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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脾气坏到让人闻风丧胆，极端地和妻子双双自尽！却是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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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后，一群翻译家，
读罢傅雷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1908年4月7日，
他生于江苏南汇县傅家宅，
（今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
因出生时哭声震天，
族中长者取义《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
为他取字“怒安”，名“雷”。
虽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却是温文儒雅的2号人，
同时2号人善解人意，
的确是做翻译的合适人选。
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亲效孟母三迁，
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
这对他的人生，是关键的一步。
而母亲平时对他管教极严，
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母亲就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学了，
那天夜里他睡沉后，
母亲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缠捆起来，
拖出门外，准备将他投入水中，
他大声喊叫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
回忆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严苛专制的家庭环境，
养成了他悲观刚烈叛逆的性格。
画家张弦是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有一次，刘海粟叫张弦到家吃饭，却安排张弦临摹一幅画，自己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便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让张弦到家吃饭，再临一幅画，又署了自己的名字。他看不惯，为张弦打抱不平。
1933年，他毅然提出辞职，他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实！
张爱玲作为新人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独放异彩，他深深为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而狂喜，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连环套》却让他感到不满，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他提笔写了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然而张爱玲依然“我行我素”，直到30年后，张爱玲才终于承认，自己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说起自己的“坏脾气”，他解释道：
我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因为一部坏作品，因为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都会愤怒得大生其气……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自有一寸的欢喜，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理！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他回到上海，
在家闭门不出的他，不仅专注于翻译，还专注于教育孩子。
顶真的他，对人、对事、对生活一丝不苟，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严苛。他对两个儿子，傅聪、傅敏的教育是严厉的。每天吃饭，他都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同席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他常对孩子们说：“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
他对孩子是严苛的，但却尊重孩子的兴趣，当他看到傅聪在音乐上极具天分后，傅聪7岁半时，便让他开始学钢琴，可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因此屡遭他修理。至今傅聪鼻梁上仍留有一道伤痕，那是由于有一次训斥傅聪时，性情火爆的他火从心头起，顺手抄起了，一个装蚊香的碟子甩了过去，正好砸在傅聪的鼻子上。
而傅聪的个性被他早早地锻炼了出来，在父亲的威严下，傅聪17岁时，已能自觉刻苦，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衣裤湿透也不懈怠。在某种程度上，傅聪也继承了父亲刚烈的个性，1953年一次参赛，他独奏获得三等奖，竟气得把铜牌摔在地上。两年后的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比赛结束后，傅聪要留学波兰。临行前，他对儿子叮嘱道：“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第二天，他就开始给儿子写信了，就是从这一封信开始，他们父子之间的鸿雁不断。
他在信中，跟儿子诚挚地道歉：孩子，那次失手，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
跟儿子谈人生：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我一生作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跟儿子谈爱情：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跟儿子谈艺术：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教育自己的孩子爱国：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
他将对儿子的嘱托和关心，密密匝匝地写进信里，用一个父亲的深情和人生经验，帮远在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儿子，解决一些或大或小的烦恼。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傅雷家书》。
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不明不白成了右派，因此要我改名，我不干！
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
一面请他译书，支付稿酬。
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他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然而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人哀伤，因为用眼过度，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甚至有失明的危险。
在那个年代，文化人自身难保，敢于在领袖面前拍桌子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一向犀利的周作人，也开始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唯独傅雷，坚持自己的刚直，不委曲求全，不说任何违心的话。
1966年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他家，领头人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李名强一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他回敬：“你混蛋！”
李名强带领红卫兵一番搜索后，在他家阁楼找到一箱子，箱里有一面嵌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这便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他解释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
他和妻子朱梅馥被罚跪在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尽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他们连续的被批斗了4天3夜。
红卫兵们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他和妻子已经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曾被傅雷命名为“疾风迅雨楼”
在他的心底，有着儒家“士”的传统，士可杀，不可辱，至死要忠于灵魂。赴死的念头，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早在被划右时他就曾在家中，与妻子沉默良久，随后欲言又止，内战结束时，他从香港回大陆，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兜中揣着的是一瓶毒药。
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总有死亡的自由吧？
1966年9月2日，他在绝望中毅然选择了后者。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挽回一切，去拯救他。而她就选择：与他一起赴死，君死，吾也不苟活，她也去意已决！
面对满地的狼藉，朱梅馥对保姆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体面地死去。
这一年，他58岁，朱梅馥53岁，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跟随丈夫身后，上演了一场浩荡的绝世深爱。
她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半点不满和抱怨。他们只是平静地交代后事。
他们在遗书中三次道歉，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他们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他们甚至还预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费：53块3毛。
在对这个世界生无可恋的时候，
他们想着的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们仍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尽管文明已先于他们被缢死。
1966年9月3日，那天凌晨，世人沉睡，恶鬼狰狞。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中国文坛一颗至真至纯的灵魂，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形式，悲壮地告别了那个肮脏的时代。
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周菊娣去敲门，无人应。当她推开门时，眼前的惨状令人心如刀割，傅雷夫妇已双双自缢而亡！
人究竟可以高贵到什么程度？！傅雷夫妇在悬梁自尽前，居然还在凳子下面，小心地铺了一层棉被，为的是当他们踢掉凳子的时候，“咣当声”不会吵醒家里的保姆。高贵，原来只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即使周围都被黑暗吞噬，也无法遮蔽人性的光亮！
而之后到了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房间里看电视，当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已是中年的他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用作家陈村的话说：“这就是他最刚烈的一面，他觉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们玩儿了，他永远忠于自己。”
傅雷死后，他“一生的对手”施蛰存感叹：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间。
图文来源于中国广播，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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