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同学毕业40年再相聚
我们班同学在毕业40年时组织了一次聚会，来了十位同学10位同学，一顿午饭竟然吃了四个多小时，而且“吃”兴依然很浓，感觉意犹未尽，这是我多年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聚会者中有人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办，这顿饭还不知道要吃到何时结束。
现在们对吃顿饭已经看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饭。如果是和分别整整40年的老同学聚在一起吃饭，其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同学们对这次吃饭相当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班同学毕业40年以来，有人还从未谋过面。虽然大家都住在京城，彼此相距最远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但由于以前大家上班时都很忙，京城之大，聚会真的很不易啊，“假装在北京生活”的我们这帮老同学们对此深有感触。就拿1998年百年校庆和2010年中文系成立百年之时，都有同学们赶到北大参加聚会，却并没有聚齐过。今年是我们班毕业40年，按照国人的逢10庆祝的习惯，这便成为此番聚会的由头，因此大家纷纷提议聚会一次。这次聚会也算是“人心所向”吧，这也成为我们班大学毕业之后参加的同学人数最多一次。虽说“最多”，刚好来了10位，这已经占了全班同学的大多数。我们班当时共有17位同学，有13位老师，因为古典文献专业两年招生一次。这次能聚起10位同学，着实不算少。况且，人生能有几个40年呢？
这次同学聚会可真不容易，四个月前就有人开始张罗此事。因为有同学现在还在上班，大家商定利用9月下旬第一个周末聚会，但仍然无法通知到所有同学都来参加。家在湖南的周同钧和在江苏的吴国兴两位老同学毕业后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还有个同学可能移民了，或退休后到国外给孙子当保姆去了，想尽办法也没能联系上。有位很热心的同学曾经担任某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已经答应参加我们同学聚会，但单位的同事正巧这天结婚特地邀请她出席。结婚乃人生大事，不宜推辞，同学聚会还能后会有期，她掂量一 下，只好向我们告假，让人带来她对同学们的真挚问候，表示下次聚会一定参加。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理解，只能表示遗憾了。
现在的微信真是个好东西，我们这10个同学见面聚一次虽然有点难，但微信群里却是天天见面，常常聊得热闹非凡。当然也有位同学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这位同学曾经被我拉进古典文献同学群中。同学们向他问好，他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潜水了，一个猛子不知扎进水中多深，不得而知，总之在水面上再也没见过他的影子。这次大家在同学群中商量聚会的地点时间等事宜时，才发现这位同学怎么不在群里了？原来他早已经悄悄地把自己开除了，而且还拉黑了所有同学。这种非常之举动做得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其当初究竟“潜伏”了多久，谁也不知道，这让所有同学都百思不得其解。唉！事情哪有十全十美的呢？艺术上有一种说法叫缺陷美，没有缺陷就不会有真正的美，同学聚在一起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有点缺憾也无妨。况且，这位老同学为什么销声匿迹，也可能真有什么难言之隐。人已过耳顺之年，谁都不必再强求他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了，我们还是祝他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
这次参加聚会的10位同学都兴致极高，说好中午11点到，多数人提前了半个多小时，留校的北大教授高路明从遥远的西三旗赶过来，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咸亨酒店，想看看聚会安排得还有什么遗漏，这就相当于搞重大活动时的打前站。曾经担任华龄出版社社长的常振国为了选择个好地方，先是在网上搜索，然后提前几天从回龙观赶到城里，特地对这个聚会地点实地考察了一番……这对过去只有其部下才做的事情，如今他不得不亲力亲为了，真是难为他了，应该感谢他，谁让他40年前曾经是我们班的班长呢！
同学们对这次聚会相当重视，纷纷提前来到酒店。这很好理解，谁不想和久未谋面的同学多聊一会儿呢？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很好，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只是多了几分饱经世事沧桑的成熟，多了几许凌驾于红尘之上的洒脱。往事并不如烟，大家谈天说地，畅叙同窗之谊。从给游国恩教授盖地震棚帮他搬家，到请周祖谟、王瑶、川岛等教授给我们讲课；从学习校勘、注释、音韵等课程，到毕业后便担任老师辅导员给学生们上课。从身体偶有小疾，到如何与医生斗智、与疾病斗勇，始终保持强健的体魄和乐观的精神。同学们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感人的，也是能感染人的，因为其散发着正能量的光和热，不时地引发同学们开怀大笑。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如果大笑四次，就仿佛这40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不过弹指一挥间。
说到老师们对我们的关心、帮助、指导、教诲，大家话题更多，几乎如数家珍般把教过我们课的老师教授们的名字都说了一遍。有的老师仅仅给我们上过一两次课，同学们仍然是记忆犹新。例如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駿教授，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等，都曾经向我们传道受业，他们虽不是我们专业的老师，但他们在各自领域里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专家学者，为我们在业务上尽快成长付出了心血。
我们专业的金开诚教授、孙钦善教授、严绍唐教授、班主任陈宏天教授等，都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大家还记得发生于我们之间的许多故事，以及老师们的很多逸闻趣事。1975年秋天，阴法鲁教授带着刘芃和我完成外交部交办的任务——编写《沙俄帝国主义侵华大事记年表》；阴教授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核实历史资料的工作方法，都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修改我们的稿件时用红色钢笔手书的蝇头小楷清晰、工整，当做书法字帖也是绰绰有余，可惜我们毕业整理东西时丢失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当年正是年富力强，虽然被某些极左的人视为白专典型，但我们对他却很尊重，尤其是在别人呼喊着“造反有理”的时候，他却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有空便翻看；直到把这本字典中的所有字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仍然爱不释手；1976年夏天，他带着我们注释《唐宋传奇》和《昭明文选》时，有时碰到某个不认识的字又懒得查字典，便问这位脾气好的裘锡圭老师，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字“晷”，既不知道啥意思，也不知道读音，为图省事，便问裘锡圭老师，怎么注释。裘老师看了一眼这个字便说，这个字比喻时光，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古代用来观测日影以及定时刻的仪器，你到《新华字典》第某某页查一下就更清楚了。我疑惑地翻开字典找到这页查，这个字果然就在这页。这功夫真令我叹为观止，也让我对裘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这种硬功夫可不是一年两年炼成的。
和我们班同学最熟的是董洪利老师，当年他是比我们班高一届的同学。他因学习成绩优异、专业知识扎实、为人忠厚实诚而留校任教。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出差和我们一起打排球，探讨问题，亲密融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佩服他。后来成为国内楚辞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经常受邀到各地或国外去讲学……这些老师们都曾经给我们解疑释惑，令同学们受益匪浅，也令我们永远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不但教给了我们知识，还教给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事……
正是由于老师们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我们这些同学在走出北大校门后，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做出了成绩。其中有两位大学教授，有两位报社高级记者，有三位研究员，有三位报社或出版社的社长或总编辑，有五位出版社编审。同学们都陆续成为各个单位的业务骨干，都具备了高级职称，并在各自领域里做得风生水起，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同学们这么多年来学术成果显著，或者著作等身，或者退而不休，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大家聊起这些年来的话题范围极广，没有主题和框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任何一个话题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任何一种真情的流露，都令大家感同身受，相谈甚欢，都能够产生无尽的联想……
明年是北京大学成立120年，据说学校要搞隆重的庆祝活动，这又是一次聚会的机会，同学们相约明年校庆时再相聚，大家相信，届时参加聚会的同学一定比这次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