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第一读者乃司马迁外孙

       最近读书，发现某书中有不妥之处，故订正一下。

      司马迁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工作之后，他又另誊抄了一份，这就使《史记》有了正、副两个本子。因为他担心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一旦遗失或遭水火，多年心血岂不白费，所以司马迁眉头一皱，想出了个办法，很小心地将正本“藏之名山”;而将副本“留在京师”。所谓“副在京师”，其实就是将副本交给家在京城的亲人收藏，这位亲人就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

      司马英嫁的丈夫叫杨敞，杨敞是宣帝时期做过两任汉丞相的大人物。司马英与杨敞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忠，二儿子叫杨恽。杨恽在宣帝时继父兄爵任常侍骑，左曹，因揭发霍光子弟谋反有功，受封平通侯。外公撰修的《史记》手稿，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这位杨恽。杨恽继承了父母双方家族的许多优秀基因，熟读《春秋》《左传》等书籍，才华卓著。此外，杨恽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清正廉洁，轻财好义。他很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因而在朝廷上名显一时，人人都以为其前途无量。

      据《汉书》记载，父亲杨敞去世时，身后留下遗产五百万，杨恽大方地把这些钱财分散给了同宗族的人。其生母司马英去世得早，父亲续弦，给他找了个继母。父亲死了，杨恽对待继母如同对待亲娘，孝敬有加。继母死时也留下几百万的家财。继母遗嘱中称，全部归杨恽继承。杨恽没听继母的，而是把这几百万分送了继母的兄弟们。父母先后两次留下近千万资产，杨恽分文不留，“皆以分施”，可见其是位不贪财的人。

      杨恽这样一个既有才华，又清廉正派、仗义疏财的人，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史书上记载，杨恽这个人高傲自负，喜欢自我标榜，好吹嘘自己德才兼备的能力。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其个性倔强，说话刻薄，批评职责他人的时候，老爱戳别人的痛处，揭人的疮疤。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其自恃才高，嘴巴不容人，同事中但凡有谁与自己的意见相悖，他绝不留情面，甚至贬损得人家无地自容。

      这种性格和脾气，乃官场之大忌。杨恽因此在朝廷里得罪了不少人，树敌颇多。但他自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依然我行我素。朝中有位太仆，叫戴长乐，是汉宣帝早年落难时的知己，刘询意外做了皇帝，立马召这个哥们儿到身边，安排做了亲信宠臣。杨恽对这种人看着不顺眼，十分讨厌他。跟这种人过不去，杨恽的下场是注定要倒霉。果然，这位戴长乐经常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造谣中伤，搬弄是非，把杨恽说得一无是处，杨恽最终被废为庶人。

      但杨恽秉性难改，罢官为民后，虽灰心于政治，却决不安分守己，他开始“家居治产业”，着手经商。聪明人做啥像啥，经商时看准了房地产项目，很快发了大财，“起室宅，以财自娱”。但他依然高调行事，张扬恣肆，仗义疏财以为乐。他认为挥霍自己挣的钱，与他人无关。杨恽富豪的日子过得得意洋洋，自由自在。交结天下有才能的英雄好汉。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花天酒地，名闻一时。

      杨恽认为政坛处境诡谲，在商场张扬不关他人，满以为自己就此可以风风光光生活下去。殊不知，像他这种得罪过小人，有过政治伤疤的人，经商发财，照样会有人羡慕嫉妒恨。于是便有人对其致富之道产生种种揣测和非议，怀疑其做生意是靠行贿受贿等不正当手段而发的财。杨恽有个好朋友叫孙会宗，任安定郡太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写信提醒杨恽，从官场上高位退下来的人，就应当待在家里谨小慎微，千万别经商置业，更不要去结交天下宾客，再图虚名。“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 杨恽读罢好友的信，犯了倔脾气，他认为自己是凭真本事守法经营赚的钱，还不让我花个痛快。他愤然给孙会宗回了封信，这封信措辞文采飞扬的《报孙会宗书》，几乎可与其外公的《报任安书》相媲美。

      杨恽在信中大发牢骚，愤世嫉俗，鞭笞小人，痛快淋漓，顺带着连好友孙会宗也挖苦了一通。这种信给好友看了还问题不大，如果小人看到，可能就不好了。结果不久，这封信给他惹来了麻烦，不知怎么的竟真被小人看到而告发。有些糊涂的汉宣帝也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恽逮捕入狱。最终，以大逆不道罪问斩，其老婆孩子流放西部酒泉郡。一代文人豪杰就这么牺牲掉了性命，不禁令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