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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破局点:「首位度」

阳光 阳光城市频道 2018-08-03


文 | 阳光,微信:inger2017


“加快提升城市首位度,服务辐射带动全省和周边地区发展,既是南京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南京作为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长三角特大城市的责任担当。”刚刚当选南京市市长的蓝绍敏表示,新一届市政府将紧紧围绕提升城市首位度这一目标,理直气壮讲首位度,全力以赴干首位度,名副其实增首位度。


首位度,这是关键词。


三个排比句,气势很足,透露出来的意味也很深远。其中,「理直气壮」是说给其他城市听的:大家听好了,南京要提高首位度了;「全力以赴」是说给自己人听的;「名副其实」是一种目标,让首位度匹配南京的城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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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城市首位度”是美国学者马克·杰斐逊于193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区域)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用人口规模来衡量城市首位度,显然没有用GDP来衡量更符合中国国情。


对于一座城市,用其GDP占全省的比例,来说明GDP首位度,这是通常惯例。



全国的省份、城市格局中,不难发觉几个特点:


(一)中国的沿海省份往往有“一省双核”的标配。比如山东省,济南-青岛。浙江省,杭州-宁波。福建省,福州-厦门。广东省,广州-深圳。而江苏省,则是多核设置,苏州、南京无锡、南京、南通、徐州。文化差异大,经济共振性弱,除了苏南,南京、苏中、苏北在经济层面的联结很一般;


(二)中西部省是“单核”配置。例如成都之于四川,武汉之于湖北,长沙之于湖南,西安之于陕西,一个省把自己最好的科教文卫资源、经济项目资源放在省会城市,做大做强省会城市,通过竖立一个全省的绝对高度来吸纳人才、财富和项目,如果没有这样的支点城市,则全省相当平庸,根本无力吸引一流人才和公司。只能沦落为更发达城市的产品市场、服务业市场,沦落为人才和原材料的提供方、输出方。


南京GDP首位度:13.8%。全国省会城市,倒数第二。换句话,江苏GDP雄踞全国第二,但南京的GDP仅仅全国第十一,落后于竞争对手:杭州。甚至落后于武汉、成都和省内的苏州。


「大省小省会」,这是南京的首位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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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京”的城市,却被奚落为“徽京”称呼。从人口数据上,南京的外来人口包括三个部分:

  1. 三分之一,苏北;

  2. 三分之一:安徽;

  3. 三分之一:全国。

博爱之都的深刻含义在于南京是中国南北交融的最大城市,兼容并蓄,极富于包容精神,任何地方的人来到南京,都会安身立命。中国的帝都(北京),魔都(上海),而文都在于(南京),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南京向来突出但未必最突出,但文脉之源远流长,是为一绝。


但在民间,因罕见的首位度之低,南京一直被嘲讽。


经济地位的相对弱势带来城市形象及口碑传播的不利。


从地理上,南京在江苏省偏安一隅,若把南京放在安徽,则也是偏安一隅。事实上,把安徽、江苏放在一起,则南京是典型的中心。而这,就是历史上明朝时的南直隶、清初的江南省。因为当年的分拆与建国的格局思路,某种意义上,南京是一声轻轻的历史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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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13个地级市GDP,总体特点是:「均衡」


经济体量上,南京也没有优势可言。与排名第三的无锡很接近,南通、徐州、常州的经济排名在全国也很领先。



反观广东省,总体特点是:「强弱分明」。如广州、深圳,为中国的一线城市、超级城市,而潮州、梅州、河源、汕尾、云浮等城市则非常平庸,甚至在全国倒数。



强弱分明的背后是效率,因为极致的效率,让广东、深圳双子星熠熠生辉,围绕广深,中山、东莞、佛山等城市实现了产业、人口、资源的协同与竞合关系。在珠三角,遍布各地的工厂、产业,而在广深则是金融中心、高科技中心和高端服务业,为周边和全国提供高附加值的业务。


江苏的均衡与广东的效率优先,各有利弊。


但从产业高度和经济集聚的角度,广东是占有优势的,所谓效率与高度,在于一个省,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城市,则根本无法吸纳中国顶级的人口、财富与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要素前提,缺乏一个引领的火车头,则全省较为平庸,虽然都不错,但在未来,则失去了先机,甚至被其他区域所吸血。


