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曾和我聊起一位师兄。他不仅人品极好，而且功底扎实，有悟性，还是位谦谦君子。基本上是按着“白马王子”的剧本来长的。对于一位极纯粹的学者而言，这本该是一个最完美的学术际遇。然而博士毕业，师兄却没有留在学术界，而是回去当了一位公务员。他告诉我，学术界充满了未知，且年轻学者容不得些许懈怠，太辛苦、太未卜了。导师抿一口茶，说：“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能铺的路我都为他铺好了。”临毕业，我和师兄去导师家聊天。他和导师说，他不想过“论文 - 教学 - 科研”式的生活，想回原籍找份工作，档案一毕业就转回去。当时，导师愣了有十几秒，完全说不出话来。随后，导师连续2年停招博士生。时至今日，他依然感到惋惜，这么优秀的一位学生，终究未能传承他的学术理路。他也懊悔，如果他早点了解师兄的追求，也许还能在其他方面帮得上忙。![]()
这件事，让我想起某著名学者的1句话：越纯粹的学者，越脆弱；越优秀的学生出走，他越痛心。无论多么浮躁、“量产”的博士教育，总有一些相当纯粹的学者，希望毕生钻研的学问能得到传承。博士，是当今教育的最高学位。到了这个阶段，教育目的已经从“培养”变成“启发”。说得玄一些，和传衣钵差不多。一位博士生给导师最好的回报，答案其实很明了。一份出色的博士论文，一个崇高的学术理想，真的足够了。
无论人们如何把“学术”形容得高大上，它越来越接地气，已是事实。“搞学术”的目的也渐渐多元化。
在一些学者看来，科研个体一旦产生学术抱负，那么他肩上的负担便会非常沉重，不妨抛弃学术目的，只做研究，这样会轻松很多。
一位教授，和我聊起他的一个博士考生。
一年10月，这位考生到他家拜访，算是相互摸个底。这位教授告诉我，这次碰面令他终生难忘，从此以后，他坚定地认为，报考他的博士生必须首先联系，有条件的，最好约面谈。
难道这位考生不优秀吗？
“恰恰相反！”这位教授和我说，“他用了8分钟时间，非常谦逊地陈述他的学习、论文发表、师门情况等等。专业对口，雅思8分免试，基本什么都拦不住他了。这是我见过的，履历最光鲜的研究生之一。”
起初，这位教授几乎要告诉他今年非他不招，静静听完他介绍后，教授随口问了一句：“在专业方面，你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你问我吧。”
这位考生，支支吾吾了地说了个“矿层学”，教授以为他紧张，于是安抚他，继续顺着他的回答问下去——“矿层学不简单呀”、“学科交叉和应用也很多” …… 但几个问题下来，教授发现，这位学生有满腔的“解答”，但没有“问题”和“兴趣点”。
“他学得很扎实，我想挖掘他的兴趣点。”这位教授说，“我和他说，毕业论文也行，只要学科相关的，矿物岩石学、古生物地层学、矿层学、层矿规律、层矿预测 …… 都没问题！全都可以谈！”
但接下来，这位考生说了一句话：“老师，无论给我什么课题，我都会认真对待。”
这位教授突然明白了，他叹息一声，接着随便聊一会儿便和学生告别了。他很痛心地和我说，就要读博了，这孩子依然没有学术理想，“且不知道搞学术会很爽”，往后4 - 5年枯燥的日子怎么办？拿什么去憧憬成功？能不能熬得住？
有些博士生，他们会成长为优秀的学术界职场人，而不是一位学者。
学术抱负理应很沉重，路途理应很艰辛。你的学术兴趣可能会转移，学术理路可能被推翻，更多书、文章你需要读，更多实验，更多田野作业你需要做 …… 原先的学术抱负，很可能会改变，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这都是正常现象。所以，就可以没有学术理想？
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李良荣反复强调一句话——“没有理想，就不要搞学术。”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探索一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博士以后，你需要成为某一方面最前卫的“探索者”。没有学术抱负，基本等于放枪没靶子。你在探索什么，又想成就什么呢？总不能指望老有人指派研究课题吧？导师的学术理想、理路、激情，又由谁来传承呢？你学得很吃力，导师也带得很辛苦，而结局大多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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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学术抱负的博士生，是悲哀的。老实说，在熬过硕士论文后，居然还不了解何谓“学术研究的快感”，这让博导们怎么教你呢？其实，不少人需要的不是搞学术，而是一只饭碗，一份学历，一个驾轻就熟的工种，一种风险相对较小的生活。不妨告诉大家，有这种需求的博士生人选，我一抓一麻袋。
没有学术抱负，对不起，你不是我要招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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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最冷门的专业，大家却颇为熟知 —— 北大古生物学。冷门、学术性强的专业和课程，自然门前冷落鞍马稀。时代变迁，每年裁撤的专业几十上百个，如果教育评估一刀切，北大的古生物学根本等不到“六代单传”，老早就“二世而亡”了。一直招生困难的古生物学，却迟迟不撤；当年大热的BP机通讯专业，早已销声匿迹。为什么呢？专业的存废，不仅在于有没有学生去学，还在于它有没有深层的必要性。于是有些人说，学术传承这个要求太高了，难道没有学术传承，你就不招博士生了？活在当下，又拖家带口。没错，导师也会妥协，或者说大部分导师，必须妥协。为稻粱谋而奔命，为五斗米而折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何况这些博士考生，大多和导师并无个人恩怨，只是单纯的追求不同，指不定哪天就萌生了学术抱负，也不能断言一定悲剧不是吗？没错！但关于学术抱负，导师真会寄希望于你的未知吗？全国最好的中文系：北大中文系，每位老师的招生比例平均是1:40。为招上一个心仪的学生，一位老教授足足等了5年！博士招考，全国多少优秀学子，如果标准真放这么低，要招个学生，易如反掌。他告诉我，最愚蠢的博士教育，是以知识传授为第一位的教育。博士教育不仅仅是在培养学生，还是在培养同事、大牛，甚至是一位在你水平之上的大家。博士阶段的“知识传授”更像是一种基本形式，而远远不是核心、基础。他直言，到这一阶段，90%的知识传授，对“培养成功”的贡献，可能还不到10%。一般学生，认真读过原典和2、3本前卫的著作，导师提点一下就能很好入门。“我教的东西，方法、思维永远是第一位的，我自然希望我的博士生有抱负，能传承下去，能超越我最好。”一句话，学术抱负，就是一种拼搏向上、舍我其谁的欲望。20世纪，日本学者对中国各方面的研究，令人惊叹。有位著名学者这么形容：当时研究中国的100位一流学者中，有50位是日本学者，其余50个名额，大陆、港台、韩国、新加坡、欧美等地一起分。在19、20世纪的日本学者心目中，一手承起乾嘉学风的他们，才是中国学术的正统继承人。大家是否记得？当时最珍视章太炎、陈寅恪、黄侃、钱锺书等出类拔萃的民国学者的，几乎都是日本学者。京都大学的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形容当时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时，他说：“我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大多是抱着中国人做不到的标准去做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的“中国学”研究，没有哪一国的学者，对文献、解读的考究能达到日本学者那么锱铢必较，不计成本。学术人才的培养，动辄几十年。对于博士导师而言，学术抱负的产生，本该是在硕士阶段——甚至之前——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位人大的教授说：“你研究自己国家的知识，获得了‘代表国内前沿水平’的评价，当下一句是‘再找找日本学者的研究’时，那种心酸和悲凉，一般人根本体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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