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博文物 | 车辚马萧——兽体铜车构件
中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车一般为木制，它作为人类的运载工具，约在4600年前由传说中的黄帝轩辕发明创造而来，“黄帝见风吹蓬转而造车”。夏禹治水时，曾“陆行用车”，并任命奚仲为“车正”负责造车，奚仲和一些能工巧匠共同努力，设计和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车。到殷商时期我国古车的形制已基本完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更趋完美，特别是战车担负着重要的作战任务。秦汉时期制车技术达到巅峰，并形成了较完备的车马礼仪文化，直至隋唐乘骑之风日盛，牛车、轿子等交通工具陆续出现，古代的车马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铜器篇
兽体铜车构件↓
1976年，在湖北随州万店出土了2件形制特殊的春秋早期铜车构件。造型、大小略有差别。整体似曲尺形，圆筒形器身，下端稍粗，顶部圆弧近平，中部正面有一椭弧形开口，背面有一小孔。器顶浮雕爬兽衔帽，尖足 爪，双后足抓住筒身，长颈前伸，兽尾卷曲与筒身连接呈环状耳，内套圆环。帽侧壁等距分布三环纽。两器上的爬兽体态不同，1件为半蹲状；1件为侧卷状。筒身素面无纹饰，顶部兽、耳、帽分别饰有兽体卷曲纹、旋涡纹、云纹等。器物铸造精美，纹饰细腻，可以想象当时主人乘坐的车子是多么的豪华，主人的尊贵与威严尽收眼帘。
在古代，车是等级身份的象征，什么样的人坐什么样的车有严格的规定，即“乘舆制度”。西周前后，我国的乘舆制度规定“玉、金、革、象、木”五种不同装饰物的车子，分别供天子、同姓诸侯、异姓诸侯、边地诸侯、藩国诸侯等不同身份的人使用。这些装饰物主要在衡、辕、轴、扶手末端等惹人眼的地方。这2件车饰很可能是车舆上的构件，而且所装饰车的体量较大，等级较高。同类构件发现极少，且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葬或车马坑中。如宜城罗岗战国时期一号车马坑出土4件类似构件，位于三号车下，出土时呈四角长方形摆放，推测为车轸四角连接处构件，该车马坑有车7乘，马18匹，结合出土7乘车、16匹马的战国时期九连墩二号墓车马坑主人为上大夫等级的情况分析，该车马坑的墓主人身份应大体相当，也就是说使用类似构件之车的主人身份属于高级贵族。
秦始皇时期建立了卤薄制度，它规定皇帝出行时乘坐“金根车”（以黄金为饰的车辆），车马仪仗排列有序，少则近百辆，人员上千，这就是古戏中提到的“銮驾”。
当然，古代车子除了王公贵族出行时用于代步的工具外，主要还是用于战争，即战车，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先秦时代，拥有战车的多少是衡量一个诸侯国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大诗人屈原《楚辞·九歌》中所描绘：“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敌若云，旌蔽日兮短兵接，矢交坠兮士争先”，描述的就是楚国战车征战、悲壮惨烈的场景。
古车的发展经历了由独辕到双辕的过程，到了汉朝，车子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单辕车逐渐被双辕车取代，车的种类增多，且主要用于载人装货，而不是战场了。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独轮车，这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发明。根据历史记载，诸葛亮北伐时创造“木牛”为军队运送粮草。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木牛流马”，就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每当我们读起这样的诗句，难免心中澎湃不已，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虽然无法亲身去体会古代战争的气势磅礴，但偶尔遗留下来的车马器或许能让我们回顾当时的场景。
本文由襄阳市博物馆提供，原文刊于襄阳市博物馆编著的襄阳文物丛书《襄阳瑰宝巡礼》，阅读原文请查阅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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