城市的首位度,某种意义上也是「吸血」。但这不是贬义词,如果省内缺乏一个超级的经济中心,则反而被中国的一线城市和其他二线区域中心城市所吸血。


「吸血」不是强迫,而是各地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造成人口迁徙的根本原因。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流动,是确定无疑的大方向与趋势。


▲一线城市从全国人口抽血盛况


▲准一线城市抽血地图(图片来源:城市数据团)


对于南京,提高首位度的最明显一点在于:人口。这一点,南京存在隐患,根据近5年的人口增量,与杭州的对比:



好转的迹象在于认识到高校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人才和人口的重要推力作用,自2016年起,南京在引入人才方面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出台众多的人才安居措施。根据东南大学的2017就业质量报告,其留宁率较过去有明显提升。


东南大学45.57%的留宁率,已经是近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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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越弱。


城市竞争,就是如此。


首位度高的城市,就是领头羊,具备全局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一国一省都在强调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恰恰是最强大的城市才能诞生。


做大做强,是城市的行动纲领。落后,就要仰别人鼻息。


上海是在2004年前后,其GDP超过万亿规模之后,才真正形成了长三角地区金融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和人才中心的地位,进而发挥了广义上的产业指挥、市场协作的龙头作用,带动了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而在中西部地区,尽管过去曾产生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等多个城市群概念或规划,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能够发挥像上海、深圳那样的龙头城市实际上并未出现。


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尚未达到足以起到引领带动作用的城市「临界规模」。



提高南京首位度,使之达到破局的「临界规模」,这需要江苏的支持。


在中国,普遍有一种误区。认为一个城市如果首位度过高,表明该首位城市集中了该省的大部分人口数和经济发展要素,其它城市则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也就无法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最后反过来拖全省的后腿,不利于全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此种误区,观念产生的根源,是对区域发展孤立、封闭看待。它忽视了城市和区域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关系。


在现实中,一个地区的发展并不能仅依靠本省资源,每个城市都在逐步参与到全国甚至全球产业链竞争中,资源、资本、人口等要素是流动的而不是封闭的,如果首位城市不能"集聚"相关发展要素,这些要素未必能被周边地区得到——被其他中心吸附。


对于江苏省,在本质上,「均衡」从来都不是区域发展的根本目标。就好比贫穷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区域发展正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均衡」的实现,是要在发展中得到、在发展中解决,某种意义上,广东的「效率优先」是江苏未来一段时间要做的。



南京的高校资源、科研资源和金融业、高端服务业,是江苏省最为珍贵的资源,这些智力资源与苏锡常制造业的区别在于,它的辐射能力和转化能力可以非常广阔,不仅在于江苏,甚至全国,而且是高附加值、高智商、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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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长三角地区中仅次于上海的商贸中心城市和区域性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指数居全国第六,总部经济排名全国第七。“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评估中,南京金融人才环境排中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


在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南京的经济竞争力排名44,可持续竞争力排名79。其中,可持续竞争力仅次于京沪广深。


至于其他数据或因素,比如地铁、交通枢纽、文化和林林总总,就不赘言。南京的常规经济要素并不突出。



南京突出的是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这也是是一线城市的共有强因素。


提高南京首位度,恰恰不是简单的资源争夺和狭隘的省内竞争,而是对江苏有利,也对全省其他城市有利的战略


因为深圳、广州,尊重效率优先,资源集聚,广东才是中国的超级大省,而均衡的江苏,在金融集聚发展、互联网生态发展、服务业效率规模化发展的现在,无疑略失先机。


没有一个超级城市的江苏,诞生不出一个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城市,无论是目前的苏州,还是现在的南京,以这样的经济体量和竞争力要素,在未来是无法与一线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竞争的,甚至,也无法与杭州、成都、武汉、重庆竞争——因为,这些二线城市都获得了所在区域的支持。


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角度,更广的全国格局角度,「理直气壮」讲首位度,「全力以赴」干首位度,「名副其实」增首位度。


这是对的。


否则,就是一个平庸的南京,一个平庸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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