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长江学者们都有什么特征？
来源：人大复印：《社会科学总论》2017 年 01 期
原发期刊：《江汉论坛》2016 年第 201610 期 第 122-127 页
第一作者：张学见 编辑：学妹
2004～2014年，我国共产生了299名文科长江学者。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基本样貌具有以下特点：从人数变动看，呈现群体规模日渐扩大趋势；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学者人数极少；从学科分布看，总体上较为均衡、全面；从教育背景看，普遍具有浓厚的本土性。文科长江学者的研究取向具有以下显著特征：注重扎根本土，解决中国自身问题；把国际前沿学术理念和新兴学科带到中国；以学术为媒介，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的声音。这一群体的学术研究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涉外研究不仅人数少，且力量分布也不均衡；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一些重要领域研究力量十分欠缺。我国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治学方法、选择的研究领域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探究文科长江学者群体自身的概况、研究的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不仅可以管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现实图景，也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找寻努力的方向。
1998年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共同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999～2003年间共产生了5届长江学者，其所属专业均为自然科学。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的方针，2004年开始也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实行长江学者岗位制度。2004～2014年间，总共产生了文科长江学者299名（此处不含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因其系兼职性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文科长江学者群体学术关注不够，更是缺少专门的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本文拟就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基本样貌、研究特色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2004年共产生长江学者108位，其中文科长江学者12人，占比仅为11%。2005～2009年间，各年度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人数都在20人上下，占比在14%～17%之间。2010年，由于相关政策调整，该年度长江学者评选空缺。至2011年度，文科长江学者当选人数猛增至60人，占比亦高达31%。2012和2013～2014年度（2013年长江学者因故没有评选，至2014年一并同时产生），文科长江学者当选人数分别为50人、88人，占比均为30%。（见表1）由上可见，近十年来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无论是当选人数还是所占比例均大幅度提升，这体现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日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日益得到认可，其在我国高等教育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
文科长江学者的性别构成状况不仅展现了男女两性学人各自的成长进步图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的发展态势。2004年的12位文科长江学者中，女性学者仅有2位。2005～2009年间，共产生89位文科长江学者，皆为男性。因2010年评选空缺，2011年文科长江学者人数出现了补偿性增长，由2009年的21名猛增至60名，但就在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这一年也仅产生了1位女性文科长江学者。2012年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为50位，而女性文科长江学者仅有4位。2013～2014年度由于系两年合评，文科长江学者人数多达88位，但其中仍旧只有4位女性学者。从总体上来看，2004～2014年的长江学者评选，共产生299位文科长江学者，其中总共只有11位女性，其占比仅为4%。（见表2）由上可见，在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及其在长江学者中所占的比例均大幅攀升的情况下，女性文科长江学者的数量并没有“水涨船高”。女性文科长江学者由于人数太少，在文科长江学者总体规模中几乎处于可以忽视的地位。由此不难看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女性高端人才十分匮乏。“全社会要从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促进女性人才成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①。
考察文科长江学者的学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我国不同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状况。据2004～2014年的统计数据，管理学（58人）、文学（57人）、经济学（49人）、哲学（28人）、法学（26人）等学科是产生文科长江学者的“大户”，其数量远较其他学科为多。而这5个学科中既有传统、基础学科——文学、哲学，亦包括应用学科、新兴学科——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这说明：一方面，那些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具有治国安邦、经世致用特色的实用学科发展势头强劲，其中仅管理学一个学科就产生了58位长江学者，是产生文科长江学者最多的学科，而管理学作为境外舶来品，从改革开放后引进中国至今不过30余年。另一方面，那些有着深厚学术积淀、悠久学术传统的基础学科也没有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被边缘化，如文学这一学科所产生的长江学者数量亦很惊人，达57人之多，仅比管理学这样的热门学科少1名。同时，一些小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体育学、艺术学等，近年来也不时有长江学者出现。如心理学、教育学，截至2014年分别已有11名和8名长江学者。考虑到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总量偏少，其产生的长江学者相对数量并不比其他学科少，特别是其年度文科长江学者数量渐呈上升之势，其所产生的长江学者总体数量已在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占有不容小觑的地位。（见下页表3）由此可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总体发展态势上较为均衡、全面，并没有出现顾此失彼、“抓大放小”、“喜新厌旧”的现象。
一个学者的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知识结构，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研究水准和学术视野。文科长江学者这一精英群体的教育背景，可以成为观察和理解当代我国人文社会学科总体发展态势的一个线索。（这里的文科长江学者教育背景仅限其所接受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不包括其他各种学习形式）
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位文科长江学者，除了1名外籍教授，其余298位的大学阶段教育均在我国大陆本土完成。其中234位文科长江学者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全部教育履历均在境内完成，这里统称其为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有65位文科长江学者在境外接受研究生阶段教育（其中62位在境外获取博士学位，3位在境外获取硕士学位），这里统称其为海归文科长江学者。纵观2004～2014年间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本土文科长江学者的人数及其在文科长江学者中的占比都高于海归文科长江学者。本土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与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之比高达78%，而海归文科长江学者人数与文科长江学者总人数之比仅为22%，这说明在我国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近8成研究者的全部学习履历均在境内完成。（见表4）由此不难看出：目前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主体研究力量是由国内教育资源所培养的，其教育背景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文科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主攻领域的选择。
文科长江学者研究方向的选择不仅是其个人学术旨趣的体现，也与自身的学术关怀有极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学者自娱自乐的工具，研究者要有深切的国家情怀乃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②。关心国家命运、情系民生福祉，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学的动力；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则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文科长江学者研究的主要特色。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263位大多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在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本土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那些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于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总共有65位海归学人，其中也只有15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50名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文科长江学者也多把主要精力倾注于中国本土问题研究上。这说明，绝大多数文科长江学者的主要研究力量、学术关怀还是定位于中国本土研究。