chern) 合作创立了陈-西蒙斯规范定理 。这一定理后来作为微分拓扑学的基础性理论，成为弦理论，量子计算和凝聚态物理学的基石。

Simons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文艺复兴”的创始人，而他现在又将从华尔街上得到的巨额财富投入新创办的“熨斗研究院”，帮助科学家们通过大数据拓宽在基础科学领域中的理解。

本文长度约16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希望给大家一个管窥世界顶尖头脑的机会。

来源/星空杂谈

作者D.T. Max，编译张一苇，原文刊登于《纽约客》

标题《Jim Simons, the Numbers King》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2/18/jim-simons-the-numbers-king”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来源标注有误，我们及时予以更正/删除

拜访一家科研中心，往往得从参观明星教授带队的实验室开始，十几个博士后通力合作进行各色实验，场面一时间非常混乱。但近日我造访熨斗研究院 (the Flatiron Institute) 时，却被直接带进了一间机房。机房里发出的唯一声音，来自嘶嘶作响的中央空调系统。我被一排排从地板叠到天花板的黑色金属柜包围着，黑色的金属机架上摆满了黑色的服务器节点，表面上闪烁的指示灯忽明忽暗；彩色的缆线盘根错节。有的缆线上还系着技术人员备忘用的标签。之前我只在电影中看到过“科学计算核心” (scientific-computing core) 这样的设施；该部门主任之一Nick Carriero带我走过一排排服务器，并指着一台空机柜说：“我们还在等量子物理学家们搬进来。”

熨斗研究院所在的十一层老楼，坐落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熨斗区”二十一街和第五大道街角，2017年9月正式开张，专门从事计算机科学——利用算法分析海量科学数据并予以开发应用——的研究工作。近几十年来，大学研究人员收集数字信息的手段已经非常娴熟：来自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数万亿碱基对，来自数十亿颗恒星的星光测量，都是例子。但由于这些科学家中很少有职业码农，他们经常得利用外包给研究生编程的既定代码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而熨斗研究院的目标，就是竭力向整个科学界的顶尖研究人员提供“量身定做”的算法，甚至可以从杂乱无章的数据中检测出最为微弱的规律。

我第一次访问熨斗研究院，还是2017年6月。尽管离正式开张还有几个月，大堂当时就已经完工了。豪华但不做作的内部装修让老楼焕然一新；每一寸岁月留痕都被细心打磨抛光。在入口旁挂着一幅夏加尔风格的油画“夏娃与宇宙的创造”，出自Aviva Green之手。Green的儿子身为天体物理学家，今年恰好就在院里做研究。研究院创始人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告诉我：“每天他一走进大堂，就能看到他母亲的画作。”

除了身为远近闻名的数学家，西蒙斯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创始人。2016年他的年收入是16亿美元，位居对冲基金行业榜首。你也许会以为他必须每天去“文艺复兴”上班才能赚到这笔钱，但现年79岁的西蒙斯早在8年前就从他在70年代末创办的这家公司退休了。他的巨额收益，来源于手中持有的大量“文艺复兴”股权。他告诉我，虽然他和“文艺复兴”的日常运营活动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但他偶尔也会提出一些想法以供参考。“三个月前我就给了他们一个点子”，用以简化公司一套交易算法背后的历史数据。除了告诉我最后这个点子没有奏效外，他不会讨论更多细节——“文艺复兴”的交易方法一直都严格对外保密——但他确实与我分享了成功投资的关键：他“从来不临阵修改模型 (never overrode the model) ”。一旦模型给出了操作窗口，他就会恪守交易纪律，亦步亦趋直到既定的窗口出现。

可以说，熨斗研究院是复刻了西蒙斯在“文艺复兴”就建立起来的架构。在“文艺复兴”，他雇用研究人员分析大量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的相关数据，以便检测出以前所看不见的波动规律。正是这些发现，令西蒙斯立于“不败之地”。而在熨斗研究院这家非营利组织，其目标则是将“文艺复兴”的算法分析策略应用于拓宽知识、帮助人类的科研项目。该研究院目前有三大活跃部门——计算生物学，计算天文学和计算量子物理学——并计划增加第四个。

西蒙斯自己的办公室，在研究院街对面西蒙斯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所在大厦的顶楼。我们在那里的一件巨幅油画前坐下，画里一只大山猫刚刚咬死了一只兔子。我以为这副油画是某种比喻，反映他对于市场的见解，结果我错了；西蒙斯说他很喜欢这幅画，但他的妻子玛丽莲 (Marilyn) 却不敢苟同，所以他把它从长岛东塞特凯特的豪宅搬到了这里。（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玛丽莲经营着基金会包括研究院在内的业务部门，办公室在楼下两层）。他平常喜欢摆弄的阿基米德螺丝就放在桌子上，旁边摆着半满的烟灰缸。西蒙斯吸烟从不间断，即使在封闭的会议室里也是如此。他还表示，不论抽烟最终的代价是什么，他都愿意去承担。

西蒙斯整个人透着一股自在的气质，而且随时愿意听别人跟他分享喜悦。他穿着昂贵的休闲装：精致的棉质衬衫搭配裤腰束得高高的斜纹棉裤，靠一条印度珠带固定。他在波士顿的郊区长大，与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一样操着淡淡的麻省口音，经常停顿吐字含糊不清。他有时候会用“等等 (et cetera, etc.) ”这个词结束所说的话，也许是因为他走神了，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旁人对自己复杂的思考并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对像西蒙斯这样富有的人，人们总是会耐心等他说完。

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装裱起来的陈-西蒙斯规范定理 (Chern-Simons theory) 的答辩幻灯片。他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 (Shiing-Shen Chern) 合作创立了这一定理。这一定理捕捉了三维空间的细微特性，譬如当你在三维空间中剪除一个复杂的结，留下的形状会是什么样子。这一定理后来作为微分拓扑学的基础性理论，成为弦理论，量子计算和凝聚态物理学的基石。“必须指出的是，我从来都没想过会有这些应用，”西蒙斯表示，“我只做数学，而他们做物理学。”

