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教授：过去十五年，我的研究都在关注中国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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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席（ID：yixiclub）
作者：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编辑：学妹
“飘飘”与“绞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李银河老师对中国男同性恋者做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众多的同志关系中，带有情感基础的比例非常低，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交往和性方面非常活跃的男同志，即便有一小部分人想去挑战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去追求长期的情感关系”也是不被身边的朋友所鼓励的行为。
今天的同性恋者和历史上那些爱慕同性的先驱相比，它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就是今天的同性恋者普遍建立了同性恋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想要去寻求和建立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的伴侣关系，这样就和异性恋家庭一样，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家庭形态。
同性伴侣家庭
2005年，我在成都采访了相当数量的同志伴侣，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因为当时我在成都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男同性恋社群，所以我在这一部分所举的例子也都是来自男同这边。
林涛就是当时我采访的一个男同，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和他的伴侣一起生活了10年，这在当时的同志社群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问起同性伴侣生活是如何开始的，林涛就特别提到了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伴侣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另一个是他和他的伴侣工作都比较自由——林涛是个导游，而他伴侣是一个售卖工艺品的小业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为同志家庭的出现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结构性支持。在座各位可以想一想，在以前的单位制度下，两个男人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你要么结婚，向单位申请独立住房；要么就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空间，没有隐私。
所以说那个年代走进异性婚姻，过一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私下里偶尔流连一下“飘场”，这样的“双面生活”对同志而言可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也剥夺了TA们不知情的异性伴侣获得幸福的权利，制造了很多“同妻”、“同夫”的家庭悲剧。
▲ 电影《谁先爱上他的》剧照，反映了“同妻”问题
庆幸的是，一方面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们建立关系和发生连接的方式；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式微，人们更加重视个人权利，追求个人自由。所以说今天的年轻同志，就不再需要或者是不再必须去重复前辈的老路了。
杰是我2005年在成都采访的另外一位男同，他和他的伴侣曾经是成都同志圈里的一对模范伉俪。他们不仅在一起生活了8年，在经济上也不分彼此，一块买房买车。
当谈到对这段关系的期望时，杰说：“我希望两个人能够一辈子走下去，但是这样的结果我也没听过，也没看过。“这样带有某种实验性质的东西，他自己有时候也不确定，但是他很坚持一定要去创造。
虽然当时在成都我采访的好多同志对杰的做法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和李银河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已经很不同了，他们羡慕并且向往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式。
同志家庭是需要想象的，最狂野的想象莫过于和异性恋家庭一样可以生儿育女。我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同性恋者过去一直在生孩子，怎么生呢？走进异性婚姻，结婚生子，那曾经是中国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的宿命。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在同性关系的框架下生孩子。
Gayby Boom
我在同志社群做了将近20年的研究，过去15年，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一个Gayby Boom，也就是同志生育潮开始暗潮涌动。可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一起生孩子，这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
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了现实，这也得益于影响同志生活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那就是新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比如互联网，我估计超过99%的同性伴侣，包括我和我的伴侣，都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
