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老师
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这天，在校园内的未名湖畔，我见到青年作家胡的清，她对我说要和北大中文系的谢冕教授主编一本《北大遗事》，约我这个北大毕业生写篇“遗事”。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这或许就是一种北大情结在起作用吧，而我正想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学里那些授我知识、教我做人的老师。
我从北大毕业已经多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有些人却更加清晰，更加令人回味。或者说有些事、有些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和同学们的处世为人，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我想写的这篇“北大遗事”是关于陈宏天老师的。
那是30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二年级时，一位小学生日记的发表，使本来已被扰乱的教学秩序雪上加霜。巧的是，这位写日记的小学生所在班需要聘请一位校外辅导员，北京大学的有关方面竟指示说，这名辅导员必须从我们班的学生中派出。大家像怕见到瘟疫一般，唯恐避之不及。真要感谢我们班的潘静（现在是作家出版社编审），这位曾经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英姿飒爽、骑马挥鞭的泼辣女同学，她居然在担任这个班的辅导员期间有惊无险。要知道那可是特殊时期的风口浪尖啊！如果那小学生的新日记中又捎上这位新任辅导员如何如何，那她可就臭名远扬啦，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比我们年长近20岁的陈宏天老师担任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并兼古典文献专业党支部书记。那时他刚四十多岁，中等个头，身材匀称，戴一副窄黑边的眼镜，讲台之上，显得文质彬彬，讲课通俗易懂。但在课余时间，他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打排球时作为二传手，想把球传给谁，到位准确。他还常常瞅准机会偷袭对手一个两次球，那更是稳、准、狠，常常令对方头疼。32楼是中文系办公兼宿舍楼，南面是个高出地面近一米的小操场，平时总是挂着几张排球网。我们课余时间打球时，都希望陈老师跟自己一拨儿。加上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使我们如同遇到了一位兄长，无拘无束。我们班同学与陈老师一家都很熟，陈老师和他夫人吕老师都很热情好客。我们在老师家讨论问题时如果赶上饭点，就会不客气地在她家吃饭。陈老师夫妇当年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因成绩优秀而双双留校任教。相濡以沫，关系融洽，令人羡慕。
当时很多老教授都成了“臭老九”，被批判得灰头土脸，斯文扫地，他们给学生讲课时谨小慎微，常常拿着讲义照本宣科，生怕讲错一句话而被打成当代“儒家”的代表。一些老师怕招来走“白专道路”之嫌，对学生的学习不敢过问。但陈老师却不同，他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努力使我们的学习走上正轨。例如，上面让搞“评法批儒”，他则积极组织协调邀请中文系或其他系的魏建功、王力、王瑶、邓广铭、周祖谟、阴法鲁、金开诚、孙钦善、裘锡珪、严绍棠、袁良骏等教授分别为我们讲授校勘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语言学、文学史等课程。相声演员马季、作家浩然来中文系讲课，他也招呼我们学生去听。他还主动与出版社联系，组织我们班学生进行《三国志译注》、《昭明文选》的注释，以及《沙俄侵华大事记年表》等著作的编纂工作。使我们能够尽量多掌握一些文化科学知识，在学习中尽量多出成果。他常说：“你们年轻，应该努力学习，没有知识，将来肯定一事无成，也无法报效祖国。”作为一个老师，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行动，确是难能可贵。因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是被“四人帮”的爪牙直接控制的两所大学之一。
陈老师认为老教授们是学校的精英，为了让他们认真教学和研究而没有后顾之忧，他对老教授们的生活非常关心。那年唐山发生大地震，陈老师自己家的防震棚还没有着落，他就开始为老教授们忙前忙后地张罗木料、油毡等材料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邀了我们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去为游国恩教授家盖防震棚。当天天气有些凉，他带头脱掉鞋袜跳进泥水里，用脚和泥，然后脱土坯。我们看到他一个大学老师干泥瓦匠活的身手居然很内行的样子，一问方知他是在“五七干校”学会干这些粗活儿的。我们的身上沾满了泥点，让汗水一冲，再用手一抹，变成了一个个大花脸，显得很滑稽。他伸出泥腿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想当年大禹治水时，由于他长时间泡在水里，使得小腿不长汗毛，哈哈哈……”陈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乐观幽默的人。
1976年1月8日，天寒地冻，人们的心在寒冷中更加纠结。这一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人们处于悲痛之中，我们很多同学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去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大家回来后，悄悄地相互交流抄回来的诗歌以及广场见闻。“四人帮”极其同伙对此十分害怕，马上通知北京大学各系、各专业、各班严厉追查“天安门诗抄”和所谓“谣言”。校方布置，要同学交出抄来的诗歌，交代听来的所谓“谣言”，必须要查出源头，大搞人人过关。准备将来对不听话的师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学校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颇有点人人自危。有一天上完大课，陈老师把我叫住，悄悄地对我说：“对追查谣言的事，你们不要管，我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了，咱们班的师生没有散布过什么谣言，我们要继续抓紧学习。”这一次追“谣”查“诗”的过程中，全班师生没有一个人受到迫害甚至牵连。我后来听说，当时“上面”个别人对陈老师追“谣”查“诗”的不力做法很不满，批评他“变着法儿”想让有问题的人蒙混过关。但这正体现了陈老师为人真诚，也很有智慧和胆量。