高等数学是属于年轻人的游戏——从业者往往会在40岁之前做出最重要的贡献——但年事已高的西蒙斯依然孜孜不倦地做着数学研究。2003年他儿子Nick在巴厘岛溺亡后（西蒙斯在1996年在一次自行车事故中失去了另一个儿子Paul），六十岁的他再次回到了数学当中。西蒙斯说：

一旦开始认真思考数学问题，你就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西蒙斯后来在拓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常微分上同调的公理化表征 (Axiomatic Characterization of Ordinary Differential Cohomology)”。他还向我介绍了他手头的一个课题：“问题在于，六维球体上是否存在着复杂结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而且没有人知道答案。”玛丽莲曾告诉我，每当她的丈夫眼神恍惚开始磨下颌的时候，就知道他正在考虑数学问题了。

我们讨论的话题转向了熨斗研究院。西蒙斯认为，“文艺复兴”成功的核心，就在于其先进的计算机架构；在大学里，编程写码往往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过程。外包处理这些编程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当中，“有些人写得一手好代码，而其他人则能力欠佳。而当这批人毕业离开之后，就没有人去维护之前写出的程序了。”为了保证研究院的正常运转，他聘请了两位学术界顶尖的程序员：带我游览机房的Carriero是从耶鲁招来的，在校期间就曾为生命科学系开发出高性能的计算能力；而Ian Fisk曾在日内瓦郊外的粒子物理实验室 (CERN) 工作。西蒙斯给了他们极高的权限和更高的酬薪，“他们就是人尖中的人尖”。Carriero和Fisk有时会与“文艺复兴”的同行交流技术事宜。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后台运作，但这恰恰是西蒙斯所极力重视的，且与研究院独特的计算重点息息相关。熨斗研究院不会独立开展任何新的实验；在此工作的大多数研究人员与大学合作，从“湿”实验室——那些装备着培养皿、高压灭菌器和基因改造过的小白鼠的设施——当中采集新的数据。该研究院的算法和计算机模型，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发现已采集数据中所隐含的信息：从时空扭曲的程度推断未发现新行星的位置；从染色体看似无用的部分中识别与突变有关的基因链。因此，研究院内部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实验室，而更像一间普普通通的熨斗区办公室：穿着随意的人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在高高的天花板下死死盯着屏幕。

西蒙斯麾下拥有可媲美中等规模研究型大学计算机中心的数据处理能力，相当于六千台高端笔记本电脑的运算量总和。这虽然很强大，但并非可以四处夸耀的资本。正如Carriero所承认的那样，它“并不能与亚马逊或谷歌全公司的资源相提并论”。不过，由于熨斗研究院的人员编制小得多，每个研究人员都可以随时调用巨大的计算能力。Carriero表示，通过向科学家提供最顶尖的“算法指导”和“软件指导”，可以帮助他们专注于推动尖端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在“既然算法可以帮我发家致富，那也可以帮我征服基础科学”这个点子上，西蒙斯决定做一场豪赌。在过去两年中他雇了91名研究员，预计还将雇用逾二百名，使熨斗研究院可以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相匹敌。他并不担心成本：

我原本以为每年要花7500万，但现在我觉得预算还可以扩大到8000万左右。

鉴于《福布斯》估算西蒙斯的净资产为185亿美元，在财务方面支持熨斗研究院对西蒙斯来说小事一桩。 “文艺复兴给我带来过很多乐趣，”他告诉我， “研究院现在也很赞。”

与其交税给政府

不如自己推动科学发展？

熨斗研究院是近来私人资助科学研究大潮中的一个显著案例。在美国，基础科学研究传统而言是由大学或政府来埋单的，但私立机构往往动作更快，投入更集中，当下的市场上又钱多得没处去。自从上世纪90年代硅谷开始“批量生产”亿万富翁以来，私立研究机构就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来。1997年，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在旧金山湾区创立了埃里森医学基金会（Ellison Medical Foundation），研究抗衰老领域的生物学研究。六年后，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在西雅图创立了艾伦脑科学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2010年，Google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帕洛阿托创立了施密特海洋研究所（Schmidt Ocean Institute）。

这些研究所在相应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部分要归功于他们为研究者提供了替代品，摆脱日趋僵化的科研系统：艾伦研究所帮助改变了神经科学的研究形式，通过采用自动化显微镜等先进工具加快了实验的速度。但私人基金会也有弊端；富有的金主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他们个人的偏好为特定课题投入重金。网上杂志《慈善内幕（Inside Philanthropy）》的编辑戴维·卡拉汉（David Callahan）称：

这些手握万亿资产的捐助者最担心的，莫过于他们资助的课题最终沦为垃圾科学，浪费金钱和时间。

依照美国税制，基金会可以免除赋税，所以支持科研的私人资金，大部分原本应该进到政府的口袋里；而这些为研究课题捐助重金的富翁们，只需要听命于自己。私立研究机构的董事会人选往往由创始人亲自甄选，以确保创始人夙愿的持续推进，甚至在创始人过世后仍矢志不渝。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慈善专家罗布·赖克（Rob Reich）告诉我：

私人基金会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权力架构，无处追责，运作不透明，以捐助者个人意志为导向，且享受巨额的税收补贴。这样一种机构组织形式在一个民主社会当中受到推崇，可以说是一大奇观了。

据《福布斯》，西蒙斯在美国财富排行榜上名列第25位，轻而易举就可以成为该国基础科学领域最大的私人出资方。他通过所谓的“国内非营利办公室”向熨斗研究院注资，而这个办公室有近30亿美元的可支配资金。在百慕大他还拥有一个更大的慈善实体，西蒙斯基金会（国际）（Simons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西蒙斯在谈话中曾向我提及这一基金会，但在网上或公开记录当中都找不到这个机构的踪迹。作为“天堂文件”的组成部分，国际调查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也获得了一批关于该百慕大实体的详细材料。调查显示，西蒙斯基金会（国际）总计有约80亿美元资产，其中没有一分钱曾被征税。而这个庞大境外实体的出处也很神奇：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在西蒙斯创立“文艺复兴”前，他父母的一位朋友为他设立了该信托，并在其中注资十万美元。言及这份“大礼”，西蒙斯耸耸肩：“他当时很喜欢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蒙斯打算利用百慕大的财富为他的慈善项目提供资金。西蒙斯说：

