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最懂得爱恨情仇
长篇纪实文学《革命的事儿》序言——于大卫
本文作者于大卫（左）与本书作者采访电影艺术家谢添。（摄于1988年）
还是带着那让人捉摸不透的、似笑非笑的表情，秋和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递给我说：“你这个作家不要老在家里自己搞创作，也看看别人的创作，这是我写的当年刚刚参加革命时的事儿，抽空看看，顺便提点意见。你要能写篇序言，更是我求之不得荣幸。”
档案袋厚厚的，端在手里沉甸甸的，看来字数不少，便问：“都是哪些革命的事儿？”
他神秘的笑道：“就是我们当年在北大荒干革命的事儿。
我与秋和相识相交20多年，他是个笔耕不辍的勤奋之人，涉猎广泛，已经出版了多部集子，经常在情理之中抖出几个意料之外的大“包袱”，谁知道这袋子里装着的那些“革命的事儿”读者是否感兴趣呢？
晚上，为了打发时间，我照例耐着性子看完几个电视台播放的远离真实的花里胡哨剧和爱得死去活来的无病呻吟剧。荧屏何时才能返璞归真，何时才能拍出具有民族特色又赏心悦目的电视剧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想睡觉却又睡不着。我忽然想起秋和给我的那个装着“革命的事儿”的档案袋。我抽出稿子，拿起放大镜，认真地读了起来。
真没想到，我竟一口气看到次日凌晨，居然老泪纵横，唏嘘难止……这部书稿把我带回到迷迷蒙蒙、痛心疾首又刻骨铭心的1969年，勾起我记忆深处的并未尘封的诸多往事……
1969年3月，江南正是杂花生柳，群莺乱飞的大好时节，我也在任人批斗、任人辱骂、任人驱使的8个月专政生活中刚刚被解放出来。很多的人都视我为他们恩赐下的产物，视我为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若不是政策的催促，他们才舍不得释放我这个刚刚29岁的“漏网大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呢！
我是学中文的，因为反对把语文课变成阶级斗争教育课而饱受谴责和非议，这也是我被揪出来的主要原因。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大概是怕我继续放毒，在让我接替怀孕的一位女老师当班主任的同时，改教学校“六九”届三班的数学课。“没教过也得教，这是考验你是否脱胎换骨的机会”。校革委会主任以教训牛鬼蛇神的口吻对我说。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站在教室门外准备上课时的紧张心情，生怕被学生们轰出来，怕讲堂又变成批斗会场。因为我是牛鬼蛇神，是狂热的红卫兵小将最为痛恨的阶级异己分子！连革委会的人也不愿为我重上讲台说几句鼓励的开场白。铃声响起，我硬着头皮跨进教室。既没有掌声也没有嘘声，除了安静便是一双双难以理解的眼光，看得出来，我们双方都很谨慎。他们是心存怀疑，我则是忐忑不安。他们有主宰我命运的主动权，而我则准备听他们高唱语录歌、忍受被他们赶出教室后的尴尬。
我终于讲完了人生最难讲授最受折磨的第一节数学课，下课铃声适时地响起，我轻轻地说：“这节课就讲到这儿，明天再见，下课！”所有同学齐刷刷地站起，向我行注目礼，把我送出教室。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批学生，从那以后，他们冒着其他年级学生不屑的眼神和骄傲的谩骂，承认了我这个新班主任。他们在帮我恢复自尊与自信的同时，又给了我工作和生活信心和勇气，使我内心即将湮灭的热情又迅速燃烧起来。当别的年级学生骂我时，三班的男同学会在怒目而视的同时在我周围很快形成一个保护圈。当学校有集体活动时，全班同学为了不让革委会挑我的毛病，团结一致地出色完成任何工作。三个月后，黑龙江兵团来人到我们学校招收知识青年，这是为了响应领袖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彻底粉碎帝、修、反将复辟的美梦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重大战略部署。我的学生们满腔热血，昂首阔步地接受了考验，我教的三班更是全班都报了名，包括几个独生子女，他们中最小的应该和秋和一样大，才满15周岁。
当火车轰隆隆离开北京的那一刻，喊声、歌声、哭声混成一片，望着朦胧的绿色，望着伸出窗外的一双双稚嫩而无助的小手，我的心就像被扎了几刀似的疼痛，多天后好像还在流血……秋和在这本书中也写了这一幕——那么真切、那么慷慨悲壮，那么可歌可泣，那么催人泪下……
我的学生们在北大荒的那些日子里，一直和我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他们在信里坦诚地写了受到的磨练和成长，没有怨言、没有消沉、没有抵触、没有痛苦；有的是那脚踏沼泽胸怀天下的豪迈；有的是战天斗地、扎根边陲的无私奉献；还有的是国家民族惟其是尊的永远不变……
