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引起衰落的病根儿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

本文转自：潇湘经略（jrjnfq）

本文基于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有补充与修订。该论坛由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云汉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大陆学者的不同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1

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说起，看看在十八世纪的全球变化中，中国的“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得中国逐渐衰落的？

王赓武，1930年10月9日出生于荷属东印度，历史学家、教育家，原香港大学校长。1955年获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 ；1997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史以来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王赓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2018年9月7日，荣获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毫无疑问，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十八世纪大清帝国衰落历史，多多少少有一点“自今之视古”，希望从十八世纪的大清历史，为今天中国的现状寻找兴衰的渊源。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学者是寻找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至于这些病该怎么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儿，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

至于“兴盛”或者“崛起”，我们留给朱云汉先生来详细分说。

朱云汉教授出生于1956年，1977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1979年获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1987），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副教授，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 

2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那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见其《中国史》“自跋”）。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本书是他积四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乾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那个皇帝执政六十年？有那个皇帝五代同堂？有那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作者罗威廉教授是驰名国际的清史专家，他同时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可是，放在全球史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什么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之外，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我写过一本书，叫“想象异域”，说李朝的朝鲜文人想象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想象中国，中国却是莺歌燕舞。

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其中不少是在中国史料中难得看到的。作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燕行文献中，“中国”对于李朝朝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异国”，“大清”对于朝鲜文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游览胜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已经“华夷变态”，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他们在复杂心态下，近距离观看中国，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

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乾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指英国——编者注）那样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发明出蒸汽机（瓦特，1776），出现了“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3

首先讲第一点，也就是帝国内部庞大的疆域、族群。

康熙到乾隆，一个最被夸耀的成就是版图扩大，这当然很了不起，因为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说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国”。回看十八世纪的历史，从康熙打败噶尔丹，到雍正改土归流，到乾隆所谓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关外非吾土”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原本主要为汉族的王朝，变成了涵容汉、满、蒙、回、藏、苗的帝国。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罗威廉所谓“盛清”的“盛”，主要就是指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写了一本书就是《乾隆帝》，也承认他的这些功绩。

《乾隆帝》一书为美国著名清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委员会主席欧立德（Mark C. Elliott）2009年出版的同名英文著作的中译本。原书为Longman出版社世界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之一。作为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西方读者对 乾隆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古代帝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将18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历史潮流联系起来，对流行的“清代中国是对外封闭的”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作者利用大量的中文原始文献，解读乾隆生平的每一个细节，准确地还原了这位曾竭力将自己“神化”的古代帝王的真实面貌。

不过，这种庞大帝国很伟大，但也带来麻烦：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无论是远赴三千里外征服新疆准格尔汗国，还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贵州苗疆改土归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要花很多钱（像平定仅三四万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万两银子，伤亡近十万）。据徐中约说，平常朝廷开支不过三千五百万两银子，如果没有战争，大概有个三五百万盈余，但是一旦大规模征伐，就得有巨大的开支。怎么办？就得靠征收格外的税，让商人出资，卖官鬻爵。朝廷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远方的战争和驻守的军队，据说十全武功要耗掉一亿两千万两银子，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尾，其实“内囊已经尽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虽然可以理解为和珅贪腐得厉害，但也可以看到，到了嘉庆朝，帝国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另一方面，帝国内部除了作为主体的满汉蒙之外，各种异族对于帝国的认同，也相当麻烦，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将军三种不同的体制来管理。可是，各地的动乱此起彼伏，经历了回民、苗民、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叛乱，帝国已经有点儿吃不消了，这也是造成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显然，大帝国有大帝国的麻烦，所以，后来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后，延续“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虽然相当伟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就相当棘手，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

4

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面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固执和僵化的问题。

过去讨论十八世纪，往往会说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对，说中国不曾傲慢，也不曾闭关锁国，虽然是朝贡圈的老大，但对各国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国学者何伟亚那本《怀柔远人》。其实，这是有意立异，不过是后现代后殖民的路数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会那么平等地“协和万邦”，其实，皇帝始终是中心，中国始终是中心。

《怀柔远人》的主题是清代礼宾与1793年马嘎尔尼英国使团，书中分别考察了清朝与英国对遣使事件的叙述，以便强调双方不同的实际操作模式与观念框架。在批判性地评介了其他有关清代外交关系的观点之后，第2章提供了一个对清帝国及其统治状况的全景式的考察，第5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并特别关注宾礼。第3章讨论18世纪大英帝国国内文化背景，展示在知识贵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贸易及对中国的了解”。第4章重新检讨马嘎尔尼勋爵对觐见过程前前后后的叙述。第6章和第7章透过清朝的礼仪和统治观念来审视清朝有关这次觐见的记载。第8章把双方的叙述列在一起，合而观之。第9章，在对这次清英相遇做出一些总结之后，回顾了中西关系史中对马嘎尔尼使团的研讨。