我们每年[在慈善上]要花费4.5亿美元。西蒙斯基金会（国际）会逐步接管大部分支出。

今年11月我再次与西蒙斯会面时，“天堂文件”的故事正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不得不回应泰晤士报和卫报两家报纸的相关问题。他对于这些报纸暗示他自私避税的说法很不感冒（卫报将西蒙斯的离岸信托形容为“隐藏巨额财富的理想工具”），并向我推荐了一个替代标题：

《杰出数学家大赚数十亿 并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BRILLIANT MATHEMATICIAN MAKES BILLIONS AND GIVES IT ALL AWAY TO CHARITY

我问他在承担高额赋税时是否觉得公平。他答道：“我交了很多很多税。这是我应做的吗？当然是。”他认为自己的百慕大基金会，与其他资产没有任何差异。他打了个比方：“假设你创办了一家公司，你上市了，你从来没有出售这些股票，这些股票的价值不断增加。只要你不出售股份，就不需要缴纳税款。只有我从基金会拿钱出来的时候，我才会从中受益。我认为[离岸信托]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做法。”当然，他始终未提及的是百慕大资产庞大的规模。

我们还聊到参议院下属委员会近期的一项调查：“文艺复兴”被指控利用不道德的交易手段，避免资本利得税达68亿美元，而“文艺复兴”至今仍坚称自己是在法律范围内运作。调查期间西蒙斯还是该公司的CEO，他告诉我他并没有特意要避免缴纳公司税，他当时主要还是在试图出清基金投资，规避市场风险。谈及公司的会计避税策略，他表示：

这是一种止损的手段，非常奏效，而且给了我们很大的杠杆空间。当我听到[利用不道德手段避税]这样的说法时，我说：“好吧，也许是这样的，但那并非我所关心的。”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在一封电邮回函中可不这么认为：

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白纸黑字一清二楚。文艺复兴科技滥用避税手段，并从中牟利数十亿美元。

资本利得税的纠纷目前还在仲裁阶段，我问西蒙斯他的净资产估计会受到多大影响。“一般吧，”他说。不过很快他就做了补充：“比一般还是多一点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会对我造成影响。“

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兼税收政策专家爱德华·麦卡弗里（Edward McCaffery）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像西蒙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民主党人，最终可能会把他们的全部或大部分财富捐给他们选择的慈善机构，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仍然享受着巨大的特权，而所承担的赋税却很少。他们的慈善事业反映了他们个人的价值观，但并不一定会对普通纳税人有所帮助。”对80亿美元资产征收的税金，足以让联邦政府建立很多所学校。

西蒙斯对自己赚到的钱的反思，远超过他对避税的认识：

我认为美国当下的财富分配已经过度扭曲了，我觉得如果贫富差距不是那么离谱，情况可能会好些。

不过，这种分配不均也有它积极的一面。西蒙斯说：

我是这一切的既得利益者，但对于慈善事业和科学研究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简单，[因为手中更多的财富]我们可以去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

当初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是通过慈善事业来支持的。伽利略当年就有他的金主啊。

身为出资方和科学家的双重视角

“好了，还有谁？”西蒙斯温和地问道。

那是今年7月的一天，熨斗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正在向他陈述进度报告。在场的主要是天体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很快就会搬进来——他们的团队当时才刚刚组建，团队领导还驻扎在巴黎。展示会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一组接一组地举行，西蒙斯坐在位子上，不吝赞美与鼓动之词，烟抽起来也是一根接一根。三位天文学家详细介绍了他们最近在超新星，引力波和矮星系方面的工作。西蒙斯的问题让他们应接不暇。“黑洞通常有磁场吗？”（天文学家们回答他，盘踞在黑洞周围的物质会产生磁场。）在得知天文学家们无法确认他们最复杂的模型是否准确时，西蒙斯很惊讶。解决同一个迷宫般等式的两个计算机程序，结果却给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西蒙斯提出异议：“好吧，既然本来采用的就是同样的物理原理，代码在执行时也应该遵从同样的物理定律，那它就不应该因程序而改变的呀！”虽然西蒙斯对于编程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自己并非程序员。他用算法的逻辑形式去思考，但仅限于在白板上。

“理想状态下确实是这样，”其中一位天文学家解释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一位科学家进一步指出：“底层算法都在不断地试图简化问题。我们永远没办法解出这些基本方程式——我们只能不断得出他们的估值。而不同的算法就会得出不同的估值。”在理想化的数学世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西蒙斯，明显有些懊恼。

天文学家鱼贯而出，生物学家鱼贯而入。来自俄罗斯的遗传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Olga Troyanskaya，同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向西蒙斯称述她开发的一套算法，可以预测特定细胞内特定突变的影响。她希望该方案最终能够提供针对特定患者DNA进行医学治疗的可能性。随后Troyanskaya以让人应接不暇的速度汇报了手中列表上的其他项目。她计划挖掘尼安德特人的DNA数据，预测他们的基因在活体上的表达形式，她所在的团队还在开发将自闭症症状与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组联系起来的算法。

“这就是你所做的所有事情？”西蒙斯调笑道。

接下来开口的是Dimitri Chklovskii，是西蒙斯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招募来研究神经元网络（connectomes）的神经学家。他称述了对意大利小蜂的神经元网络的绘制工作，这种小蜂会寄生于其他昆虫的虫卵，并从中孵化。对这种简单物种的研究，可以帮助揭示人类大脑如何进行演算的复杂问题。当听到小蜂的故事时，西蒙斯兴奋了起来。“他们一般能活多久？”他问道。当得到只有五天的答案时，西蒙斯回应道：“是啊，但能有整整五天呢。”