所有这一切，在秋和的书中随处可见，字里行间全是沸腾的热血与青春的无悔。他写的朴实无华，真挚感人；他写得凄美含蓄，壮丽辉煌。
真正让我没齿难忘的是我和学生们在2002年的首次聚会，那是9月的第一个周日，当年的班主任办公室内。学生们在室内分成两行，像迎接贵宾似的欢迎我的到来，我只当了他们三个月的班主任啊！可是他们却用热情的掌声和甜美的笑脸来与我见面，望着岁月在他们脸上划下的横七竖八的条纹，望着些许带着当年纯真无瑕的目光，我欣喜的猜着、听着和叫着他们的名字和绰号……
学生们一致要求我先讲几句，我只得站起来，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让我的万语千言从何说起呢？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竟说出这样几句话：“见到你们，我真高兴，可是，有一件事在我心底埋藏了许多年，那就是当年我动员你们去北大荒，究竟是对还是错？”
空气似乎凝固了，我们互相望着，竟变得无语幽咽。突然几名女生先叫起来：“于老师，这些事跟您没关系！我们去得对！都不反悔！我们在那里经住了考验，现在懂事了。”
不知是谁带头轻轻地唱起了当年那首激动人心的歌：“迎着风雨迎着阳光，爬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盖起厂房；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嗨！革命的重担挑在肩上，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上，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奋勇成长，朝着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
歌声越唱越嘹亮，唱着，唱着，唱出了眼泪，唱回了远走的青春，这就是我的学生们，当年的知青，他们是伟大的一代，秋和就是这代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者，就是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秋和的这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好书，书里边会告诉你，什么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什么叫团结奋战、无坚不摧，做什么事情才算是“革命的事儿”。我还要加上我的体会：经历过“严寒”考验的北大荒知青最懂得爱恨情仇，最懂得生死与共，最懂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最把民族危亡牢记在心，他们有无私的胸怀和博大的宽容，他们有卓而不群的远见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们始终在各自坚守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完全彻底的付出！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只要具有了这种精神，后来都成了各条战线的佼佼者。如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还有文化艺术界名人如姜昆、濮存昕、赵炎、梁晓声、肖复兴等；还有一大批新闻出版界的社长、总编辑，还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和优秀企业家等，活跃在各行各业……
看完秋和的这部书稿，我想起他那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猜，那可能是经历过大喜大悲、大彻大悟后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或许是到了现在，你拿我不知所措，我拿你也听之任之的一种最佳宣泄，对吗？秋和？
可是我，我不愿把一切弄得水落石出，不愿追究事物的来龙去脉，我宁愿装傻，我宁愿乐得自在，永远看着秋和，因为他正在微笑……
电影艺术家杨在葆与记者于大卫、王秋和、江庭梅及著名演员刘晓庆（左二）在广东佛山举办的全国首届十大影视明星颁奖会期间。摄于1988年
【注】本文是于大卫先生为王秋和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革命的事儿》所作序言。于大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华夏中国根文化传承协会会长、中国电影电视记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曾任新观察杂志社记者部主任。创作有3000多首诗歌，出版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