这和皇权独大下的思想专制相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对内部要思想统一，对外部是文化傲慢，这是一个定势。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皇帝在思想辩论中的角色。如果说，中古时期的皇帝，还只是在一旁居高临下充当思想辩论的仲裁者（就像汉代的“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灭论”的讨论，唐代皇帝喜欢在宫廷里听“三教论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却常常直接充当思想的辩论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论争（像宋孝宗的《三教论》和《科举论》，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到了十八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雍正皇帝干脆自己操刀，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借了曾静案，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讨论华夷之辨的错误、皇帝神圣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不光是王汎森讲的“毛细管”作用，还有强大的“锻压机”作用。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聚焦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尝试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第二部分则以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及其在道咸以降的复出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造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删节，在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而这个定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训政”与“党国”成为主流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那么，在皇权笼罩一切的专制政治制度底下，说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径和“作帝王师”的理想，说不好就只能“著书都为稻粱谋”。知识分子怎么能轻易挣脱专制皇权、政治制度对文化思想的钳制？而在专制皇权、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间越来越窄仄，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凭着这种传统，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惠及全球的价值，发展出保证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

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同样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共28卷，两千万字，71, 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两套书各自的取向和影响是什么，好像也差得很远，百科全书似乎是朝向现代的，四库全书当然是回向古代的。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象”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当四库全书的编纂，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的时候，可是，欧洲的实用知识却在发展和整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几年的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而之后几年的1789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

5

最后第三点，就是帝国中央权力，皇权也就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和强大。

美国学者牟复礼（F. Mote）说过，蒙元、满清都是非汉族政权，他们由于军事上的崛起，习惯于严厉的控制，他们摧毁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对皇权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清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使内阁虚设，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皇帝亲自披览各种文件，所以才有庞大的朱批、上谕，事无巨细都由皇帝管；从雍正到乾隆，贯穿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字狱，大家记得曾静、岳钟琪和吕留良案吧，臣下该死，圣上英明。

所以，许倬云先生说“清代的君主，独擅威权，天下臣民，都是奴隶”，绝不止是满人包衣之类自称“奴才”，而士大夫呢？许倬云也说，“在领导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权独大，国家太强，地方也好，社会也好，士大夫或知识人阶层也好，甚至商业贸易，都受到制约，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税代理人”，顾炎武《郡县论》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根本实现不了。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看一下欧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乔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杂志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驳回，宣布无效，就像在座的王赓武先生所说，这种宪政制度棒极了，“每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宪法”，这是英国《大宪章》之后，延续洛克政治思想才发展出来的宪政主义，更何况在英国，当时已经是政教分离（参看《王赓武谈世界史》）。而在中国，皇帝就是政治权力、神圣象征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就说中国是“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皇权或者国家的权力太大，始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是，（1）没有“祖国/国家”和“朝廷/政府”的自觉区分，就是王赓武先生说的宪政：“君主”和“法律”的自觉区分，政治权力就无边无际，用皇帝或国家名义为所欲为，制度和政策就缺乏理性；（2）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各自分工与权利分配，地方、乡绅、商贾就缺乏积极性，社会力量就形不成，商业贸易就没有制度保障，政治权力和经济行为也不能权责分离。（3）皇帝或者朝廷的权力太大，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就不能分化，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阶层就不可能成为批评和监督的力量，“道统”无法制约“政统”，理性和文化的力量就没有办法起作用。（4）皇帝、天朝为中心的朝贡制度，那时要面子吃亏的，它是政治的，不能放任商人的自由发展，当官方体制面对商业市场，也就是想方设法赚钱的自由贸易，差别就很大了。这使得清代中国从盛世之后就陷入困境，到了晚清局面不可收拾，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力量起来，清流之类的士大夫兴起，各个口岸开放，但为时已晚。甚至直至今日还没有从困境中走出来。

晚清时期上海街边的小吃摊

这里顺便说一下，过去东西方很多学者喜欢讲“江南”，觉得十六到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甚至比英国经济还发达，中国才是那时的“世界经济中心”，所以，比如加州学派就用“江南”和“英国”比较，讲白银资本，讲大分流。虽然他们的初衷是自我批判，是否认欧洲中心论，是对西方近代的质疑，但是中国作为帝国，江南作为帝国高度控制的一个地区，和一个独立的、拥有殖民地的、现代制度下的新兴帝国，怎么可以比？其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帝国国家控制力的强大，对于财富增长和分配的影响，对于市场、原料、关税等的国家调配，与英国很不同。你不能简单比较，否则我们要问，为什么江南或者中国没有形成“产业革命”和“现代社会”？

6

关于“漫长的十八世纪”和“盛世背后的危机”，我就讲到这里。最后我想回到世界史中，讲一个小故事：1796年，当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退位，据说他退位是为了向他的祖父，也当了六十年统治者的康熙致敬，所以他选在这个时候退位，但是，他还是把皇位传给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了。恰好同一年呢？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他拒绝了第三次连任，为的是要坚决捍卫民主的总统制度。

最近，有人提起这一点就说，在我们有关历史的印象中，华盛顿好像比乾隆皇帝晚得多，好像华盛顿是现代的事情，乾隆皇帝好遥好远，其实，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两人同样在1799年，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去世，不是华盛顿近乾隆远，只是从制度上看，确实一个太古代，一个很现代。

乾隆帝与华盛顿

也许，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另一种“大分流”，也就是十八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中国的衰落。

-END-

书单：往日推荐回复书单以及目录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