应用数学家Alex Barnett讨论了该小组开发的用于分析神经元过程的几个程序。最有前途的一个，MountainSort，提高了对脑电极记录的解析能力，部分借助于自动化数据解析。该程序可以告诉你，在一只小白鼠移动之前，它究竟是在考虑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程序中使用的算法，也许可以帮助解析大脑究竟是如何控制行为的。熨斗研究院已经将该程序免费提供给其他实验室。当西蒙斯听说MountainSort被重要研究小组采纳时，他笑了，“这真是太好了。”（得克萨斯大学神经工程系的Chong Xie，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MountainSort是“迄今为止我们测试过的最好的波形分类工具”，数据分析的速度提高达百倍）

熨斗研究院组织陈述的一大意义，就是尽快推进并发布诸如MountainSort这样的编程项目。论文完成数同样在迅速增加：熨斗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目前已撰写或合著了超过280篇科学论文。“他们可是相当忙碌的一群人！”西蒙斯在电子邮件中如是说。（该研究院的91名研究人员中，20名是女性；9名小组领导人中，有7名是男性。）

玛丽莲告诉我，她的丈夫就是一个“信息处理器”，并称“不管是什么，他都来者不拒。”西蒙斯坦陈，比起生物学他更倾向于讨论天文学，起码天文学家的称述于他而言更容易理解与消化，但他似乎在两个领域都能自如地进行深入讨论。很显然，西蒙斯对应用面的偏好远超理论，而那些看似过分细致的交流则让他最为兴奋。他和天文学家可以就如何设计一个可以用最少的代码来绘制十亿颗恒星轨道的软件促膝长谈。对计算机语言效率的讨论最后引向了对夏威夷语言的探究，因为当地语言所使用的字母比英语要少得多。

根据西蒙斯的说法，他的治理方略就是聘用出类拔萃的，极富动力的人，然后放手让他们去做，“科学家不喜欢被命令做这个做那个。”不过他的角色似乎更接近报纸总编或体育教练的角色，通过说服、鼓动甚至哄骗自己的队伍，以求更好的成果。西蒙斯穷尽其职业生涯磨练出一套特定的“算法”：如何用既让人感到愉快又能激励创造性的方式管理一群才华横溢的研究者：

我喜欢招人，我的管理风格一向以发现优秀人才，并让他们“带球”奔跑见长。

在“文艺复兴”他会调试和完善不计其数的交易算法，而在熨斗研究院，他有时也会提出实质性的建议。Olga Troyanskaya刚研究基因和孤独症症状之间的关联时，西蒙斯提出了对她正在开发的算法做出一项调整，以帮助它更高效地绘制信息，而且最终奏效了。Troyanskaya提出要把他列为论文的联席作者，但是西蒙斯更喜欢待在灯火阑珊处。他礼貌地回绝了邀请。

一个“算法帝国”的诞生

对于西蒙斯来说，创意和金钱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堂兄弟Richard Lourie，一位作家，向我讲述了一则他们祖父的轶事。他们的祖父经营一家鞋厂；没到发薪的日子，祖父就会让这两个男孩一人抱起一摞“齐头高”的钞票，“我们总是对这一天充满期待！”不过有时西蒙斯会变得非常孤僻，Lourie甚至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他只会跟旁人说，‘我在思考。’”1955年，时年17岁的西蒙斯被麻省理工学院（MIT）录取，在那里他爱上了数学。23岁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离开校园后，西蒙斯很快在联邦政府资助下的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I.D.A.）就职，该所位于普林斯顿，而他加入的密码学组更是精英中的精英。西蒙斯说，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就是破译其他国家的密码，然后设计改进我们自己的密码。我很幸运，能在那里全身心钻研数学问题，每当我设计出一套算法并把它放到电脑上跑测试时，我都非常开心。我没办法靠写程序谋生，但我当时确实解决了一项该领域悬而未决的难题。（西蒙斯并没有给出更多细节，因为该项目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

1968年，因为向新闻周刊的记者透露了他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并表示在越战结束之前，他将只研究个人项目表示抗议后，30岁的西蒙斯被I.D.A.解雇。

离任后，西蒙斯被任命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数学系主任。他在纽约州立大学任职期间，恰逢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希望将该校建成“东岸伯克利”。在西蒙斯的领导下，该校数学系逐渐扩大，并享誉学界。与西蒙斯合作的数学家托尼·菲利普斯（Tony Phillips）回忆说：“当时他就已经在圈内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非常善于制造仪式感与激发合作动力。”正是在石溪分校期间，西蒙斯因其在多维形状与表面领域的研究夺得凡勃伦奖 (Veblen Prize，数学界的顶尖荣誉之一），并和陈省身合作创立了陈-西蒙斯规范定理。“是的，我是一个很棒的数学家，”回忆起这段往事西蒙斯非常自豪，“我并算不上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但我还是很棒的。”

一直以来，西蒙斯也都在思考如何致富。在伯克利时，他曾购买过大豆期货，然后亲自到旧金山的交易所去看他们如何交易。（“当时价格一时间涨了很多！”他告诉我，“然后又跌了回去。”）在70年代末刚夺得凡勃伦奖后不久，西蒙斯在石溪分校附近的办公园区创办了一家小型投资公司。当时他在单纯形（simplexes，通俗而言就是给定维度当中拥有最少顶点的集合体）的研究中受阻，他想暂停研究换换思路。他尝试过外汇交易，然后是商品交易，但这段经历并没能让他乐在其中；这样的操盘交易和在“湿”实验室工作没什么两样，“当时只是基础交易，毫无章法，苦不堪言。”他觉得在市场上一定可以用更符合统计学的方式赚到钱。

我把K线图扒出来对他们做数理分析，图形看起来很随意，但在我眼中他们并非完全随机。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一定有某些特征，可以用于交易。