例如，政治学研究领域首位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草根学者”徐勇，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多年来“通过实际调查，了解村情民意”，并“向政府反映，使政府适当调整政策，解决农村实际问题”。③法学研究领域首位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陈兴良，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积极引入国外的刑法学理论知识，并注重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道路”④。而留美博士、经济学研究领域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蔡洪滨则始终“注重把经济学理论研究与丰富多彩的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⑤，寄望理论和实践的针对性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产生积极的影响，等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更新。能否把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理念、最有现实应用价值的学科知识体系引进到中国，让其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仅关系到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的新陈代谢，甚至还影响到我国发展方略和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在这方面，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因其特殊的学术履历而颇有建树。下面以卫生经济、景观设计、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引进为例，略作说明。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尚无“卫生经济”之说。然而，在此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卫生领域的变革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故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渐成方兴未艾之势。长期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时任美国北卡大学终身教授的华裔经济学家刘国恩于2003年应邀回国，并担任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光华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主任。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刘国恩归国就职有效地填补了我国经济管理学科还没有卫生经济学的空白，北京大学也由此在国内率先获取卫生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在他的推动和主持下，北京大学率先于2004年成立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时至今日，卫生经济研究已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获取设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俞孔坚，1997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促进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他主张城市的现代化不能以牺牲自然和文化为代价，而是要崇尚自然和文化，把人作为主体的服务对象去考虑和设计。⑥俞孔坚所引进的景观设计学科及其所传达的理念，正在逐渐改变着我国城市建设的思维和行为。曾在美国专攻公共管理专业的薛澜于1996年回国就职于清华大学。鉴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这么快，政府作用这么大，但当时国内并没有一个MPA的教育项目，对公共管理也没有概念”，他呼吁国内高校尽快开设MPA，并成立独立的公共管理学院。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内24所院校作为MPA课程试点，这一年清华大学也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公共管理学院。⑦此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与了国家若干重大决策和战略规划，逐渐成为国内著名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如今，公共管理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
以学术为媒介，
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国际学术界，文科长江学者在境外高端学术媒介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有助于让国际社会全面、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一个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由于学者的非官方身份，其所议所论皆从学理出发，因而较之于政府的正式外交公告，往往更有益于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推动中外关系和谐健康发展。如北京大学人口学长江学者郑晓瑛教授2011年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杂志《世界卫生组织公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Twenty-year tr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in China。该文利用中国1987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范围的残疾调查数据，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评价了中国残疾现患率的变化，肯定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中国的残疾预防控制工作要随着残疾病因的改变而制定适宜的策略和干预措施。文中经过严谨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残疾预防控制方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据统计，80%的残疾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⑧北京大学法学长江学者陈兴良教授2013年在世界顶级刑法学杂志《整体刑法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刑法学的再生》。该文清晰地梳理了从清末修律至改革开放后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反思了我国刑法学知识转型的必然性和实现路径。该文不仅对于我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有助于外国学界准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学的历史和现状。2015年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以整期篇幅发表了清华大学英语系长江学者王宁教授主编的主题专辑《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该专辑用西方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真实状况，有力地批驳了一些西方主流媒体试图妖魔化和唱衰中国的言词，在欧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⑨
涉外研究不仅人数少，
且力量分布也不均衡
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问题，这自然是文科长江学者治学的特色和优点。但“强调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并不是说可以不研究外国和世界”，实际上“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是紧密关联的”，“哪怕是‘纯粹的’中国问题，也必须有世界眼光”。⑩注重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涉外问题研究。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愈加密切，在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更需要对国际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攸关国家的整体发展和战略利益。那么在庞大的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有多少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呢？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36人把主要研究方向定位于涉外研究，其他学者或完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或在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研究之余，对涉外研究略有所及。那么在涉外研究方面，本土和海归文科长江学者是否存在差异呢？2004～2014年产生的文科长江学者中本土学者共有234人，其中只有21人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后者与前者之比仅为9%，这就意味着本土文科长江学者不到1成的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而65名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含1名外籍学者）中，有15名学者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后者与前者之比为23%。由此不难看出，海归文科长江学者相较于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有更大比例的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这是由于从事涉外研究一般来说要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多元的文化教育背景、宽广的国际视野，在这些方面海归文科长江学者自然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文科长江学者总体，还是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或者海归文科长江学者，都只有极少数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这较之于其中国本土研究显得“势单力薄”。