根据这个新的政策，那些法定单身的人士，只要你能提供亲子鉴定，你就可以为你的孩子上户口。
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不管孩子是跨国代孕或是国内捐精，都上了户口，虽然这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波折——因为很多地方还没有这个先例，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就需要有备而来，比如有一个男同爸爸就曾拿出了国务院文件的复印件。
我曾经采访过月芳和她的伴侣，她们是一对来自农村的拉拉妈妈，生育了一个儿子。她们在生育过程中一路过关斩将，但最后卡在了上户口这个环节上，非常戏剧性的是，她们竟然去拨打了当地市长热线。
“当时市长热线的人就说，你看她都32岁了，好不容易生了个孩子，你们也就考虑考虑，再说也有新的政策了......” 于是，孩子的户口问题竟然就解决了。
这是在访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几个case之一，一方面她们挑战了我们对农村同志生活的想象，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基层的政府和机构是怎么去看待同志问题的。
同性恋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同志家庭呈现出与异性的家庭不一样的形态，它也给同志家庭带来了特别的挑战，需要家庭成员发挥特别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去应对。
这里我想以海萍的家庭为例子，海萍的家庭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我必须得画个图：
海萍在外企工作，形象硬朗的她决定向父母出柜，父母也表示理解，但是为了应对亲朋好友的压力，海萍还是找了个形婚丈夫，主要就是在家庭聚会中露露面啥的。父母对海萍的生活不干涉，但是希望海萍可以生一个孩子。
海萍的形婚丈夫并没有生育意愿，海萍的母亲就亲自出马去游说形婚丈夫的伴侣，你能不能帮帮忙。这个伴侣就同意了，顺利生育了一个女儿。于是现在，海萍、海萍的同性伴侣、女儿，以及海萍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海萍的形婚丈夫和她的伴侣，也就是这个女儿的亲生爸爸，偶尔也来探望，生活安排相当圆满。
同志家庭要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向孩子去解释这样一种另类的家庭形态？我想，这是想成为父母的或者已经成为父母的所有同志所必须要做的功课，然后等到有一天孩子忽然把这个why的问题抛出来。
自从女儿出生以后，海萍就开始精心准备这个问题，而且有了一个在我看起来相当出色的答案。她准备和女儿这样说：
其实关于爸爸妈妈的问题，由于同志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准备的回答也都不一样，但是中心思想就一个，那就是他们都很爱你——那些帮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可能现在暂时或者永远也不会和我们一起生活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他们都很爱你。在海萍看来，孩子最需要的就是爱，在一个爱的环境中去成长，也许那些问题就不是那么重要。
虽然有了准备，但也有措手不及的时候。有一天海萍的女儿上了幼儿园，回来就问她妈，为什么其他小朋友家的爸爸妈妈还有宝宝都一起生活，可是我的爸爸不和我们一起生活？
海萍分析道，女儿可能一方面是在幼儿园耳濡目染，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女儿开始看动画片了，动画片里呈现的不都是这样的异性恋核心家庭的模式吗？
海萍想女儿还小，也没法跟她讲得太详细，就说爸爸很忙，所以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确实，海萍的形婚丈夫经常出国，所以说也算不得欺骗孩子。但是海萍也开始想，以后可能在家庭安排上要重新做一些考虑，比如说是不是让女儿周末和两个爸爸一起生活。
海萍家里发生的小插曲其实提醒我们，孩子关于爸爸妈妈的认知未见得是天生的，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了日常生活或者是媒体的影响。
那么和异性恋家庭一样，隔代照料在我采访的那些同性育儿家庭中也是相当普遍的。一方面他们解决了照看孩子的现实问题，另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同志家庭的正常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回到海萍家里。平时接孩子是谁的工作？外公外婆。所以说就和其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接送孩子没有区别。按照海萍的话来说，关键人物都在，所以老师学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殊。
同志家庭生儿育女在中国社会还是个非常晚近的现象，因为我采访的那些同志家庭的孩子都比较小，也没法去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但是在西方，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多的同志家庭生孩子了。
以美国为例，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大概有17%的同性伴侣家庭都在养育不满18周岁的子女，其中女同家庭比例为24%，男同家庭比例为10%。
生活在同性恋的家庭环境里面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和异性恋孩子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的研究里孩子比较小，没法评估，但是西方从1980年一代以来，很多研究都已经充分显示，生长在同性恋家庭中的孩子，他们在心理健康、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方面，和异性恋家庭的孩子是没有差别的。
如果说你非要找个什么差别，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个差别可能是良性的。
举个例子，有研究曾经去询问过两个拉拉妈妈一起养大的女儿，问她未来想干什么职业，很多女孩子就会说我想做飞行员，我想做警察，这样传统上属于男性的职业；在家庭关系的方面，由于拉拉家庭是两个妈妈，她们也更加注意和孩子的沟通和交流。而对于男同爸爸来讲，他们能够成为爸爸挺不容易的，又花钱又花时间的，所以他们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会更少体罚孩子。这些研究显示，同志也可以成为出色的父母。