西蒙斯聘请了他在I.D.A.结识的另一位数学家，开始创建预测货币汇率方向的模型；这就是西蒙斯笑称“疯狂的对冲基金”——日后声名远扬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开端。西蒙斯四处招兵买马，但他找来的都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却没有一位金融人士。他还在电脑硬件设备和保障后台运行的技术团队上投入重金。

如果要分析大量的数据，首先要确保的就是数据的‘洁净’。假设现在有一组股票的价格变动：31¼，62½；等一下，股票价格在一天内不可能翻倍，所以数据有误！要从数据中去除bug有各式各样的办法，而且都很重要，因为一个bug就可以让你前功尽弃。

西蒙斯鼓励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辩论。“‘文艺复兴’的一切都源于合作，绝大部分时间团队成员都在彼此沟通，公司有着非常开放的氛围。”前同事都认可西蒙斯出类拔萃的管理能力。他明白科学家的所想所好，经常组织一些稀奇古怪的团建活动：有一回文艺复兴员工要比赛谁能在既定路线上把自行车骑得更慢，而不会失去平衡摔倒。

文艺复兴的业绩可说是史无前例。彭博市场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赞誉该公司的标志性产品奖章基金 (the Medallion Fund) “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赚钱机器”，过去近三十年中，它的费前年化收益率达到80%。文艺复兴旗下其他规模更大的基金表现相对差一点。西蒙斯表示，这与基金资金规模有关：资金量太大意味着交易速度会受到制约，而交易时间一旦拉长，算法的用处就不是那么明显了。“这就跟天气一样——时间点越近，确定性就越高。”

西蒙斯40多岁跨过了百万美元门槛，60多岁时赚到了十亿美元，“赚钱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71岁时西蒙斯宣布退休，把基金交给两位他1993年招来的语音识别专家彼得·布朗 (Peter Brown) 和罗伯特·默瑟 (Robert Mercer) 掌管。在聊到这一决定时，西蒙斯表示“语言是非常有预见性的”，期待布朗和默瑟可以把他们的技能运用到资本市场上。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现任“文艺复兴”CEO的布朗说，

吉姆[西蒙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对量化交易所蕴藏的可能性认识远远领先于时代，为公司储备了大量优秀的科学家，并投入资源创造环境提供动力，激励他们大胆创新。他所扮演的角色为公司定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插手技术的开发研究。

西蒙斯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是默瑟会成为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持极右保守立场的默瑟豪掷两千多万美元，全力支持当时还是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另类右派 (alt-right) 运动背后，默瑟可能是最大的捐助者，向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运营的争议性网站Breitbart提供了数百万美元资金。西蒙斯表示默瑟在政治立场上的转变令他非常惊讶，“我已经跟他谈过几次了，但他[的政治立场]跟我很不一样，我并不能改变他。”不过西蒙斯还是补充道：“我欣赏他。”

今年10月，西蒙斯作为“文艺复兴”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长，对默瑟表示希望他主动辞去在公司的管理职位，而默瑟照做了。西蒙斯当时表示，这个决定是出于现实考量，而非政治排斥。默瑟在外的恶名“对公司士气而言百害而无一利，我们最优秀的员工中有人刚和我提出辞职，而另一位似乎也在做类似的考量。”西蒙斯最近与公司上下的员工又交流了一番，得到了他想要的反馈：士气有所改善。“我想我做对了。”西蒙斯如是说。

西蒙斯本人也在2016年大选中贡献了2600万美元——不过是投给自由主义事业的。西蒙斯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党员，因为该党对穷人的关注。他并不认为尽最大程度合理避税和支持一个想要他这样的富人多交税的政党之间有什么矛盾，“我很高兴能成为富人中的一员，但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普通百姓得到他们想要的生活。”虽然他在数学方面造诣很高，但近几十年来美国富人愈富鲸吞大量财富的方式作为擅长仍令他感到迷惑。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剧烈的贫富分化。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我能感觉到这样的失衡是不对的。

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思考之后，他对我表示支持对目前最高一级收入区间的税率进行上调。我几乎能猜到刚刚他脑海里盘算自身净值的全过程。他说，

[最高一级税率]从40%上升到50%不会造成一场社会悲剧，不过要取决于政府如何花这笔钱了。

虽然西蒙斯看似已经下定决心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捐出去，但他在自身奢侈的消费上并不避讳。他有一套4800万美元的公寓，俯瞰整个中央公园，还拥有一架6500万美元的私人喷气机，当他不使用时还可以租给别人（机上允许吸烟）。另外他还有一艘二百二十英尺长的游艇，名叫“阿基米德”，有时会载着他的数学家老朋友们出外远游。西蒙斯最近带着石溪分校的两位老同事Jeff Cheeger和Tony Phillips去法属波利尼西亚游弋。Phillips回忆这段经历时笑道：“Jeff老是在盘算庞特里亚金理论课的事情，反复不停地想要重提这个话题，真是不胜其扰。”西蒙斯表示，在坐游艇出游时他本人也做了很多思考，“有一次在船上我还论证了一个很不错的定理。”

从算法中赚来的钱，回到科学研究中去

20世纪90年代，吉姆和玛丽莲·西蒙斯设立了西蒙斯基金会，成为慈善捐助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资助了石溪分校的一个数学中心，又在伯克利建立了计算机科学中心。基金会还为自闭症研究、试图寻找宇宙大爆炸证据引力波的智利巨型射电望远镜等等许多项目提供了资金，总价值达25亿美元。但是西蒙斯在这些项目中的角色是相当有限的，当他从“文艺复兴”退休时，他发现自己得花大部分时间来管理他的慈善资产和评估资金申请。在此期间，他的亲人感觉到他不那么开心。“他喜欢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玛丽莲说。他的堂兄弟Lourie告诉我：“他总说手头有很多项目，但没有一个项目是他真正中意的。”