陈老师勤奋好学，永不满足。他在上大学时就是班里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秀美、飘逸，但他并不满足。他说，为人师表，学问要高，人品要正，字要写好。有一次他见到我新买的一本《钢笔行书字帖》，对我说：“只借三天，一定奉还。”我说这本就送给您吧，我自己再买一本就行了。他说：“不，借的书才会抓紧时间尽快看、认真用，你别再买啦。”第四天上午上课前，他把这本书递给我说：“好借好还，物归原主。”我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并不急着用。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摞稿纸说：“我这几天已经将这本字帖临摹了一遍。”这令我肃然起敬。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审读处工作，和陈老师一直有来往。陈老师的社会交际很广，有一大批同学学生和朋友。因此常有一些报刊的编辑向他约稿，他认为适合我写的题目，就交给我做。例如辽宁有一家名为《知识》的期刊影响很大，期刊编辑向他约写一篇介绍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他就交给我来写。我写后交给他，他编辑后转给那家期刊的编辑。不久后，我就收到了期刊编辑部寄来的刊登我文章的样刊和稿费，那还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我很高兴，给陈老师打电话致谢。他却说：“你们有进步，我就高兴，不要谢我。”陈老师就是这么一位乐于助人的人。
有一天上午，天正下着大雨。我刚到单位，陈老师却突然冒着雨骑着自行车来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他正带着一些师生搞《古文观止译注》，主编是我们专业的老教授，因病住院了。他知道我工作的这单位资料齐全，便赶到我这里查阅。我赶忙帮他找来《册府元龟》等书。快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才核查完。我想请他吃顿便饭，他笑笑，谢绝了，说以后再来吃吧，因为今天下午还有课。说完便推着自行车匆匆离去，我不知道他的中午饭在哪里吃，是否还有时间吃。当时雨很大，门前的胡同很窄，不好骑车。我看见他在雨中推着自行车的背影，他身上披着塑料雨衣，卷着裤腿，雨水顺着雨衣、裤腿往下流……这个背影渐渐远去，渐渐模糊了。
但这个背影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每每想起都好像近在咫尺般突然清晰高大起来。后来，这部书出版了，以其译注准确，质量较高受到李一氓等同志的赞扬。陈老师送了我一本，主编仍是那位老教授的名字，而陈宏天三个字只是藏在“译注说明”里的一大堆人名当中。我问他为何这样，他笑笑：“事情是我们大伙一块干的，是老教授把的关。”陈老师还曾经送给我一本《文史工具书使用手册》，这书是他根据自己上工具书使用课时的讲义编写而成，因该书是他与人合作，作者栏里的署名中，他的名字排在后面。我后来还听说，他主持编著的《中国古代寓言》署名是“集体创作”，而且稿费也给大伙分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利观，这让我受益匪浅。也使我有了一种阅读习惯，看报刊图书的作者署名时，往往会认为署名在后面的一定是作品的主要作者。
后来，陈老师担任了中南海业余大学常务副校长，除了教学、著述，还要承担很多行政工作，他显得更忙了。后来我也调到了经济日报我文艺部担任记者，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都互相惦记着，偶尔我们相互打个电话问候，或我向他约稿，他每次都是如期寄来，从未食言。而且文章讲究，文字秀丽。
不曾想，正当陈宏天老师大展宏图之际，竟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不仅令人扼腕痛惜。据说，在他去世前数小时，于出差的火车上还在审阅即将出版的书稿……
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的陈老师追悼会上，我们班在京的同学几乎都赶来送陈老师最后一程，大家很悲痛。我握着陈老师夫人吕老师的手，希望她节哀、保重。吕老师看看我，抑制住心中的悲痛，轻轻地对我说：“秋和呀，你都多长时间没来我家啦？陈老师前些天还跟我念叨你呢……” 轻轻地一句话，让我禁不住黯然泪下，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为有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陈老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他可称得上是“中国的脊梁”。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美德，会永留人间……
上面照片说明：北大中文系成立100周年（2010年）时，我们班几位住在北京的同学聚到中文系（32号楼）门前照了一张合影。右起依次为常振国（华龄出版社社长）、潘静（作家出版社编审）、凌金兰（商务印书馆编审）、徐晓红（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艳丽（群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高路明（北大中文系教授）及本人。
（此文曾收入《北大逸事》一书中，这次刊发又稍作改动）
【注】：最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我见到了陈宏天老师的夫人吕桂珍老师。吕老师告诉我，她和很多亲朋好友及师生都看到了当年发表在《经济日报》上的这篇怀念陈老师的文章。她还记得我们班的高路明、常振国、刘艳丽、徐晓红、潘静、凌金兰等同学，她对我们说了很多鼓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