同性恋家庭与异性恋家庭越来越接近了吗？
无论是从形式婚姻到长期伴侣，还是到今天的生儿育女，同性恋的家庭看上去好像和异性恋的家庭越来越接近了？我的研究显示，这些其实也并没有反映出同性恋家庭的全貌。
大家知道同志家庭目前还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承认，缺乏制度性的支持，但是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为同志家庭创造不同的家庭实践提供了空间。这里我想分享一个阿正家的故事。
阿正和男友在一起生活了六年以后，小男友加入了进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三人家庭的生活。三个大男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是怎样的场景？阿正说，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新鲜，时间长了也就是过日子了。
当我问到两人家庭和三人家庭的区别的时候，阿正说是各有利弊，快乐和付出是成正比的，但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这个三人家庭，俩人也许走不到这么长久。
这就使我想起了在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就开始做一些比较研究，这里我想让在座的各位猜一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这三种婚姻形态，哪一个的离婚率最高，哪一个的离婚率最低？结果可能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的：
男同离婚率最低，女同离婚率最高，而异性婚姻离婚率位居中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阿正那个家庭的故事就说明了一些原因。女同对情感要求是比较纯粹的，一旦出现出轨或者背叛，两人会选择分开。男同在性的问题上更有可能实现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配偶中常见的矛盾对男同婚姻影响较小，反而这个家庭是更加稳定的。
和阿正的研究是在2016年做的，在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也特别去联系了阿正，一方面是想征得他的同意，在这个演讲中分享他们不一样的家庭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好奇现在这个三人家庭怎么样了。阿正告诉我说，一切都好。这样算起来，这个三人家庭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了。
安妮是我采访的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安妮是一个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和伴侣生活多年，她们也想要孩子，但是安妮很忙，又要养家，伴侣身体不好，岁数也偏大，所以说她们不是像一般的女同那样是自己生孩子，而是选择到美国去代孕。安妮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和她的一些同志朋友构建了一个小型的同志乌托邦。这个小型的乌托邦之所以能出现，其实还要归功于一项影响同志的地方性政策。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上海的朋友，在上海，如果你是自己有居住证而没有上海户口的未婚人士，你是不能买普通住宅的，只能买商住两用楼。所以在安妮和她的伴侣所居住的楼里，她后来发现左邻右舍不少都是同志。因为大家都受这个歧视性政策的影响而到这儿住了，大家长期你来我往，互相走动，最后就很熟了，甚至还一起搞会所。
除此之外，安妮还有一帮关系特别密切的拉拉姐妹，平时安妮忙，她们就帮助安妮家照看孩子，拉拉姐妹需要买房子，需要用钱，安妮和她的伴侣也是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所以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面，这帮情投意合的圈内人就成了家人。
最后我想谈谈，今天中国同志家庭的实践对于社会大众有些什么启示。
我们以前都会预设，生育只有通过异性恋才能实现，但是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城市里面好多异性恋夫妻选择了丁克的生活方式。反观一些同性的家庭，像我讲的这样，尽管面临身体和制度上的障碍，却巧妙地利用政策的变化或者是新的生殖技术，实现了生育的愿望。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同性恋家庭、异性恋家庭两相对比，好像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并不是生物因素，而是社会经济和法律政策的因素。
除去生育之外，我觉得同志家庭对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在于，他们体现了行动者对于社会结构的独创性和能动性。
因为大家知道，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
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承诺或者放弃责任，比如大家可以看到阿正的故事或者安妮的故事，而是引导两者在新的家庭形态中进行重组，从而为开创新的人际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看看今天中国当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际关系更加的疏离，缺乏关爱，缺乏信任；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对个人的保障也不够，让很多人感叹“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很多人因此出现广泛的集体性焦虑。
在这个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下，当面临亲密关系、育儿、养老等诸多结构性困局的时候，同性恋社群在探索人际交往和社会连接的可能性方面，或许是走在了前面的，能够给主流社会以特别的启示。
此外，在社会政策层面，对于这些自下而上的民间开创的亲密关系的具体实践，我希望政府和国家也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回应。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