西蒙斯自述他当时已经很满足了，并不需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但他确实想提高基金会在科学界的影响力。2012年，他和玛丽莲在纽约州北部的巴特米尔克瀑布酒店召开了非正式会议；与会者要向基金会提交合作性目标导向型的研究项目，而且这些项目此前不能有其他的资助来源。这是西蒙斯惯用的一种技巧：听取消息灵通者的建议，然后通过自己的直觉做出决定。“在科学上的品味非常重要，”西蒙斯强调，“能够区分什么是好问题，什么是大家压根不会关心答案的问题——这就是品位。我觉得我算是有很好的品味了。”

西蒙斯作为知识分子的声誉，确保他的会上都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头脑。“在我们眼里他并不是‘那个亿万富翁’，”Cheeger如是说，“他在数学界本来就是个传奇人物。”主持会议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加州理工学院前校长大卫·巴尔的摩 (David Baltimore)。著名遗传学家Eric Lander，和许多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天文学家一道出席了会议。

对于一些与会者来说，这次聚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将野心勃勃的新项目展示给一位潜在的金主。这同样可以视作是科学界的一次“追根溯源”；在二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像曼哈顿的洛克菲勒大学 (Rockefeller University) 和由班贝格百货公司 (Bamberger's department store) 继承人资助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这样的私立机构一度非常兴盛。但到了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和其他政府组织却成了美国绝大多数科学研究经费的来源。半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都是主要的科研出资者，但经过世纪之交，联邦科研经费逐渐减少，以硅谷亿万富豪为代表的慈善事业正卷土重来。2015年，私人资金（包括企业捐款）自二战以来首次在基础科学研究中成为主要资金来源。

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资助机构，往往倾向于为增量研究 (incremental research) 提供资金。有着持续成就记录的科研者会更受待见；具有博士学位并首次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经费的科学家平均年龄是43岁。而风险较大的创见性项目通常会被政府机构所避免。在西蒙斯的私人聚会上，与会者则被鼓励提出那些并不会“立竿见影”的项目。巴尔的摩提出进一步探索免疫系统工程的可能性；天文学家建议调查暗物质构成的宇宙；一位古生代学家提出了一个通过时间映射人类基因组进化过程的想法。

一位出席会议的学者，杜克大学数学教授Ingrid Daubechies，甚至计算了西蒙斯可能会觉得什么类型的项目最吸引人。她知晓西蒙斯的发家之路，也知道科学界产生的数据量已经是天文数字。Daubechies在会议上建议，也许基金会不应该资助全新的研究，而应竭力提供更好的工具机制以帮助科学家去理解目前已有的大量研究数据。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有趣的数据集并建设比现在好得多的分析架构，而又不会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理解”。

西蒙斯自己也清楚，科学家们正在被数据淹没。像光遗传学这样的新技术——利用光来激活活体组织中的细胞——会生成大量关于人脑的信息。红外成像，引力波探测装置和射电望远镜同样会源源不断地从宇宙中收集大量的数据流。研究人员经常在一次实验中获得数百TB的数据。Daubechies表示，尽管在数据搜集上有这样革命性的进展，在如何完善数据计算分析方法上我们仍投入甚少。

她的提议引起了西蒙斯的共鸣。会议结束后，西蒙斯回到纽约市反复斟酌这个问题，“我越想越想越喜欢，而玛丽莲也喜欢它。”当西蒙斯选择Daubechies的项目时，巴尔的摩并不感到惊讶。他告诉我：“我是一名生命科学家，但吉姆[西蒙斯]是一名数学家。”Daubechies曾经提出将新研发中心建在杜克大学，但西蒙斯夫妇有个不同的想法：就把中心设在位于曼哈顿的基金会总部旁边，“这个项目为什么不可以内部消化呢？”

打造下一个贝尔实验室

西蒙斯希望熨斗研究院能够拥有贝尔实验室 (Bell Labs) 的广阔创意氛围。由通信巨头贝尔创立的这个传奇实验室，鼎盛时期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研究人员在那里肆意追逐他们的热情与梦想，而成果则是八个诺贝尔奖和晶体管的关键发明。西蒙斯在I.D.A.有着同样田园般的经历，在那里他花了一半时间破解密码，另一半时间则自由发展自己的数学兴趣。在创建“文艺复兴”时，西蒙斯首先确保的一点是，即便有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公司仍然应该是一个令人愉悦鼓励员工自发探究的工作环境，并提供频繁的学术讲座和外出团建。彼得·布朗，“文艺复兴”的现任CEO回忆道，

为吉姆[西蒙斯]工作，你会有一种“我最好能产出点什么”的紧迫感，因为与他竭力帮你排除万难相比，你会连一条借口都找不到。

分享是“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蒙斯描述道，“[在‘文艺复兴’]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可以随时抛出自己的见解，说‘试试看这个！’”他希望信息畅通无阻在熨斗研究院的这些团体内流动，因此在走廊、咖啡机、休息室等公共区域总是设置着很多黑板，随时可以供研究员“坐下来闲谈”，“为特定领域比如恒星分类设计更好的波形排序算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突破的。”今年6月的一天，我就曾路过一块这样的黑板，上面写满了天文学部门负责人大卫·斯佩格尔（David Spergel）的方程式。它所揭示的超新星爆炸驱动银河风的形式，也同样能够用于阐述海洋波浪的运动形式，或者进一步联想到细胞内部的流体运动。

今年秋天我再次访问研究院时，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很多可视化信息，也正展示了研究人员数据集之间的共通点。一个生物学算法的可视化界面中显示着蛋白质的气球样氨基酸，但类似的图像也可能出现在天文学家的计算机上，描绘一组正在诞生的行星。一张优雅的风车图，旨在映射基因突变之间的联系，看起来就像是在展示一组行星轨道系统。该程序允许你输入一个基因的名字，然后会输出所有与该基因关联最为密切的疾病。这个采用机器学习的项目吸收了来自临床患者和实验室培养的一万五千个基因样本，未来还希望将算法扩展到数以百万计的基因样本。

