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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新冠疫情是历史的催化剂而非转折点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法意读书 Author 法意编译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 | 文
导言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和前国务卿克林·鲍威尔的幕僚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于2020年4月7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写《流行病会加速历史而非重塑历史》(The Pandemic Will Accelerate History Rather than Reshape It)一文，对新冠疫情过后的世界图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哈斯认为，新冠疫情虽然影响重大，但绝非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而只是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美国领导力的下降、去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民主的衰退，这些趋势远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而新冠疫情只是使这些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疫情过后的世界图景会更近似于一战后而非二战后的时期。
现在预测危机结束的时间还为时过早。无论是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疫情结束的时间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保持社交距离的指导意见和卫生建议；取决于快速、准确、可负担的检测，抗病毒药剂和疫苗的研发；也取决于提供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援助水平。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危机过后的世界的一些特征。美国领导力的下降，全球合作的减弱，大国间的不和——新冠肺炎出现前的国际环境就具有这些特点，这场大流行病则使它们前所未有的引人注目。这些特征在今后的世界中可能会更加突出。
“后美国”世界
当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领导的显著缺乏。美国既没有号召世界以共同努力应对病毒或其经济影响，也没有号召世界追随自己的领导来处理国内问题。其他国家在尽其所能自我应对，或者向中国等已经度过疫情峰值的国家寻求援助。
很难想象现在会有人宣扬“单极时刻”。但是，如果危机过后的世界中，美国的主导地位下降，该趋势也并不新鲜。这一点在至少过去十年内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某种程度上，这是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描述的“其他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的结果。“其他国家的崛起”削弱了美国的相对优势，尽管其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实力仍在持续增长。但更进一步的讲，与其说这是美国能力下降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意愿动摇的结果。巴拉克·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Barack Obama)从阿富汗和中东撤军。唐纳德·特朗普总统(President Donald Trump)主要调动了经济力量与敌人对抗，但他基本上停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并试图在阿富汗采取同样的行动。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他对结盟和维持美国在处理重大跨国问题上的传统领导作用都兴趣寥寥。
这一改变的前景是特朗普“美国优先”要旨吸引力的重要来源。“美国优先”的要旨承诺，如果美国减少在海外的行动并集中精力应对国内问题，美国就会变得更加繁荣强盛。这一观点隐含的假定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许多作为都是浪费的、不必要的，并且与国内福祉无关。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这场大流行病强化了这一观点，尽管大流行病在事实上所强调的其实是国内福祉如何会被美国之外的世界所影响。人们说，美国应当纠正原先的做法，集中资源应对本土而非海外的需求，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实力。这是个错误的选择，因为美国需要也能够两面兼顾，但人们很可能仍然就此争论不休。
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同样意义重大的是美国的榜样力量。早在新冠肺炎肆虐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经急剧下降了。由于持续的政治僵局，枪支暴力，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当管理，以及毒品的泛滥等问题，美国所代表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联邦政府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回应迟缓而前后不一，并且往往毫无效果，这又强化了一种已经普遍存在的观点，即美国已经迷失了。
无政府社会
一场源自一国并快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大流行病界定了一项全球挑战。这同时进一步证明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这场大流行病席卷了一切国家，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富有还是贫穷，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而缺乏的是出现有效全球回应的迹象。（牛顿第三定律在这里显然不再适用：全球挑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存在与之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反作用力，也就是全球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本应是应对当下威胁的核心，但它实际上几乎无关紧要，这充分说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现状。
尽管这场流行病使得这一现实变得特别明显，但其背后的趋势早已出现：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无法独自成功应对的全球挑战终将出现，而全球组织同样无法成功跟上这些挑战的步伐。确实，全球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差距为大流行的规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糟糕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国际社会”的措辞已经投入使用，好像“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已经存在一样，但这一概念主要还是一种期望，只能适用于当今地缘政治的少数几个方面。而这一现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对于这场大流行病的主要回应是在国家甚至次国家层面，而非国际层面展开的。一旦危机过去，关注的重点就会转移到国家复苏。有了这一背景，比方说，人们就很难对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抱有热情，特别是气候问题仍然被不正确地视作一个遥远的问题。当人们倾向于解决更加紧迫的问题时，遥远的问题总会被搁置。
