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一代一代都会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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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一代一代都会涌现

经济人读书会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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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嘉映，来源参考单读

放弃唯一性，坚持真理性

（摘自陈嘉映新著《走出唯一真理观》）

▲陈嘉映，1952 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我从普遍主义转开，这可能跟我的政治思想有点儿联系，在政治观上，我不再信从唯一真理。80 年代之后，我不再认为历史有一个必然的目标。我个人始终向往民主宪政，进入近代以来，我看不到什么别的政治体制能够比民主宪政制度更优越，想不出如果没有民主宪政，近代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民主宪政带来的远远不止于经济增长上的成就，还有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还有人与人的关系的成就。就此而言，我的想法没什么改变。但我不再认为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处境如何，都应该采纳这种制度。民主宪政是不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归宿，我也不那么肯定了。

民主宪政制度是十六七世纪以来在西方生长起来的，那时候，西方开始主导整个世界的走向，二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大致和平繁荣。但这个格局我个人认为正在扭转当中，由西方主导世界的局面将一去不再复返。这个转折是全方位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二

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一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苏联解体的时候，自由主义似乎完胜，福山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这简直成了笑话，看看这二三十年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化吧，民主宪政制度还说不上在衰败，但它的生命力远不像从前这么强大了。

会不会有另外的制度更适合新的社会状况？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或多种政治形式代替民主宪政，成为将来的主流，或者干脆就没有主流，这些可能性我现在觉得都是有的。这些可能性也许来，也许不来，我不知道。

《走出唯一真理观》

陈嘉映著

艺文志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0-5

我说代替，并不是说新的可能性一定更好。我不是进步论者。适应性不一定是好的，适应性在一个意义上当然是好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不一定是好的，蟑螂比熊猫更适应地球的环境。你要是站在公元前后的罗马展望此后的一千年，你不见得会为将来欢欣鼓舞，你倒可能感到挺焦虑的。

我倒也不是悲观绝望。乐观和悲观，其实都跟长程历史没多大关系。这也是我的想法的一个转变。刚才说到，我们一代人的抱负，总跟社会有关，跟政治有关，希望能够对社会有益处，最后实实在在改变这个社会，使这个社会向我们所认为更可欲的方向发展。

刚才也讲到，最初，我会认为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像黑格尔或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无论什么道路，逐渐会归聚汇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上来。我们个人的追求要跟历史的发展相应，历史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个人就往这个方向去推动历史的发展。

但是 80 年代之后，我的想法不同了，大概意思是说，历史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历史会沿着意想不到的道路发展。历史的远景我们看不清楚。技术发展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变化，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它们的影响，你们年轻人比我感知的多。历史的远景我们看不清楚，不必投入太多的情绪。

实际上，小到个人的一生，大到世界的历程，不一直是这样吗？让我们憧憬，让我们焦虑，让我们的一些希望失望了，让我们的一些恐惧成真了，也让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产生了。

我觉得我们的行动，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做，不能够过多依赖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判断，这些判断几乎从来都是错的——大势的走向倒不一定跟我们判断的相反，但世界总是提供了很多我们事先没想到的可能性。

从前，我可能倾向于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成人类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不是这样来思考政治和历史。没有像柏拉图理念那样的一种政治理想，更需要了解的是实际的历史进程，我们眼下的实际社会状况。

我们并不是看到了历史的最终走向，把所有的努力归拢到一起来促进历史发展——即使真有这么个走向，它还可能是我不喜欢的走向呢。引用长程历史走向来为政治行为作证都是伪证，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就够我们用来做判断了。我有时候会跟周濂交换这方面的看法，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要说不同之处，可以说，周濂更多关注政治哲学、政治理念，我更多的关注政治史和实际的历史吧。

但这样一来，个人跟历史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说的是长程历史，那我干脆说，没谁能看清他跟历史发展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做的事情过多的跟历史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把我们做的事情拉近到你大致看得明白的地方来——你知道这是好的，你不知道它终极是好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这是你应该做的。这不是什么千年大计，但它是实实在在的思考和行动。