我和一位年轻的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海沃德（Christopher Hayward）坐在一起，拥有哈佛毕业的博士学位。海沃德正在模拟一个关键的宇宙学时刻，即在宇宙大爆炸的十亿年之后，各个小星系不断凝聚组合成更大的星系。他向我展示了那一瞬间的可视化效果，其中旋转的宇宙云团和任何天文馆当中的科普形象别无二致。然后他展示了可视化背后的复杂算法：在Linux代码的简单字段中夹杂着一连串难以理解的数字。海沃德告诉我，这个星系模拟在两个月前就已开始，并还将持续两个月，他和其他研究人员还在试图通过这一途径了解恒星形成与黑洞形成之间的反馈循环。海沃德说，

“熨斗研究院的独特之处在于，我可以随时启动新的模拟，而且系统立即就会响应。即便是在哈佛大学，通常也得排队等候许久。”

西蒙斯告诉我，2013年在巴特米尔克瀑布酒店会议后不久，他决定组建一个小型“内部团队”来探索“科学数据分析”的可能性。他很快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资质”领导这个团队的人：曾在纽约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 (Courant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任所长的莱斯利·格林加德 (Leslie Greengard)。格林加德拥有一个他从未用过的医学学位，他想去研究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可在一家数学研究所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西蒙斯给他开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格林加德便接受。他很快召集了一个小组，其中包括系统生物学家、基因组学家、神经科学家，以及两位程序员Carriero和Fisk。

该小组开发了一系列软件程序，包括MountainSort（自动检索输出多电极记录的程序）和CaImAn（一种检测神经元中钙释放的机器学习算法）。西蒙斯对这些成果感到非常高兴，因此决定继续拓展研究院的建设计划。为了确保能够获得顶尖人才，他将研究员的薪资水平上调50%，并允许他们每周只用在研究院工作三天，以确保他们与原来任职的研究机构的关系，从这些“湿”实验室获取研究数据。在普林斯顿获得终身教职（同时在普里斯顿大学最近一次校长选举中得票第二多）的天文学家斯佩格尔立刻在熨斗研究院建立天文学部门，并开始招募一支二十人的研究团队。他告诉那些可能加入的人选：“你可以影响计算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方向。如果你来这里的话，你将站在学界的最前沿。”他对博士后候选人发出的十二份聘书中，有八位接受了，“我们那时甚至连一个官方网页都没有！”

在其开张的“第一把火”中，天文学团队使用高性能的统计分析来挑战现有的宇宙模型；在对银河系恒星测绘数据的分析中，他们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双子星。该团队的这一发现表明，与天文学界普遍的观点相反，暗物质并非主要由黑洞构成，因为若这些黑洞确实存在，巨大引力将迫使这些双星分离。

当西蒙斯需要找到量子物理学领域的团队领导者时，他采取了类似电影《十一罗汉》的手法。他就量子物理问题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并紧密观察与会者。其中一位是西蒙斯几年前曾有一面之交的法国物理学家，其表现尤其令他震惊。西蒙斯描述当时的情形：“当他张嘴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鸦雀无声，闭嘴听他要说什么，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人是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安东尼·乔治 (Antoine Georges)。当得知乔治目前主导的一个项目是对超导材料的性质研究之后，西蒙斯更加兴奋了。科学界早就梦想创造一种在室温下正常工作的超导体。这虽然听起来可能不像是一个计算问题，但它实质上是的。分析材料，特别是合成材料的电子特性，“可能需要非常复杂的算法和大量的算力”。如果可以实现这一突破，工程学上的许多制约因素就会消失：电力的传导可以做到零损耗，磁悬浮列车的成本也将大大降低，变成随处可见的通勤工具。西蒙斯直言，“这一研究的突破及应用将价值数万亿美元。”

西蒙斯喜欢说，熨斗研究院是在“无偿奉献一切”，但这种说法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就像一个酒鬼试图拒绝一杯酒。“不，我们不是为了钱... 好吧，能有财务回报的话也不坏。但是，不，我们不是为了钱。”西蒙斯承认常温超导性的研究对他产生了诱惑。“如果你对材料有足够的了解，就可能解决这一难题，同时为这个基金会赚很多钱。”从乔治的角度来说，他似乎担心西蒙斯过于专注于这样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这种超导性研究轻易做出承诺。”乔治解释道，如果他的研究能够帮助科学家创造出一个性能更好的磁铁，他当然也会非常高兴。在同意移居美国之前，他要求西蒙斯对计算科学作出明确的承诺。西蒙斯推动基金董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保证至少为熨斗研究院提供五十年资金。乔治这才接受了西蒙斯的聘书。

熨斗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不必教书讲课，也不需要申请经费，而这两项恰恰会消耗大部分学者的时间。几乎所有研究院的高级雇员都来自大学，而这些大学大部分都在纽约附近，引起了一些不满情绪。斯佩格尔说：“人们以为我们坐拥如此多的资源，妄图称霸整个世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一位竞争对手向斯佩格尔抱怨熨斗研究院是“一只1000磅的大猩猩”，并称他最近试图招募的人选，几乎人人都有“你们发出的聘书”。另一位研究员指出，尽管计算科学非常强大，它依然依赖于熨斗研究院所不资助的实验科学。这位研究员在电子邮件中指出：

计算预测的结果好坏，至多也只能和已经生成的实验数据质量一样好。（我是这么认为的！）

西蒙斯愿意比最精英的学术机构投入更多的钱，让很多人感到不安。负责运营波士顿学院法学院慈善和公益事业论坛的雷·马多夫 (Ray Madoff) 说，

这证实了很多人的质疑，即富人总是按照自己制订的规则行事。有钱人为所欲为，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在他们的世界里做个过客。

不久之前，私人基金会还只能通过国会法案来设立，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机构对民主制度有害。1913年，国会拒绝了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建立基金会的请求；他不得不去纽约州立法机关办理州执照。