实际上，文科长江学者从事涉外研究者不仅人数少，且人员分布领域也不均衡。据统计，在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中，有9位主要从事西方语言文学研究，11位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和外国哲学研究，两者合计达20人；有9位主要从事境外经济研究，7位主要从事国际法学、国际政治学研究，两者合计为16人。这说明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涉外研究多侧重于西方历史、语言、文化等基础研究，而对当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实问题，研究人员则相对较少，而能否对后者相关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往往更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文科长江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目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已经成为知名的人才计划品牌”。(11)文科长江学者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那么这一学术群体在国际学术界又有怎样的学术影响力呢？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有较高的影响力，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是否在国际著名相关专业学术刊物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被选为国际著名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担任编委。(12)参考以上标准，为全面考察中国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笔者通过查阅各大高校、学院官方网站及其他相关资料，核查各位文科长江学者的学术业绩，从中可以发现：从总体而言，中国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所发表的论著很少能够走出国门，主要还是在境内“自产自销”，国际学术界很少能够听到来自中国人文社会学术界的声音。从事中国本土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尚且不论，就是那些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不容乐观。一般来说，涉外研究更需要与国际学术界同行交流、切磋，其研究成果更适宜在国际学术媒介发表。据统计，研究方向主要定位于涉外研究的36位文科长江学者，只有15位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境外学术刊物发表或在境外出版社出版，比率约为42%。这就意味着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有近6成学者不能或很少在境外发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担任负责人或被其吸纳为成员也是其学术能力在国际学术界被认可的重要标志。而36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只有以下4名成员获此殊荣，分别是从事国际法学研究的易显河被吸纳为国际法研究院成员，而这一组织在国际法学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国际学术声誉；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王宁和何成洲被评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其中后者还被推选为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首位亚洲学者；此外还有一位由上海财经大学全职聘任的外籍教授John Tomas担任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委员。能否在国际学术刊物尤其是著名学术刊物担任编委也是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被认可的标志。这些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也只有从事国际法学研究的易显河、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孙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王宁和黄国文、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谢丹阳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王正毅等少数几位学者被国际相关专业著名刊物聘为编委。而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中，以上所列的这些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多系海归出身，这说明具有国际多元文化教育背景相较于国内单一的本土教育更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至于那些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则几乎集体处于“失声”的状态。总体而言，文科长江学者无论是从事中国本土研究，抑或是从事涉外研究，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十分有限，这显然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通过对299位文科长江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攸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三农”问题，研究力量十分单薄。众所周知，“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此重要的问题，似乎理应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然而，现实情况却是：299位文科长江学者中仅有6位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其与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总数之比仅为2%。而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国语言文学等领域研究的长江学者分别为25人、40人。这说明，“三农”问题的研究力量既不能与管理科学与工程这样的新兴研究领域相提并论，也与中国语言文学这样的传统基础专业相差甚远。6位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分别是：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其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第一人”，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涉农学者。在2004～2014年产生的15位政治学长江学者中，徐勇是唯一一位主要从事涉农领域研究的学者。东北师范大学的邬志辉教授，其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学研究，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研究、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教育发展战略调整研究等。在2004～2014年产生的8位教育学长江学者中，邬志辉是唯一一位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另外4名涉农文科长江学者，其研究方向均为农业经济管理，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入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粮食安全等问题。由此可见，这6位涉农文科长江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多系涉农经济问题，而涉农政治、教育问题不是涉农文科长江学者研究的重点，而其他诸如留守儿童、农民工等深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特殊群体，更不见有专门从事此领域研究的长江学者。
文科长江学者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精英知识群体，其产生、成长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其本身的治学方法、选择的研究领域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探究文科长江学者群体自身的概况、研究的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不仅可以管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现实图景，也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找寻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杨纯：《我国科技领域女性高端人才缺位严重》，《科技日报》2010年2月1日。
②张学见：《不能孤立看待学术评价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4日。
③夏斐、党波涛：《徐勇：我的根在田野》，《光明日报》2007年1月24日。
④沈叶、李一涵：《陈兴良：担起法律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新闻网》2008年4月23日。
⑤王庆环：《北大教授蔡洪滨当选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光明日报》2011年11月22日。
⑥颜广明：《一位哈佛博士的恋土情结——“土人”俞孔坚的景观设计理念》，《海内与海外》2003年第3期。
⑦薛澜：《中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先行者》，《商务周刊》2005年第23期。
⑧李宁：《郑晓瑛研究团队研究成果在〈世界卫生组织公报〉发表》，《残疾人研究》2011年第3期。
⑨《王宁教授在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European Review）发表主题专辑论文》，《清华大学新闻网》2015年4月24日。
⑩陈晏清：《增强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日。
(11)周济：《教育要发展关键在人才——在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受聘仪式暨长江学者成就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13日。
(12)王宁：《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评价机制：超越SSCI和A&HCI的模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王宁：《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标准》，《重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学见（1979- ），男，河南信阳人，历史学博士，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宜昌443002）。
▷原标题：《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特征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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