我希望我这么说不是完全胡言乱语。我针对的是过去的那种历史观，把我们个人的所作所为融入到那种整体的历史发展中去。历史往哪里发展，一千年后的事，我们真的不知道，但眼下有些可能性，我们能看到一点儿，我们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去做一点儿。我们的认知十分有限，我们努力放开自己的视野，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太远的远景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也许有些大趋势，例如，技术越来越发达，成指数进步。例如，近几个世纪，整个世界向平民化发展。但这跟你要做什么没啥关系。我想说，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的历史观点是什么，更多的从那种大的历史观拉回来，拉到一个你比较有把握的认知中，以此来塑造和调节你个人的生活和事业。

这并不是说，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如果历史就这样发生了，我们还去阅读和研究历史干吗？最多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我们读历史，因为历史拓宽了我们看待现实的视野。我们读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为了看清历史的总体走向。在人类的整体发展中给自己找个位置，这只能是幻觉。历史教给我们更具体而微的东西，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

▲画中的苏格拉底

哲学思考并不会提供终极答案，这一点，有些人听来觉得怪绝望的，但不一定，有点儿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他说哲学问题是这样一些问题，是些你随时可以把它放下的问题。至少到我这把年纪，我没那么勉强自己，能做点最好，因为我喜欢工作，不工作就觉得没好好过日子。但是，做不动了或做不好了，我就不做，我跟我的学生说，等到什么时候我在课堂上像一些老先生那样，不断重复自己过去讲过的，说上一遍又一遍，我说你们如果真爱你们的老师，你们就要好好告诉他，您该好好回家吃点喝点，过你的日子。油干灯尽，啥都不做了，我觉得 fine。年轻人接着做，用新的方式来做。

眼下说，我还会接着走一段，但大概不会沿用从前那种工作方式了。写一本书，把你在一个领域的思想整理出来，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方式。我现在对这种方式抱有很深的怀疑，时代变了，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变了。我不知道下面还会怎么做，大概不会是再写一本书，比如政治哲学方面的书，可能更愿意就一本别人的书，做 comments（评述）来阐述我在政治哲学方面的一些思考。

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不太流行，叫做《弑君者》，判查理一世死刑的那个律师约翰·库克的传记。读那本书我挺有感觉的，你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和西方这两种不同政治传统中碰到这种政治危机时刻，这种重大的历史转变时刻，人们的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反应，我觉得要是沿着这样一个事件去讲中西方政治思考和政治处理方式的不同，比起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来讲中西政治哲学差异，我觉得更落实得多。

《弑君者》

[英]杰弗里·罗伯逊著

徐璇译

三辉图书丨新星出版社出版

2009-4

我刚才提到哲学已死这话，愿意做哲学的年轻人听来，这怪丧气的。我个人理解，哲学的终结大概是这个意思——哲学是求真的思考，目标是无所不包的唯一的真理体系。

简单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性，一个是唯一性。很多人，包括我，不再接受真理的唯一性。非把两者连在一起，有些人就干脆放弃了真理性。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方面要放弃唯一性，另一方面要坚持真理性。这是有点儿难的，但难的才有意思。

放弃唯一真理这个想法，并不是要引来粗俗的相对主义结论。尼采提倡“视角观”，用后来的话说，他不接受上帝之眼。各有各的视角，这的确可以导致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是绝对主义的一种变体，把自己的视角视作无法调整的。其实，我们在对话中时时都在调整自己的视角。能对话就不是相对主义。

我一直说，我们不能靠把一切都归拢到一个绝对的观点之下来克服相对主义，真能消除相对主义的东西，相反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儿什么。

这时候，你的信念和行动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因此，此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虚假的。跟你不同的人，跟你冲突的人，他有他的实在。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的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是的，他有虚假的虚幻的东西，因此你要与他一争，但这个过程是双方的，你也有你的虚假和虚幻，你也要在这种争执中变得越来越实在。

如果我想的对头，那么，可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叫不叫它哲学？哲学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还远远的不会死。

跟我们相比，年轻人有优势。单说外语，他们明显比我们这代人强很多。他们受到更正规的学术训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把眼光拘囿在学院范围之内，要把学术上的问题跟他自己人生的问题，跟他时代的问题连到一起。