Uros Seljak，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文和物理系主任警告说，私人基金会可能会反复无常。

是的，他们当然有很多钱，他们可以投入很多钱，但他们也随时可以撤资，把钱投在别的地方。

汤姆·伊塞尔（Tom Insel）领导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已逾十年，则表达了另一种的担忧，

我担心吉姆·西蒙斯的慷慨将使我们其他人坐享其成。我们是否会因此觉得科学可以作为一种私人行为得到资助，却把我们用纳税人的钱来换取科学进步的承诺抛到了脑后？我们是否会因此忘记科学研究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成本？

西蒙斯基金会已经将数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自闭症研究——仅今年就投入了7500万美元。西蒙斯家族有一名成员正饱受自闭症之苦，这并非巧合。尽管自闭症研究同样非常重要，但谁又能保证这数百万美元投入在另一种病症的研究上不会更好？要是另一种病症更接近实质性突破，或是能帮助更多的病人减轻痛苦甚至彻底治愈呢？西蒙斯并不这么想；他相信自己对科学的品味，“我们真的改变了医疗研究领域的面貌”。西蒙斯指出，他所资助的一些研究项目“已经通过运用数学方法，寻找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基因”。

熨斗研究院的未来和西蒙斯的“遗产”

今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研究院三大部门的负责人与西蒙斯一道，坐在他办公室附近的一张会议桌旁。讨论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戴着眼镜的秃头男人，交谈短促轻快，谈笑间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形容“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能更贴切。西蒙斯看起来兴致勃勃：他好像再次回到了石溪分校或“文艺复兴”的年轻时光。

这些人聚在一起，正在讨论增设第四大部门的问题。西蒙斯希望他的“左膀右臂”们畅所欲言。斯佩格尔建议进军计算流行病学 (computational epidemiology) 和公共健康领域。但格林加德问道，这个领域真的是“Flatiron-ready”（译者按：指行业内储备大量可供机器学习和算法分析的数据）的吗？ 斯佩格尔则反驳道，这恰恰是一个“少数聪明人就可以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域。西蒙斯打圆场道，如果找不到一个业内有声望的人来“撮合”这方面话题的高端研讨会的话，他们目前应该暂时放弃这条路。

第二种可能性是计算神经科学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纽约大学的杰出研究人员已经预定今年冬天到研究院进行路演，但西蒙斯仍心存怀疑。“神经科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出什么重要的突破性成果。‘大脑如何运作’与‘宇宙如何形成’一样，是一个亘古难题。”于是这条路也被搁置到一边。

接下来是地球科学 (geosciences)。西蒙斯兴奋了起来。他对这个领域亟需解决的复杂问题很感兴趣。熨斗研究院可以通过召开研讨会，对这个领域的发展现状“摸底”，领域中还包括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这样就可以与当下为社会关注的气候变化研究联系起来。西蒙斯表示，“我的猜测是在这个领域存在做出成绩的空间。”其他几位主管警告说，已经有数千名研究人员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了。西蒙斯还是坚持己见：“好吧，但再加上一个真正懂得大气科学的人，也百利而无一害嘛。”其他人表示赞同。西蒙斯很高兴，但对于最后大家都听他的似乎并不意外。撇开平常的亲和力不谈，他手中确实握着具有决定性的一票。

11月3日，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生物地球学家”约翰·格罗青格 (John Grotzinger) 来到纽约，与西蒙斯夫妇、三位主管中的两位、两位技术主管等人讨论交流。他评论了学术界在建造新望远镜方面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加州理工的问题，”他说，“每个人都面对这样的困难。”

西蒙斯提到他在智利资助建造的望远镜；这个项目将花掉他将近四千万美元。西蒙斯说，“我们将在阿塔卡马沙漠里建造一个大天文台——它将会非常漂亮。在那里我们可以对宇宙微波背景进行研究。”

“哇！”格罗青格不禁赞叹。

格罗青格并非来此求职；他是来为熨斗研究院提供咨询的。他深入浅出地向整个团队阐述了构建气候模型的诸多挑战。 其中很多问题对于熨斗团队来说已经非常熟悉。格罗青格解释道：“大部分数据实际上被忽略了。”而且目前学界有存在如何合作的问题。他自己是历史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具体而言是研究什么导致了二叠纪大灭绝，当时几乎所有物种都遭遇了灭顶之灾。为了正确评估这场灾难，必须了解岩石记录和海洋的构成，但“地质学家压根没有与海洋学家坐在一起跨界交流的记录”。目前为止他工作中最大的合作突破，来自于和海洋学家一起吃了顿午饭，而这样的机遇也是可遇不可求。在格罗青格看来，气候模拟本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学术界的结构性分歧令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

他们跌跌撞撞也许能在未来五十年内摸索出解决方案。但如果你能把所有东西都汇总到一起，我想这可能会带来重大的突破。

西蒙斯和他的团队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个领域看起来似乎是“Flatiron-ready”的。科学家问格罗青格，研究这样一个问题的团队大概需要多少研究员、多少算力可以组建起来。格罗青格预计这个部门至少需要五十名研究人员，才能真正有效地实施研究。

“我觉得还得再加上一些程序员。”西蒙斯插话道。

会议结束后，西蒙斯表示希望在明年9月之前建立第四大部门。我不禁问他：为什么到那里就停止呢？为什么不建八个部门？为什么不建一个西蒙斯大学？毕竟他有的是钱啊。但西蒙斯坚持认为，如果他想要一流的成果和协作的氛围，他自己只能忙得过来四个部门。他补充道，他得通过自己的“指点”管理这一切，目前而言这是必须的。

西蒙斯明白，不管他设立的研究院结构如何，最终都得在没有他的监督的情况下运作良好。基金会已经为研究院的大楼上签下了长达35年的租约，条款中还可以再续签15年。只要税法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变化，西蒙斯的财富足以让熨斗研究院永久性地开下去。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人类不是机器：

我当然希望这能够延续百年，但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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