造成这种悲观态度的原因之一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美中关系多年以来却一直在恶化。这场大流行病同样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摩擦。华盛顿的许多人都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责任。中国现在试图把自身塑造为一个应对大流行病的成功典范，并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些行动只会使得美国的敌意增加。与此同时，当下的危机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这一观点，即美国在亚洲的留驻属于一种历史反常现象，也不会使中国减少对美国在贸易、人权、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的不满。
在恐惧的驱使下，使两国经济“脱钩”的观点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前得到了大力推动。美国恐惧自身在许多必需品上会过于依赖一个潜在的敌人，并且过于容易受到中国的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剽窃的影响。受到疫情的影响，使两国经济脱钩的推动力会进一步增强，但对中国的担忧只是一部分原因。人们将会重新关注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随之而来便是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的渴望。全球贸易将部分恢复，但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而非市场调控。
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反对大量接受移民和难民的呼声在疫情之下同样会变得更为高涨，而这一趋势至少在过去五年中都已经相当明显。这部分是因为担心输入传染病的风险，部分是因为高失业率会使社会对接受外来人口持警惕态度。流亡者和难民的数量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而随着这一数量继续显著增加，经济将不再能够供养这些人口，反对的力量也会进一步加强。
其结果将是普遍的人类苦难，以及使国家无力承担的更大负担。数十年来，国家的衰弱都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而大流行病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会使更多国家变得衰弱或崩溃。几乎可以肯定日益增加的债务问题会恶化这一局面：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公债和私人债务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支出覆盖医疗保健并救济失业者的需求会使得债务继续激增。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会面对其不能满足的巨大需求，而发达国家在具有本土需求的前提下，是否会乐意提供帮助还是一个未知数。疫情在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整个非洲确实可能出现“余震”，而这足以对全球复苏造成影响。
新冠肺炎在欧洲的传播也凸显了欧洲计划失去动力的问题。欧洲国家几乎是在独立应对疫情及其经济影响。但是其实人们远在危机之前就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丧失了热情——英国脱欧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鉴于各国都在考虑对本国边境的管控是否能够减缓病毒扩散，在大流行病过后的世界中，首要问题是各国首都会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布鲁塞尔成为中枢。
这场大流行病可能加剧过去15年来显而易见的民主衰退。政府将被呼吁在社会中起到更大作用，从而限制人口流动或提供经济帮助。公民自由将被许多人视作这场抗疫之战下的牺牲品，被视作危机下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非自由国家的威胁在疫情过后仍将存在；事实上，当人们注意力被转向其他地方，这些威胁可能大大增加。
更加失序的世界
三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失序世界》的书。该书描绘了这样一个全球图景：加剧的大国竞争，核扩散，衰弱的国家，汹涌的难民潮，兴起的民族主义，以及世界范围内削减的美国作用。这场大流行病所改变的不是失序与否，而是失序的程度。
理想状况下，危机会使人们重新致力于创造更加强有力的国际秩序，例如二战的大动乱所导向的安排便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中促进了和平、繁荣和民主。这样的秩序加强了在监测传染病爆发以及处理其后果上的国际合作，并增强了应对气候变化、规制网络空间、帮助强迫移民、处理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意愿。
但我们难以相信在最近的全球灾难结束后，历史会再一次重演。当今的世界无法被轻易塑造。权力前所未有的分散，被掌握在诸多国家和非国家组织手中。几乎没有统一的共识。新技术和新挑战远超应对它们的共同能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享有美国在1945年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并不愿意起到国际领导作用，这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长期战争所带来的疲惫，以及国内需求增长的结果。就算前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这样在外交政策上的“传统主义者”于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来自国会和公众的阻力仍然会阻止美国重新在世界上全面发挥广泛的作用。此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同时兼具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的愿望和能力。
二战后，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威胁促使美国公众支持自己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承担领导角色。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有过这样的著名论断，即政府需要制造“比事实更清楚”的理由来使美国人民和国会信从遏制苏联的努力。一些分析家指出，提出中国威胁也会相似地引起公众当下的支持，但是以对抗中国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不能与应对影响当前世界的全球挑战相适应。与此同时，呼吁美国人民将这些全球问题的处理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观点将持续无法获得认同。因此，更值得参考的先例或许是一战后而非二战后的时期，一个美国干预程度下降、国际动荡加剧的时期。其余的，正如他们所说，都仅仅是历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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